1.蛮荒与天堂:延伸的双重梦幻 几千年来,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华夏文明被视为最伟大、最杰出的文明,是世 界文明的中心,外在的世界只不过是夷狄之国,蛮荒之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古 代中国人又把周围的海天远方视为神仙之境,天堂之地,东有蓬莱仙阁,西有极乐 世界。形成如此二元心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华地大物博,地理位置独特。自 远古以来,中国文化始终是东亚大陆最先进的文化。 周围的民族或是远远落后于华夏文明或是华夏文明的附属体,不能不使中国人 存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更加深了这一观念。华夏文明的 西北被一种复杂的高山网所围住,东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因此中华文明很难与 其他各地的文明中心相互直接交往,对遥远的外界知之甚少,从而使“我族中心, 他为夷狄”的观念特别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制约,华夏人很 少或很难经常远涉重洋,西跃群山,于是对遥远的外层世界抱有一种神秘感,各种 神话与传说因此而产生。 就在这种双重梦幻的心理意识引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华夏文明的向外延伸之行。 蛮荒意识和延伸蛮荒意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自认为中国属于世界中心, 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伟大的国家,这集中体现在中国这个国家称号的取名上。中华祖 先建国于黄河流域,其四方均为蛮、夷、戎、狄,以为自己的国家居于中央,中天 下而立,故称中国,亦谓中华。这显然是因位势孤立而地理知识贫乏使然。今天, 即使小学生也知道世界有四大洋、七大洲,中国只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中的一个, 位于东方。而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根本不可能懂得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更不 可能懂得地球是圆的。加之地势闭塞,我们的祖先便不切实际地自以为位居世界之 中,产生了君临意识,深信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都重要,都伟大,尤其是中国自 秦始皇统一后,形成了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版图之辽阔,人口之众多,为周围邻 国望尘莫及,更使中国人认为日月所照,皆为臣妾。为此,中华帝国通过种种措施 建立起对外关系中的纳贡体系。要求他国君主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进而按约朝贡 并与中国互市。尽管汉宋时期曾出现了多次和约现象,但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 “中国”观念。中世纪时,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把世界地图带到中国来,中国的士大 夫看到自己的国家位于该图稍为偏西之处,不在正中,且只占上面一点小面积,便 大为恼火,斥之为诞妄。 第二层含义是自认为中华文化优于四邻。当时中国人自称华夏,异民族则被称 为蛮、夷、戎、狄,而华夏文化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所谓“蛮”,是南方的一种 蛇,属禽兽类。所谓“夷”,古字即今之“尸”,与“死”相通。以“夷”称外族, 即称他们为鬼。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心目中,四周文化比较落后,简贱 礼义,无有上下,怀鸟鲁之心,难养易败,尚未进入“人之道”,因而不是视之为 鬼,就是视之为禽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先生指出:“中国人的坚定信念是夭子大 智大德的神奇影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天下万民被 视为中华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给予他们秩序与和平。”①因此,自秦汉以来,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便以地大物博炫耀于四夷。汉武帝时,“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 外国客,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又厚富焉……行赏赐,酒池肉林, 令外国客遍观各包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以中国地大物博征服四夷之 心,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外交手段。 在“我族中心,万邦蛮荒”的意识驱动下,中国人把古典文明的触须延伸到了 尽可能远的地方,展开了推动文明传播的行动。 行动一:开拓海上事业。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宇航海民族,是黄土 文明的集大成者,但远见卓识的李约瑟先生指出:“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世 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几乎难以令人置信 ;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 年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①实际上,华夏文明 微露曙光之时,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创造东方的海洋文化了。 我国东南沿海的各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在近海活动并相互交往。 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海洋对水的认识及控制能力已有提 高,《吕氏春秋》一书记载“禹数至交趾之国”(今越南北部)。到夏朝建立之时, 中国的航海事业已有较大发展,海上航行的重要工具如篷、桅、帆等已然具备,并 有文字记载。《竹书纪年》记夏朝国王后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表现了我国南 方民族海上捕鱼事业的发达。 殷商代夏以后,华夏海上事业有了惊人的进步。现代从河南殷墟中挖掘出了一 些东海和南太平洋的海贝、海螺和鲸骨,说明殷人已有大规模的海上活动。《诗经· 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汤的祖先,“截”是治理的意思。 这句话合起来是说相土在海外治理着一块土地。这里的“海外”大概是指近海的岛 屿。到了商代后期,商船已能运行。今天文莱海瘫发现了大批商代文物,而且有诸 多证据表明,殷人曾远航至美洲。197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拉斯维德半岛附 近的浅海里,发现了两只圆柱形、一只三角形的石制船锚。后又在该州麦德西诺岬 附近发现了一只有孔的圆形石锚。几年之间,先后发现了11 块石锚等大石块。美 国的一些考古学家断言,这是中国商朝海船到达美洲留下的遗物。据美国科学机构 和我国北京大学地质系对石锚岩样标本的鉴定,石锚灰岩石与南中国海及台湾中东 部灰岩一致,而不存在于北美太平洋沿岸。 到西周、春秋战国之时,中国人的海上行动更趋活跃。齐国于公元前567 年征 服莱夷,统一掌握了山东半岛周围的海上事业。春秋后期南方的吴、越、楚都有水 军,海战已成为争霸的重要手段,越王勾践凭借海军,北上大会诸侯于徐(今山东 滕州市)成为东部沿海的霸主。战国期间,北方的燕国曾出兵日本。《海内北径》 一书言“南倭、北倭属燕”,可作为燕人东征的字据。 秦汉以后,华夏中国的海上事业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西汉自武帝(公元前140 —公元前87 年)统治时期,国力空前强盛,公元前138 年,汉王朝派兵援助东瓯 (今温洲一带)抗击闽越,公元前111 —公元前110 年,武帝又以大规模的海上行 动灭掉了东越、百越,在今越南北部设高趾、九真、日南三郡,公元前109 年、公 元前108 年,武帝又派陆海军剪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北部设郡,并迫使日本朝贡。 《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米献见云。”此后 至公元57 年,“倭奴国”遣使向东汉光武帝朝贡。光武帝赐刻文为“汉倭奴国王” 的金印。在西南方面,汉代船只已航行至印度、斯里兰卡,东南航至新加坡、马六 甲海峡、苏门答腊岛。 可以说,汉代中国人已远涉重洋,建立了自己的海上事业。三国时代,魏军东 征,占领乐浪(平壤一带)、带方(今汉城一带)、袭吴国(今宁波以西一带); 吴军东渡海峡,进台湾,占海南,远航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尼、印度、阿富 汗等国,华夏文明一时声名远播。 随后的唐宋元三朝,中国的海上事业步入了历史新阶段。618 年唐朝建立后, 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与亚、非许多国家 的港口有航海联系。唐朝船只大规模地邀游于印度洋、阿拉伯海和非洲东海岸。由 于海上往来事务繁忙,唐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门处理涉外事务。隋唐跨 海远征,虽不成功,却未动摇其海上王国的地位。 唐船被认为是最强大、最强劲的先进海上运输工具。李约瑟为此惊叹不已: “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继之而起的宋代远洋航海事业达到了古典文明之顶峰, 印度洋、太平洋,东起日本,南到印尼,西至东非,到处都可见到庞大的中国船队。 而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航海史的最大贡献是将指南针作为导航仪器,应用在航海事业 中。宋人朱或在《萍洲可谈》一书中谈到1099—1102 年间的海船航行情形时,曾 有“一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的记载。至此,中国的 远航及航海技术已位居世界之冠。李约瑟对此的评价是,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到 终点”、“预示着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到元代,中国的航海船只已遍及亚、非、 澳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明代发展成为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时代。李约瑟博士指出: “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 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 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出色,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 民族合起来,都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 艘船,其中包括 1350 艘巡船,1350 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 船队的400 艘大船,以及400 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 艘远洋宝船,每艘宝 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 年的450 人,增至西元1431 年的690 人以上。在 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 人。另外还有300 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 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①而这一黄金时代的标志便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为云南昆阳州回族世家,信奉伊斯兰教,也曾皈依佛教,因朱 棣夺权时从政有功,永乐初赐姓郑,并擢升为“内宫监大监”,历经永乐、洪熙、 宣德三朝,因其又名三保,世传为“三保太监”。从1405 年(永乐三年)至1433 年(宣德8 年),郑和先后七次奉旨远航西洋,写下了人类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 显示了中国航海技术的高超水平。 从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船舶的性能看,在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郑和船队通常拥 有60 余艘大型宝船,人员27000 余人,大型宝船长44 尺,宽18 丈,载重量在 千吨以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而且郑和船队是由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 组成的。如: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另外,郑和船队复杂而严密的组 织,也反映了中国当时非凡的航海水平。七次远航的官兵大体分成指挥、航海技术、 军事和后勤四个系统,这使下西洋的船队有了组织保证,从而克服了远洋航行中的 干难万险,圆满地完成了航行。 从郑和航队的航海技术看,该船队因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利用风帆航行的 技术,把利用东南亚以至印度洋北部、阿拉伯海季风区的季风作为航行的主要动力, 航行中,船队还综合使用了物标导航、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时等技术, 把世界航海技术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郑和船队的航行距离和所经国家看,该船队前后航行数万里,横渡两洋,跨 越两洲,先后到达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 哇、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波斯湾口、阿拉伯半岛、索马里、肯尼 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开辟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湾、 红海以及东南非洲的新航路,而且在各个海域和内海分别开辟了许多新航线,从而 把亚、非广大海域联成一气,对亚非多层次文明的沟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郑和 远航之后,亚非诸国纷纷派使节来华,有时一次达1000 多人,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在历史上留下佳话。 在15 世纪那个时代,郑和同他所率领的数万华夏儿女,在“洪涛接天,巨浪 如山”的险洋中拼搏,“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①前后近30 年,把 自己的青春、精力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浩瀚无际的海洋,献给了华夏民族的航海事 业,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人类征服海洋历史上的空前壮举,但因西方新航线的开辟, 欧洲殖民者时代即将到来,再加上中国特定制度的局限,郑和远航竟成为东方封建 制度威武雄壮的绝唱,在我国和整个东方航海史上后无来者。 由此可见,龙的子孙曾经创始了人类海洋文明,将自身的文明之光远播海外。 行动二:建树武功,确立大陆强国地位: 相比之下,近世以前的中华历代帝王十分重视陆上武功的拓展、极力维护大陆 强国的地位,从而使华夏文明不仅形成了文明统一体,而且将文明之光远播大陆四 隅及近邻。 回顾华夏文明晨曦微露之时,夏朝只是一个范围有限的星星之火,殷人以青铜 武器和灵活战车的技术优势,替代了夏朝,华夏文明从此步入全面创建时期。正是 在殷商时代,华夏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举世闻名的华夏文明初具形态。 西周、春秋、战国时代虽是华夏文明的百花争艳、社会出现剧烈变革之时,但 因分散的诸侯林立状态,华夏文明不具有整合、外延的特点。 秦始皇以其强劲的武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领主封建制,创立了中央集 权制的大帝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及社会变革,使华夏文明完成了 空前的整合并重新开始了向外延伸的态势。 秦帝首先凭借其地势之优和武力之强,利用华夏大地诸侯之分,不断地扩大其 属地,并于前221 年灭掉所有诸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后又统一 度量衡和货币,修筑了驿道,将统治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将地域向南扩展到现 在的中越边界,西北则击退游牧部落。西汉初期,汉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无为之策, 但到了武帝时,中国又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大陆上。 平定了南方蛮族地区的骚乱,遣张骞两通西域,并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 通,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史称“河西四镇”。 公元前60 年,汉宣帝又在地处西域中心的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设置了西 域都护府和任命了西域都护,统辖乌孙、康居等36 国。从此,中国对巴尔喀什湖 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的主权得以巩固。 西汉末年,匈奴势力重新崛起,通往西域的道路一度受阻,东汉政府经过长时 间的力量积蓄后,在班超的主持下,出兵打败匈奴,重新确立了汉朝在西域的宗主 权,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同时,班超作为西域都护,还派出甘英出使大秦(罗 马),力图与闻名已久的西方大帝国建立陆上联系。甘英到达叙利亚一带,欲渡海 西进,但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船人劝阻道: 大海辽阔,顺风须三个月才能到达彼岸,如果遇上逆风,往往需要两年的时间。 甘英一时犹豫不决,当他得知属下思乡心切便决定返回中土,致使此次横跨欧亚大 陆的长征中途夭折。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帝国的直接接触从此中断。今天,史学家们 发现,安息人之所以谎骗甘英,是因为担心中国和罗马帝国一旦直接取得联系,会 舍弃以安息商人作中介的贸易桥梁。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支强悍的游牧民族,它的游荡给世界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深深 的烙印,它冲垮了罗马帝国,导致了西欧混乱之世的到来,但却为汉朝所败并被远 远赶走。除了物力丰富之外,汉朝人还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 他们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了弦的机,一扳扳机,矢便飞射而出。比起普通的弓, 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汉朝积极向外发展的政策,致使汉朝 时的中国已开始成为欧亚大陆东部的强大国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已陷于战乱,中国同外界来往虽未中断,但显得散乱、 无力,蛮族进入中原北部。 取隋王朝而代之的唐王朝建立后,华夏文明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 大唐帝国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它的疆域已超过了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中国的 宗主权,控制了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天的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南部的 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蛮族,东方的朝鲜,也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斯塔 夫里阿诺斯先生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 敌,他还断言,中国人的胜利并不能完全归于其优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与中国人 的策略密切相关,一个东突厥人以其自身的体会阐述了他们与大唐帝国的关系特点, 他说: “送来黄金、白银、小米和丝绸的中国人,总喜欢使用奉承话,随意处置其日 渐减少的财富。他们用奉承话和……财富来引诱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 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 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问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 间的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贵族的儿子 成为中国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①尽管言论中极尽诬蔑之词,却反 映了中国人在同异族斗争过程中的智慧与计谋。 由于对外政策的积极,国力的强盛,唐太宗的态度也显得比较开明。他说: “从远古以来,人们总是以中华为尊贵,以外国、外族为卑贱,我却一视同仁。” 所以,他尤其热心于中外文化交流,唐使足迹因此而遍及欧亚大陆的中东部和太平 洋西岸诸国。 宋代虽极重对外交往,但文明的延展能力衰弱,在与异族的争锋中屡屡战败, 最后终为蒙古人所灭,入主中原的元帝国空前庞大,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 罗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达北冰洋,都归入元帝国的势力范围。明朝代之 后,中国的政治势力虽趋强盛,但在外延方面显得软弱,在与北方蛮族的交往中一 度丢掉了皇帝。 清朝早期,中国的文明延展之力得以重建,清政府以强劲的实力和万民望归的 心愿,重开统一大业,华夏疆土空前扩大。向南,通过削藩、战争,完全控制了云 南蛮地;向东,统一了台湾;向东南,控制了南海诸岛;西北征服了新疆与蒙古族 上层,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向西南,制服西藏分裂势力,确立中国对西藏的 统治权,结果使中华地域西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至太平洋,南 到南沙群岛。当时生活在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成员有汉、满、蒙、回、 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黎、高山、侗、土家、白、纳西、哈尼、佤、拉 祜、水、景颇、土、达斡尔、羌、布朗、瑶、哈萨克、傣、塔吉克、乌兹别克、怒、 鄂伦春、赫哲、朝鲜等共计五十几个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建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地域扩张,国家统一的同时,清初统治者也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 乾隆22 年(1757 年)前,清政府开放厦门、宁波、云台山和广州四口岸为通商 口岸。明末以汤若望、龙华民为首的西方耶稣会士,也得到皇帝的信任。但雍正之 后,清政府开始推行闭关政策,其原因有种种,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封建制度经过 上千年的发展到清初已是衰落之极,气息奄奄,民族的创新能力大受限制,再加上 传统的“夷夏大防”观念的偏见,清政府自是色厉内荏,反对挑战,只好消极待之, 以致酿成千古之罪。 纵观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延伸史,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华夏文明决不是一种 封闭型的文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绝不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天堂观念与延伸有趣的是,中国人在视四邻为蛮荒之地的同时,又往往把难以 到达的域外看作仙岛环绕的神秘之境,摆脱人间枷锁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心目中, 茫茫的东海大洋中有着神秘的存在,有着鲜花永存的自由天地,险崖重重的西山丛 岭中孕含着神圣之域,富庶之源。所以,中国人的域外天堂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 两种含意: 第一种含意是神秘的圣仙境界。在古人眼里,那遥远而神秘的远方似乎存在着 另一个世界——仙人之界。《海外西经》记载:“诸天之野,沃民是处,鸾鸟是歌, 凤凰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战国末期,燕齐滨海地区出现了海 上三仙山的传说,称:蓬莱仙山“物禽尽白,黄金银为宫厥。”《列子·汤问》又 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 …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汉末形成的仙界“十洲三岛”无一不是遥远的四方之 地。“十洲”即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 窟洲,分别位于东海、北海、南海、西海中。三岛即三仙山:蓬菜、方丈、瀛洲, 尽在离岸数十万里的东海之中。佛教传入华夏之后,西方便成了芸芸佛信徒想往的 圣地,激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思、幻想,因而也流传下了许许多多的传说,在他们的 心目中,西方是无病无痛的极乐世界,是无灾无难的丰庶之乡,是如来佛居住的圣 贤之地。 第二种含意是自由的世外桃源。尽管国人有恋土恋乡之深情,有地大丰饶的自 豪感,而每当中原战乱迭起,灾难蔓延之机,便把遥远的茫茫四野,尤其是大洋深 处的远方大陆视为可以重寻幸福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心目中,在那里,他们可以 获得自由,摆脱专制帝国贪官的盘剥。据说,殷末军事统帅攸侯喜和徐方领袖摩且 王,率大批殷民东渡逃亡美洲,在墨西哥湾创建奥尔梅克文明。秦末数以万计的民 众越岭北逃,以躲避秦王苛政,以致引出了建造长城之举。公元前1 世纪,众多的 汉民奔往亚美尼亚①,等等,都表明了如此心态。当然,自汉代以降,随着中外交 通的日趋便利,人们对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许多有识之上已然意识到了外界世界 的丰富性,由此引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经济交流活动。 正是在以上两种心态的驱使下,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海外探险之举,将 华夏文明之光延伸至中土之外。此类海外探险,择其要者,有以下五类行动: 行动一:夸父族远涉重洋,创业美洲。 “夸父逐日”的传说已流传三千年,妇孺皆知。《山海经·大荒北经》载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 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经几代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是炎帝子孙东迁美洲寻找汤 谷扶桑的探险过程的记录。 据有关专家研究,夸父族,是华夏文明史早期的一个部落,因族人身材较大, 称大人、大汉、夸父(取大于父之意)。夸父人曾是东夷蚩尤的联盟者,参与了蚩 尤与黄帝的大战,与蚩尤具有相同的崇拜信仰。 大约在迄今6000—5500 年间,炎黄蚩尤战争以蚩尤战败而告终,夸父族首领 阵亡,其族人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逃向中原。有的退往西北,正是后一支退到了 所谓“成都载天”之地,专家认为,“成都载天”之山即在大泽之南,而大泽就是 贝加尔湖,这里因靠近北极,气候寒冷,冬天日短,夸父人难以忍受。他们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远离了祖先和太阳神炎帝之故,为了求得祖先的庇护,为了寻求阳光 的普照,他们便逐日而行,不断南行,准备直达炎帝居住地——禺谷。当他们到达 河渭地区后,冬季已然过去,天渐渐变暖,该地水少干热,他们又无法忍受缺水的 折磨,便又退至今贝加尔湖一带,即所谓《山海经》所载的“渴欲得饮,饮于河渭, 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一部分族人死于途中,也即是《山海经》中的“未致,道 渴而死”,几百年后,他们已渐渐适应了北方地区的生活条件,不再南北流徒,而 且他们也终于确信太阳升起的东方才是真正的乐土,从此便踏上了东迁美洲的征程。 依据古书记载和大量的考古材料,专家们认定,夸父族最初的路线可能是一部人沿 着黑龙江东行,到出海口,登库页岛,大部分人则沿海岸线向东北进发,直到堪察 加半岛,因此地气候适宜,且有温泉,便定居下来。但有少数人认为,这里并不是 他们心目中的汤谷,而在更远的东方,于是在冬季越过冰封的白令海峡,到达美洲, 然后又顺大陆西岸南行,至中美洲。在这里,他们发现,此地之势正是他们梦寐以 求的汤谷,于是便定居下来,名“夏洲之国”,从此,珥蛇、操蛇、舞蛇、践蛇等 炎帝族习俗便在美洲传播开来,成为“印地安人”的习俗。华夏文明由此成为开发 美洲的最古老文明。 行动二:徐福东海求仙,创始扶桑文明。 徐福东渡扶桑,既是历史悠久的民间传说,又明明确确地见诸于《史记》、《 后汉书》之中。 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驾临渤海之滨,齐人徐福上书,称东海中有三仙山,名 叫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之,可求长生不老之药。他说:“臣在海中遇到一 位神仙,神仙问他:‘你是始皇帝的使者吗’,臣答道:‘是’,‘你有何要求? ’臣道:‘希望能赐予延年益寿之药’,神仙道:‘你们秦王的礼太薄,只能让你 观看而不能给你’,然后带臣南行至蓬莱山,看到了灵芝砌成的宫殿,有使者肤如 青铜,身为龙形,光芒照人,于是,臣忙再次问道:‘应该用多少礼来献给神仙呢? ’海神道:‘需要童男童女及百工之事才能得到。’”秦始皇信以为真,大为高兴, 立刻拨给徐福3000 童男童女,还带走五谷、百工及大批生产工具,一行共6000 人,结果,徐福一去不归,在日本岛居住下来,至死未见什么仙丹灵药,却无意中 把华夏文明延伸到了东洋之上。据有关人士推测,日本人古称“倭人”,即小个子, 但是,日本的相扑选手却异常高大威猛,很可能是西秦人之后。到1982 年,在我 国江苏省发现了徐福村,证明徐福东渡日本确有其事。1991 年8 月3 日,日本政 府为纪念徐福这位带来先进文明的先人,在佐贺县诸畜町建立了“徐福之路乡园” 还成立了“徐福会”。后又在日本九洲佐贺县境内发现了大量公元前3 世纪直至公 元后3 世纪的文物遗迹,日本学者确定:这是中国人带去的华夏文明遗物。 行动三:玄奘西天取经,将华夏文明传入西南。 玄奖(596 —664 年),姓陈名纬,河南缑氏(偃师)人,自幼立志精研佛学, 对佛家圣地天竺向往已久,627 年8 月,决定西去取经,以求深研瑜珈经典,洞悉 佛学底蕴,一瞻佛祖风采,西出玉门关,只身长征。他取道伊吾、高昌,出葱岭后 沿热海(伊塞克湖)南行,历尽艰险,饱尽风霜,虽无《西游记》中的各类妖魔缠 绕,但却经受了数不尽的狮虎威胁,恶劣气候、野蛮部落惊扰之难,最后终于到达 印度和巴基斯坦。他游学19 年,走遍了五天竺30 多国。 玄奘在中天竺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先到室罗代悉国看望了释迦常住的逝 多林给孤独园,又到尼泊尔境内塔雷的释迦诞生地迦毗罗卫国拜谒,然后回到印度、 尼泊尔交界处的释迦涅巉之地拘尸那揭罗国瞻仰圣迹。如此心愿了结之后,玄奘沿 恒河东行来到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古国摩揭陀国首都华氏城(今巴特那),接着, 又南渡恒河去看望伽耶城释迦成道的菩提树,菩提树依然枝壮叶茂,而金刚座早已 无存。玄奘在菩提树下巡礼10 天,被当时的佛教艺术中心那烂陀寺长老慕名迎去, 从此便在该寺潜心于深研佛经,师从戒贤学习《瑜迦师地论》、《大乘起信论》, 因慧识过人,戒贤使其主持那烂陀寺的讲座,给全寺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和《唯 识决择论》。玄奘用印度语讲述经义,言论精辟,逻辑明晰,听者踊跃,名扬全印。 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重要论文《会宗论》,融瑜迦、中观两派于一体,旁征博引, 立论新颖而深刻,受到中天竺国戒日王的重视。玄奘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特别提到唐乐大典《秦王破阵乐》,称颂唐太宗的帝风,宣扬了华夏 文明的精神。642 年,戒日王为宣扬大乘佛教,特为玄奘在曲女城召开第六次无遮 大会,参加者有印度十八国的国王和各派僧侣六、七千人,玄奘作主讲人,并把所 著的《破恶见论》按印度习惯挂在会场门口,征求答辩,大会持续了18 天,该文 竟无人敢予驳难,玄奘获胜,受到僧众拥戴,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645 年,玄奘启程回国,带回了梵文佛经657 个,他在长安慈恩寺安顿下来, 一面创教,一面译经,20 年间译出佛经75 部,共计1335 卷,这些佛经后来在 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文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哲学、文学及科学的重要文献。此外, 玄奘还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646 年7 月,根据李世民的旨意, 玄奘还将这次经历的各国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撰写成 《大唐西域记》12 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的历史、地理和中 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在尽心翻译佛经的同时,玄奘还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该宗所奉经典是 玄奘依据天竺十大论师的著作融会贯通而成的《成唯识论》,宣扬“万法唯识”、 “心外无法”,在长安、洛阳风行三四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继玄奘之后,我国另一位佛教大师义净,于671 年搭波斯船从 广州出发,由海路赴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10 年,后又到室利佛逝、末罗 瑜搜罗并抄写佛经,滞留南洋又十年。先后周游30 余国,历时25 年,共带回梵 文经书400 部。回国后,义净在洛阳翻译佛经12 年,译出佛经230 卷,还写了《 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 和宗教状况。这些记载成为研究7 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国的历史、地理 的珍贵资料。 行动四:向域外派使团、旅行家,加强文明间的了解和交往。 域外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同域外之人打交道是使团出国、旅行家远游的深层 动机。从汉代到清代,究竟有多少人到国外考察旅行,已无法统计,但仅据史籍记 载的情况看,到海外出使、旅行的人员可谓多矣。 从汉王朝开始,西汉有张骞、甘父使团的两次西域之行,第一次有100 多人, 经过天水、陇西、临洮、焉支山,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月氏一带;第二次有300 多人,到过乌孙地区。在乌孙,张骞曾派员到了大夏、安息、身毒等地,张骞的两 次西行,开辟了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东汉时,汉王朝又派班超等再到西域,且班超还派随员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虽 未到大秦,但他也在条支、安息等地留下了历史的足印。 魏晋时期到海外旅行的典型人物是法显等高僧。法显等沿丝绸之路旅行,14 年游历了中亚、印度等30 余国。此后,智猛、昙纂、竺道等15 人,法勇、僧猛、 昙朗等25 人,宋云、惠生等人相继西游,作探险之行。 到唐代,中国人更是源源不断地赴向域外,探求外在世界的文明之迹。 除了著名的玄奘、义净因佛而游者,唐朝还派出了一个官方外交使团,由王玄 策率领,经尼泊尔到达印度。这一使团所走的路不是丝绸之路,而是通称为“吐蕃 道”的西行陆路,该线使到达中南亚的路程缩短了许多。高僧鉴真为传佛学,六渡 日本,终获成功。唐代著名学者杜佑之侄杜环在恒逻斯战役中被俘,后游历了西亚、 北非,了解到了许多特有的异国风情。 元代是华夏疆域最为宽广的朝代,也是古代华夏人由注重陆路旅行转为注重海 陆旅行的一个转折期。元初有周达观的印度支那半岛之行,元末有汪大渊的非洲、 澳洲之行。后者一行自泉州出发,经海南岛、越南、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 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至西北非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 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西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 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最后经菲律宾群岛回到泉州。 此类旅行到明清后,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声势,但私人旅行已基本中断,直到19 世纪中叶以后才重新开始。 行动五:华人移民域外,寻求自由、富庶的梦想。 为了摆脱恶劣的环境、为了寻求富庶的乐园、为了逃避暴君的苛政,从远古以 来,华夏人便不间断地向域外迁移,正是这种迁移将华夏文明延伸到全球的各个角 落,尤其是太平洋诸岛和太平洋的彼岸。 因地形之势,中国大陆的移民最早多是向东、东南流动。远古时期,一支部落 开始由大陆北方向东方漂移,据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后裔,他 们经过黄海平原,到达今天日本的九洲地区,并由此而分散开来。这些移民集团当 中的一部分,停留在广阔的黄海平原上。随着今后海底探查工作的发展,我们将会 从黄海海底找回那一片失去的世界。 考古学证据表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在发展序列、类型和加工技术等方面同 中国颇有共性。日本最早的旧石器加工技术与类型均类同于周口店第15 地点。 与此同时,一支中国大陆南部的部落经过当时的陆桥南下菲律宾群岛,抵达印 尼群岛,后有一部分南迁澳大利亚,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祖先。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的争夺战争加剧,一些部族为避免战祸纷纷外迁,或 移向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然后,有的经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登上 美洲大陆,或顺黑湖暖流和北太平洋群岛,直接越海东航,抵达美洲。考古学家已 就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发现,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以楔形与锥形 石核为主要特征的“华北细石器传统”,从东亚、东北亚经白令陆桥,到达北美西 北部,然后向南一直分布到美国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约北纬46℃地带。这一 分布区域构成了一个马蹄形的文化带。有的学者称之为“北太平洋地区马蹄形文化 带”。①而越海南下的远古移民是经台湾或印度支那半岛、马来群岛、南下菲律宾 和印尼,甚或向更遥远的太平洋诸岛挺进。目前,考古学界发现了大量的可以佐证 这一思路的材料。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大陆远古时代的先民,以大无畏的精神,披 风斗浪,向太平洋深处延伸,逐渐蔓及太平洋诸岛及太平洋的彼岸,形成了以华夏 文明为底蕴的新文明。 汉唐以后,华人外迁的规模虽有减少之势,但却始终并未中断过,有的是沿海 民族在汉族的压迫下被迫出海,有的是经商而不归者,有的则是因在国内战败而逃 亡的反叛者。例如,唐末黄巢起义后,南方诸省许多人为避战乱,纷纷跨海南迁, 大批华人移居印度尼西亚,一些唐代僧侣,如运期和贞固弟子僧伽提婆等因恋居印 度尼西亚而未归中土。又据爪哇史料记载,公元924 年,有一艘中国的大沙船在爪 哇三宝垅附近因事故沉没,船客们纷纷逃上岸去,献宝物于当地的直葛王,要求定 居该地。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华人定居爪哇之始。宋代以后,随着中外交通的拓展, 经济交往的活跃,华人向南洋移民更是司空见惯,而且这些华人开始移植华夏文明。 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一书中说:“蒲甘国有诸葛武侯庙”,蒲甘在今缅甸。该 庙无疑是侨居该地的华人所造。一位学者在评论马来半岛上的三佛齐人变质而伦为 海盗时说:“当时三佛齐的人民将农业和正当的工作留给中国人去做,到后来中国 人也腐化了,于是这一大帝国的都城都变成海盗的渊薮。”①可见,到宋代时,已 有许多中国人久居印尼了。 元代周达观、汪大渊两位著名旅行家的游记更进一步证明了东南亚华侨历史的 悠久: 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写道:“今亦渐有焚者,往往皆唐人之遗种也”, 他还写道:“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 买卖故也……往往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近亦有 脱骗欺负唐人,由去人多故也。”也就是说,当地人曾经对中国人比较尊重,后来 由于华人越来越多,良莠不一,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且华人常常与当地人通婚,成 家立业,定居下来。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同样记载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华人的行踪。在谈到马 来半岛的情形时,他写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他 还记录了婆罗洲勾栏山(今格兰岛)的所见所闻:“国初,军出征阇婆,遭风于山 下,辄损舟,一舟幸免,唯存钉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艘……有病 率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明代江浙闽广等省, 土地兼并渐趋激烈,赋税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一部分人只好远 涉重洋,到海外去寻求立身的“世外桃源”。 明初,在三佛齐一地的闽粤人已达千余名,①,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马 益和美洛居、文莱、吕宋等地也有不少华人定居。1375 年,黄森屏等许多中国人 来到婆罗洲,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传为佳话。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去南洋 地区的日益增多,到明代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约有十万人以上。而且,自明代 以来,后来去东南亚的华人已聚居成固定的村落,并且已散播到诸岛各地,成为当 地居民的主要成分之一。据《瀛涯胜览·爪哇国》记载:“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 至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 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明史·外国传》对此也有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 近,且饶富裔,贩者至数十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即使在西方人占据 这些岛屿后,越海而来的华人仍是有增无减。16 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 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把该地视为中华帝国的殖民范 围。 澳大利亚大约是南洋华人所达到的最远地区。在澳大利亚北部史威司岛的一棵 大树上,发现刻有许多中国文字,并有1798 年(嘉庆3 年)记号。 随着西方人对太平洋的征服以及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华人移民的浪潮已减弱, 而且性质有所改变,许多人是被西方人掳去的。但无论如何,几千年来的华人移民 运动将华夏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尤其是太平洋周围,奠定了太平洋文化圈的 根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