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南亚:邻里芳草 东南亚诸国有的是华夏陆上近邻,有的是隔海相望。由于古代华夏文明的先进 和强大,东南亚的文化、历史之发展无不与华夏文明密切相关。 越南华夏文明与越南的密切联系可谓时已久矣,有信史可考者至少有2000年。 几年前在越南出土的青铜兵器都具有秦汉时代兵器的风格,同时还发现了一些铁器 和汉代钱币。中外史学界一致认为,越南文化实际上与华夏文明同为一体。早在秦 汉时期,越南的生活及一切建置全部仿自中国。 中国古籍中有大量关于“交趾”的传说,既有帝尧“宅南交”之传,又有舜 “南巡狩”之言。但史料所载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吴起曾逾五岭、伐百越, 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蛮荒行动。秦朝统一后,在南越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从此,华夏文明源源南播。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 年),汉政权以锡光出任交趾太 守,教当地人民种植谷物、建立学校、向当地居民灌输孔儒礼义,推行汉文书写制 度,建立汉式官僚体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认为:“公元前2 世纪中国对越南 的征服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红河三角洲成了东南亚第一个依赖稻谷种植的 人口稠密区和社会中心,…… 从而为都市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第二,中华帝国实际使越南文化达到了鼎 盛时期。”①到了唐朝,越南文人中已有不少人能熟练地掌握汉语,并以此作为学 问和地位的标志。汉语诗歌亦有很高造诣,其中的许多名句并不亚于华夏大陆的名 诗。科举制度随之成为越南(时称安南)选拔官吏的主渠道。 唐末以降,华夏大地战乱纷纷,国局破碎,安南建立自主政权,于968 年正式 宣告独立,结束了12 个世纪的中华附属国地位。然而,这并未影响它与华夏文明 的继续交流。和平贸易往来,越人来华学习,华人移民南迁成为交流的新渠道。所 以,自宋至清1000 多年的时间里,华夏文明的诸种英华仍构成越南文明的重要构 基之一。 13 世纪以前,汉语一直是独立后越南的国语。13 世纪,越南人根据汉字的 结构、形声、会意、假借等方法,创造出越南自己的文字,称“字喃”。 “字喃”仅限于人名、地名、告示及通俗文章,至于著书立说、参加考试,仍 须用纯粹的汉字。由于“字喃”繁复难记,几个世纪后被淘汰,新的越南语系由法 国殖民政权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 作为华夏文明的同化者之一,越南人的姓,原也是从中华“百家姓”中移植过 去的,越南历代开国之君和高官贵族都尽力显示其汉化的姓氏,以示荣耀。越南男 性的名字更是大多仿自华夏,甚至连复名、字名、别名都吸收了过去。由于受中国 “阴阳五行”学说的薰陶,越南上层人士起名异常讲究,往往在名字前加上“五行” 中的“一行”作偏旁来表示“五行”中其“行”之德。比如,黎尚松,名中有“木”, 象征“木德”。 中华科举制也并未被独立后的越南政权废止,反而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汉化。 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举行首次开科考试,“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 以后成为定例。到清代后,越南的乡试、会试均以八股文为主,进士分为正付榜, 每一甲也称状元、榜眼、探花,不论举人进士皆有论同年拜师之礼。清朝末年,中 国已废除科举之制,越南朝廷仍顽固地坚持不变,① [美] 费正清等著《东亚文明 :传统与变革》26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导致了诸多恶果。 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的古代中华法系,也给越南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唐 律疏议》既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又是越南历代统治者拟订律例的蓝本。因而,有 的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在东亚(广泛意义上的东亚)的影响正像罗马法在欧洲的影 响一样。 华夏文明除了在语言、政治、法律、习俗等方面对越南影响甚大以外,经济方 面的影响更不可忽视。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货币。汉唐货币直接通行于越南各地。独 立后,越南君主以汉、唐币制为依据,铸制自己的货币,如“绍丰通宝”、”顺天 元宝”等等。其次是生产技术。到唐代,在汉人的帮助下,越南民间已普遍学会养 蚕种桑,还能制出精美的瓷器。 华夏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在越南有着同样值得称赞的历史。郭守敬的《授时历 》在越南一直沿用到明末,24 节气和干支纪年也为广大农村地区所采用。中国的 针灸、药剂学、脉学受到越南朝野的广泛尊重,他们立庙祭祀历代有功于医学的汉 人,如逊恩邈、葛洪、扁鹊等。其它如兵法、数学、建筑、绘画、音乐、文学、史 学无不以汉学为基,无不带有华夏文明的烙印。 可见,越南对古代华夏文明的吸收内容庞杂、历史悠久,从远古至晚清,典章 制度、生产技术、文学艺术、语言、宗教、习俗等等,几乎华夏文明的所有层面在 越南都有承继者,双方有着难以割裂的文化关系。 缅甸缅甸,自远古时期就与华夏文明结下深缘。据缅甸的民间传说,天地初始, 有一个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生下了三个龙蛋:一个蛋破裂后变成了一块宝石,因 此,缅甸盛产宝石;一个蛋孵长出了一个女孩,并由神仙把她送到中国,成为中国 的皇后;另一蛋孵生出了一个男孩,长大后成为缅甸有名的国王——骠苴氏。因此, 缅甸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中国皇帝与他们的皇帝是“一母所生”,称中国人是“一奶 同胞”,直至今日,许多缅甸人把中国人视为最亲近的外国亲戚。 考古学家认定,不仅缅甸历史上的青铜器技术是由中国传入的,而且现在缅甸 境内的许多民族也都是由中国边境居民迁移过去的,以致于与中国一江之隔的缅甸 人与中国少数民族兄弟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穿的是同一种衣服、喝的还是同一条江 的水。陈毅副总理为此慨而赋诗: 我住长江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正因为此,缅甸始终不断吸收古代华夏文明之精华。缅甸地处中西交通古道的 中介区,自秦汉以来,中国通过陆、海两路将文明之光输入缅甸。三国时代,诸葛 亮的南征对缅甸的开发与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史书载,诸葛亮曾劝缅甸各 族“筑城堡,务农桑”,并将汉族的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他们,促使其摆脱 了数千年的蛮荒状态。所以,诸葛亮在缅甸境内不仅知名度极高而且还受到广泛尊 敬,那里不仅有许多关于诸葛亮的传说,而且修建了不少的诸葛祠、武侯庙、孔明 城。至今,缅中边境还可发现许多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 葛粮堆、诸葛城的遗迹。 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使华夏文明以种种形式逐步渗入缅甸社会生活。除了手工业、 制瓷、漆器等以外,中国儒学、佛学的典籍也流入缅甸。 清王朝时,由于清廷征缅失败,许多中国官兵流落缅甸。据《缅甸史》记载: “中国战俘有2500 人仍羁缅京”。他们成了华夏文明的义务传播者。 华夏农产品(芹菜、韭菜、油菜、桃子等)、建筑设计、造船技术等逐步融化 为缅甸文明中的重要构件。 长时期的文化浸润使缅甸人的眼饰及缝纫制作与华夏工艺相似难辨。男上衣酷 似中国旧时代的马褂,女子的紧身上衣和筒裙与我国西双版纳妇女的服饰完全一样, 就连缝纫用的剪刀和针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东南亚诸岛国华夏古人在东南海疆探险的最早登陆地就是东南亚诸岛国。自远 古以来,大批华人便开始移居东南亚。而且,由于东南亚是中国海上交通的枢纽, 中国人往来相当频繁,华夏文明的光环持续不断地投射在这片邻近的海外地域上。 史前时代,华夏大陆居民中不少人向东南迁移,其主要路线一是从中国云南出 发,经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到达海上诸岛;一是以中国东南海滨,经台湾岛, 乘舟跨海,到达东南亚。因此,这一地区的早期文明直接受到华夏大陆的影响。在 印尼发现的石斧和铜鼓明显来自华夏。秦汉以后,东南亚诸岛与华夏的联系越来越 密切,那里的文化中除了受到印度文明的明显影响外,更多的是受到华夏文明的薰 陶。 印尼语中的中华一马来语形成于19 世纪中叶,其中有大量的汉语(闽南方言) 借词。华侨的大量到来促成了当地汉语文化的繁荣。自唐以后,印尼一地曾长期通 行中国铜钱,作为经济往来的主要媒介物。华侨还带去了华夏的先进生产技术,其 中主要有青铜器和铁器制造术、犁耕和种植法、制茶术、造纸术、养蚕术、纺织丝 绸法、蔗糖制造法、甘蔗酿酒法、榨花生油法、造船法、锡器制造术、雕刻术、火 药火器制造法、罗盘等。印尼的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也受到华夏文明的强烈影响, 如中国的烹饪术、食品、生活用具、服饰等。此外,中国的春节、元宵节、爬船节 (端午节)、中秋节等早已成为印尼人的欢乐节日。 马来西亚、文莱的文明进程同样受到华夏文明的辐射。考古发掘说明,华夏人 在秦汉时代就不远万里给那里带去了大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产品,加深了当地 国王、贵族的慕华心理,他们模仿华夏的装束、使用华夏的器皿、采纳华夏的生产 技术,与华夏往来密切。1783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托马斯·福莱斯特在访问 该地时,惊讶地发现: “我从船只停泊地丹戎普都斯乘小船登陆拜见霹雳国王,他在一座高大的房子 中很隆重地接待我,房内有冲兵20 名,穿着黑缎上衣,胸部绣有金龙;戴着满州 人的帽子,完全是中国式的打扮……”华侨曾在马来西亚、文莱的华夏文明延伸进 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明史》卷325 《满刺加(今马六甲)传》中曾描述当地人为“男女椎髻,身 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就连16 世纪初葡萄牙人所绘的地图中也将该地 的地形标成“中国溪”、“中国村”、“中国山”、“潼州门”等。 据专家研究认定,文莱王室就有中国血统。当地流行着一种传说:郑和下西洋, 路过马六甲海峡时,将此地视为中国的海外属国,留下一位名叫王三品的将军镇守 之。王三品于是便成了当地的国王。 华人移民的激增和华夏文明影响的加深在马来西亚地区培植了一种特殊的华夏 文明变体——巴巴文化。巴巴(Baba),原意为父亲,语音来自中华,以此为表征 的文化现象即称为巴巴文化。巴巴文化以巴巴马来语为特点,巴巴马来语则是由华 人创造的,其中包含大量汉语借词,是社会日常生活和商业的主要用语,到19 世 纪后半期采用拉丁字母,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以此为基础,马来西亚 的华人开展了一系列传播华夏文明的活动:创办出版社、报刊,翻译华文文学、吏 学著作。《诗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 》、《水浒传》、《西游记》、《说唐》、《七侠五义》等各类作品相继传入马岛。 英国学者温斯泰德在其著作《马来文学史》一书中称:“居住在马六甲这个国际性 港口城市的中国人可能对马来民歌演变成现在这个形式施加过影响。因为,马来半 岛出生的中国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种四行诗的即席创作者”。除了文 学、语言之外,马岛华人在当地的文明影响还表现在医学、生产技术等方面: 中医早在马来半岛扎下了根并深受当地人喜爱。据近代学者统计,在马岛的中 草药已达456 种,由华夏传入的采矿、建筑、农耕等技术也已成为马来文明的支柱。 还能说明问题的是,马来西亚、文莱两地的日常习俗,从衣着到币制、从仪式 到节日无不闪耀出华夏的风采。 菲律宾因与中国大陆最近且邻台湾,所以早在远古时期便有许多华人陆续到该 地定居,成为菲律宾早期文明的创始者之一。民族学研究者认为,菲律宾民族可分 为四大系:毗舍耶族、他加禄族、伊洛于诺族和比科尔族,此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 共计55 个民族,而这些民族的祖先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与华南许多民族有血 缘关系。 汉唐以来,中外海路交通日益发达,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菲律宾,有的是经商路 过、有的躲避灾祸、有的寻金探宝,其中往往有久居不返者。移居菲律宾的华人多 不携家眷,后与当地妇女通婚,成为当地民族的一员。到18世纪中叶,华菲混血种 已占菲律宾总人口的5 %,形成了独特的中菲混合文化,首先表现在姓氏上,许、 杨、林、王、唐、黄、陈等无疑起源于华夏。 据调查:在当今菲律宾人口中约有10—20%具有中国血统,在菲律宾的国会议 员中则有75%的人具有中国血统。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称: “菲律宾显要贵人中很多人公开宣布,本人身上有中国人的血统关系。并且证 实每个菲律宾人,大都以中国人的血统关系为崇高荣誉”。①著名的华裔菲律宾人 有: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艾米利奥·阿奎纳多,等等。 有人曾慨叹:“何塞·黎萨尔博士的诞生,是中国人对菲律宾最伟大的贡献。”可 见,华菲混血种不仅成为菲律宾上层社会的主要种族,而且成为菲律宾历史的创造 者之一,自然也就成为菲律宾文化的创造者。菲律宾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可避免地显 现出华夏文明的影踪,以致一位西方传教士在1590 年这样说道:“在这个市场上 (马尼拉一市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各种行业,各种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稀奇 古怪的货物”。 菲律宾农耕技术中的犁田、播种与收割的方法,农具中的马、牛、犁、耙、水 车、水磨等,农产品中的白菜、莴苣、菠菜、大豆、芋头、李、香蕉、柠檬、梨、 杏、花生等无一不是华夏文明延伸的结晶;造纸、纺织、冶金等行业更是华人直接 传播的产物。华夏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则基本改写了菲律宾社会演化进程史。罗盘开 辟了菲律宾远航事业;印刷术催生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部书《基督教教义》。 ① 马尼拉《世界日报》1984 年11 月16 日,第五版。 菲律宾日常生活中的华夏文明印迹不胜枚举。菲律宾语中的他加禄语包括了大 量汉字,目前该语言中的词汇里有百分之二来自汉语。菲人喜爱穿的中国衫、喜欢 吃的中国菜,也是典型事例。就连菲人家族中的关系结构也映衬出华夏文明的底蕴, 尊老爱幼、弟兄称呼、婚姻方式等明显是中国人的方式。 由上可知,东南亚诸岛国所受华夏文明延伸之深刻程度虽不如日、朝、越那么 直接,但亦化入其社会骨髓中去了。华夏文明的潜影在那里随处可见。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