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欧洲:强劲华风 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曾言不由衷地叹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 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近代欧洲一度刮起了“中国神话”之风。 华夏文明延伸的触须无疑已远远地到达了欧洲。 华夏文明在欧洲延伸的历史轨迹华夏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华夏文明在欧洲的 延伸当溯至远古及殷商时代。商代青铜文化是通过中国西北草原游牧部落输入欧洲 的,这直接影响了欧洲早期文明——塞伊玛文化的诞生。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 的丝绸已成为希腊贵族的华美衣装,因而,古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 ), 即丝之国。最早提到赛里斯这个“丝之国”的是在公元前416 年到前398 年间担任 波斯宫廷医生的泰西阿斯。当时,许多希腊人还认为,赛里斯人都是碧眼红发的怪 物,是一个披着神秘外衣的民族。这大概是他们见过的中亚人形象。 经汉武帝的文武夹击,中欧陆上交通渐渐变得畅通无阻,西域地区形成了南北 两线的“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从此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掀起了古代欧洲的 第一股“中国热”。大秦(罗马帝国)的名字也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其得名是由 于“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实际上,在汉语中,秦指西方之国,西海也称秦海,“大”与“秦”本相通转, 大秦代表了极西的国家。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华夏与罗马的商贸往来空前繁荣, 中国的丝品、铁器、铜器、漆器、香料大批地运往罗马。中国帆船经过海路到达罗 马帝国的港口厄立特里亚的阿杜利,直接促进了该地的商业繁荣。到公元2 世纪时, 中国的丝绸已风行罗马帝国,为一代时尚。公元4 世纪时,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努斯 宣称:“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着丝服,现在则各阶层人民都普遍穿用,连搬运夫 和公差也不例外”。 作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拜占庭王朝也与华夏文明有着不解之缘。643 年首次派 使者到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请求加强双方合作,希望得到唐王朝的支援以平 息其境内四起的反叛之声。以后又多次派基督教徒前往华夏。 唐王朝与中亚阿拉伯诸国的较量反映了唐拜的联合关系。这一交往虽有极大的 政治因素,但是生产技术也因此而直接输入拜占庭境内。养蚕、漆器成为拜占庭生 产领域中的重要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古代炼丹术也早在公元初年传入了欧洲,并引发了后来的 欧洲化学革命。公元4 世纪埃及使者来华,获得了炼丹之术,由埃及又传往欧洲。 但对欧洲影响至深的还是由阿拉伯人作中介传入的炼丹术。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们 嗜于炼丹术并非求长生之道,而是志在求富,希望术士能点石成金,近代化学由此 演化而出。1940 年,《西巴论集》正式确认了中国炼丹术的西传历史: “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向西班牙推进的 结果,传遍了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 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前 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作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元帝国的建 立及马可·波罗的论述使更多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富庶和昌盛产生了狂热的向往,激 起了欧洲的又一轮“中国热”。中国的许多产品进一步传入欧洲:茶叶、雕版印刷、 典籍、建筑、医学成为华夏文明西传新浪潮的先锋。 然而,古代华夏文明在欧洲延伸的最主要成果以及对欧洲历史影响最深的当属 四大发明的西传。 约在公元9 世纪,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之手传入欧洲,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的 造纸源地,后依次传入法国、意大利等地。1109 年,西西里国王罗吉尔一世用阿 拉伯文和拉丁文颁布的一道写在纸上的法令,成了目前欧洲最早的纸本文件。 由造纸术传入而形成的文化盛世是西班牙科尔多瓦王朝。该王朝拥有70所图书 馆,发展为西方的文明中心,变成西方吸收东方文化的枢纽。以此为契机,西班牙 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翻译浪潮,大量东方著作转译成拉丁文及西欧各国文字,到 14 世纪末,造纸业已成长为欧洲重要产业之一。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德国 南部都生产纸张。除了供富人使用外,纸张已基本取代羊皮成为广泛通用的书写材 料了。从15 世纪起,造纸业以德国为中心向四周延伸,波兰、奥地利、英国、俄 国、丹麦、挪威纷纷建厂造纸。直到18世纪,欧洲人为提高造纸技术仍须求援于中 国,尚造不出宋代已能抄造的三丈长的匹纸。一位叫杜尔哥的法国财务大臣曾于1754 年要求到法国留学的北京青年高类思、杨德望回国后掌握中国造纸工艺流程。 印刷术的西传推动了纸的应用,印刷与造纸的一体化威力给欧洲历史造成了前 所未有的东方冲击波。大约在8 —10 世纪,雕版印刷传入中东,再由中东传入欧 洲,促使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欧洲雕版印刷的最早基地。 中国的活字印刷也在元代传入欧洲,德国、荷兰、法国相继进行活字印刷试验。 1454 年,德国的谷登堡用活字印刷技术成功地印制出了历史上第一部拉丁字母的 《圣经》,开辟了人类信息传播史的新纪元,一举打破了以往只有上层人士才可读 书受教育的技术局限,赋予广大平民读书受教育的机会,推动落后、愚昧的中世纪 欧洲向活泼、强劲的近代欧洲转化。 12 世纪,罗盘传入地中海。首先使用罗盘的欧洲人是意大利商船队,引发了 一场欧洲航海业的大革命。罗盘用于航海导致了针路和航海地图的出现,这既可以 确保船只沿着一定的航向安全行驶,又可计算船只的航行日期,从而开阔了欧洲人 的眼界,强化了欧洲人的全球意识和世界观念,推动了欧洲人向海外的拓展。 13 世纪,欧洲人知道了火药的功用,并将伊斯兰国家的一种火攻书《制敌燃 烧火攻书》译成拉丁文。然而,火药给欧洲人留下深深印象的还是13—14 世纪欧 洲人与穆斯林的三次战争: 1290 年,阿卡城,东征的法兰克十字军团遭到穆斯林马木鲁克人的围攻。马 木鲁克人使用92 座抛石机昼夜轰击,久攻不下,改为发射火球、火瓶、火罐,法 兰克人死伤惨重,被迫从这座亚洲大陆的最后堡垒撤退。 1325 年,西班牙巴沙城,阿拉伯人在镇压西班牙人的反抗时利用抛石机发射 用火药制成的火球进行打击,几乎使该城全民覆没。 1342 年,摩洛哥阿耳黑西拉斯城,葡萄牙人企图占领该城,进而入侵摩全境。 摩洛哥人奋起抵抗,并利用其它穆斯林兄弟送来的大炮袭击对手,致使葡萄牙遭受 重大打击,伤亡无数。 饱尝了火药苦头的欧洲人终于知晓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立即着手引进制药、 造炮技术。1326 年,意大利人终于掌握了制造火器的技术机密,造出了欧洲最早 的金属管形火器。随后,英国、德国、俄国、葡萄牙相继成为拥有火器的国家。 火药与火器不仅成为欧洲封建统治者手中劫掠和暴政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还成 了欧洲平民阶层反抗封建贵族的锐利武器。恩格斯说,欧洲对于火器的采用不仅对 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也起了变革的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 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 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火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统治跟身 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①四大发明的西传,推动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历史 剧变,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两位历史伟人的评论足以让我们对此有 一个全景式的理解。应当注意的是,他们常常将造纸与印刷视为一体并更注重印刷 术的作用。 马克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 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 杠杆。”②培根:“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 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 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 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③欧洲的“中国神话”及华夏文明对近代欧洲的 冲击。 伴随着中欧交通的日渐发达,伴随着华夏文明对欧洲冲击力的加强,中世纪之 末近代之初的欧洲萌生了一种持续的“中国神话”,中国被视为“唯一的文明国家”。 这种神话的始作俑者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之子,据说,他随父及叔一同远行来到中国,于1275 年见到了元帝忽必烈,并为元廷服务17 年之久,游历大半中国,对中华丰富、昌 盛之情形印象甚深,1295 年回到了阔别25 年的家乡威尼斯,写成《马可·波罗 游记》一书,从财富、人口、生活、政治、物产、工商、交通、纸币、矿产、建筑 等方面全景式的介绍了华夏文明。书的开头写道: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无 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 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 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 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 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 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任何人,基督 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梅塞·马可那样,知 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马可·波罗叙述的故事对 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显得无比奇特而神秘:无论是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华丽宫廷, 还是纵横有序的平坦大道;无论是璀璨光华的珠宝,还是炫丽多采的物产,都是欧 洲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正因如此,马可·波罗赢得了一个“百万先生”的称 号,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164 —165 页,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 卷427 页。 ③ 培根《新工具》第1 册,格言129 条。 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 正是这个“百万先生”揭开了“中国神话”的序幕。 诚如斯诺夫里阿诺斯先生所言,“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 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 继续前进。”①然而,使“中国神话”扩大化,使欧洲人更全面、更深入了解华夏 文明的还是欧洲东来的传教士。 16 世纪以后,带着对东方文化的憧憬,怀着对远方华夏的梦幻,西方传教士 千里迢迢踏上中国大地。最早于1552 年来华寻梦的传教士弗朗索瓦·扎维埃未曾 如愿便病亡中途。1560 年,首批教士到达澳门,从此便开始了对华夏的传教活动 和对东方文化的系统了解过程。 尽管这些传教士对华夏文明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却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中 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层,为欧洲本土真实地描绘了华夏文明的概貌。在语言文学方面, 传教士金尼阁于1626 年编撰了第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西儒耳目资 》,为欧洲人了解汉语、学习汉语开辟了道路。1728 年,马若瑟著《中文概览》, 系统介绍了汉字的结构和性质,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字的先驱经典。在中国概况 方面,1585 年,西班牙门多萨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史》,该书甫一问世,即被译 成欧洲各国文字。1615 年,金尼阁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全面介绍了 中国的风俗、道德、宗教等,是当时西方人介绍华夏文明最有权威的著作之一。在 中国传统科学方面,宋君荣于1732 年先后编撰了《中国天文学简史》、《中国天 文学论文集》,后又写成大部头的《中国天文学史》。与此同时,中国的医药学、 植物学等也被介绍到了欧洲。在儒学经典方面,许多主要的儒家经典都被译成欧洲 各国文字,如《大学》(西文名《中国之智慧》)、《中庸》、《论语》、《礼》、 《诗经》、《易经》、《孝经》,等等。而且还出现了研究中国儒学的专门著作, 如刘应的《易经概说》、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马若瑟的《经传议论》、钱德明 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 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中国的工艺品以惊人的规模流往欧洲,以致引起了欧洲搜 集和仿制中国工艺品的狂热,这一狂热竟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其代表便是欧洲历 史上的“罗柯柯”运动。 “罗柯柯”一词源于法文“Rocaill ”,意指一种假山石或贝壳的装饰品,在 18 世纪的欧洲主要指以追求和仿制中国艺术风格的“崇拜中国热”。从建筑、服 饰、风俗到物品无不以“中国趣味”为目标,甚至中国的戏剧也盛极一时,伏尔泰 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于1755 年在巴黎公演,引起整个欧洲 的轰动。这一运动的高峰是泛及整个欧洲的仿造中国园林狂潮,英、法、德、荷、 瑞士等国都出现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一位法国传教士称北京的圆明园为“人间的 天堂”,一位德国学者断言:“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 华夏文明成为当时欧洲人议论的焦点,是欧洲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泉。法国 学者莫里斯·罗宾说:“中国模式激起了欧洲人的热情:对中国友好的人,崇拜中 国的人,乃至崇拜成癖的人,犹如破堤之水,大量涌现。”“中国趣味”、“中国 风格”一时成为欧洲人的时尚,以至于中国的一① 《全球通史》(1500 年前的 世界)347 页。 切都被美化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被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被视为 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中国神话” 漫及西欧社会各领域,体现了华夏文明对欧洲社会的辐射力。 正由于此,华夏传统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 用。 17—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封建专制主义消亡而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标 志。这一时期的欧洲思想界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思 想壁垒,一是建立象征资本主义的新型思想体系。而此刻的欧洲却是以宗教文化为 核心的封建主义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强调神本位和非理性本位,因而,必 须以理性的哲学文化为武器冲击顽固的中世纪思想,以理性权威替代上帝权威,建 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资本主义精神体系。 于是,华夏文明中不崇神权的思辨哲学与强调理性的思想体系及伦理本位的道 德意识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先哲极力推崇的精神体系。他们积极而狂热地运用华夏 文化素材,守护了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摇篮,尔后以此为据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基 础。他们从16 世纪便已把寻求摆脱神学狂迷的目光转向中国。当时,葡萄牙著名 学者乔安·巴罗劳斯在其著作《每十年史》的《第三十年史》中,第一次以文艺复 兴的人文主义立场评论华夏文明。他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他们文化的优越性, 他们本身是用两只眼睛来理解所有事物的。欧洲人却只是单眼为主,他们除自己之 外,根本看不见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他的话既抨击了欧洲民族的狭隘性,又 批评了欧洲神学主义的保守性。18 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讲得更明白 :“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学家,大地理学家,胜 过(中国)这善良的百姓。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 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于一切科学的第一位的,那么,他们可以确定他说,他们有两 只眼睛,而我们只有一只眼。”上述“复眼”与“单眼”之分,是当时欧洲启蒙思 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神学文化的一种比较评判,这一评判在围绕西班牙教士 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一书的评价中表现得也十分强烈。该书盛赞中华民族是 “一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斯卡里热读到这本书后,立即写 信给法国作家戴·蒙太皇,说:“和中国令人赞赏的王国比较起来,我们法国人太 渺小了。法国人之间非但不能和睦相处,而且互相厮杀。中国人都安逸地生活,在 法律上井井有条。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会指责我们,就会使基督羞愧难容”。戴· 蒙太皇则在该书的法文版上加了批语说:“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 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看,华 夏文明为受宗教束缚日久、厮杀日深的欧洲吹进了“辽阔而变化无穷”的希望之风, 华夏文明中那超越神学权威的精神美德成了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抗争、宣扬自由的 意识之根。 归纳言之,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对于欧洲启蒙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影响 : 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哲学的道或理观念对启蒙运动之尚理性、反宗教的影响。黑 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人们常说支配世界的理性有两类形式,一类是希 腊哲学家所称的“Nous”(一种支配世界的无形物),一类是宗教信仰中的上帝。 黑格尔断言,这两者都不是“哲学的理性观”,而只有“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 理性(Reason)——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而笛卡尔则称得上是近 代欧洲第一位革命性地崇尚理性的人。他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润,在其名著《方法 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朱谦之先生认 为,笛卡尔所讲的“Reason”同中国人所讲的“理性”(“理”)“正是一个东西”。 ①伏尔泰认为,中国人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 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民族中最有理性的人”。他 还认为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华夏文明对神权批评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通过向中国传播 神学的传教士传播过去的,他们介绍华夏儒学,原本想通过证明它和基督教一致而 为基督教的非理性饰金。不料,后果反而赋予反宗教论者一种强有力的攻击武器。 一时间,在不少欧洲哲人眼中,中国的孔子变成了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偶像。中华 民族也成为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孔子哲学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 之一,其影响漫及欧洲诸强。在华耶稣会教士第一任领导人利玛窦曾这样评论孔子 :“他既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生 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徒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 意大利教士殷铎泽认为:“孔子先于耶稣降生500 年之前就生活在中国了。他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圣贤之一。”法国教士李明更盛赞道:“在孔子的哲学中,可以断言, 理性是属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孔子的顺世随俗而不失庄重和美的态度,其严 格的禁欲生活、轻视人间的富贵,尤其是在古圣贤中罕见的特质——他的礼让与谦 恭,使孔子成为由理性所训练成功之纯粹的哲学家。”伏尔泰则尊敬地称赞:“孔 子为天地灵气之所钟,他分辨真理与迷信而站在真理一边……实为天下唯一师表”, 是“世界的智星”。 传教士对异端文化的传播激怒了罗马教廷。从1645 年起,教廷多次向在华教 士下达禁令,要求杜绝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但华夏文明的诱人魅力仍冲破诸种网 罗,撒向欧洲大地,去哺育那里的近代文化之胎。 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中独特的天道观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强烈反响。中国哲学 中的“天”往往并不是神或上帝的代名词,而是指茫茫自然之“天”,是基督教之 上帝的对立物。于是欧洲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保守教士竭力用“上帝”攻击中国的 “天”;启蒙知识界则用中国的“天”去推翻上帝对西方人心灵的统治。 第二个层面是华夏文明中伦理本位的道德哲学对于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 爱思想的影响。“性善论”是华夏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18世纪的启蒙学 者们热烈地称颂“性善论”,认为霍布斯所言的“恶”乃是世界之祸根、不平等之 源,只有“善”才是通向人类博爱、社会大同之途。当时,欧洲流传着一首诗: 人之初,性本善。 霍布斯之叹息,欲为何……? 摩尔利则进一步认为,性本善正是“18 世纪之 思想精神”。他指出:“人性本善,世界能成为优美可爱的处所;而目前世界之病 患乃恶劣教育、恶劣①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200 页,福建人民出 版社1983 年版。 制度之结果。”李约瑟对此有一番极为中肯的评论。他在一次讲演中说:“17 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 欧洲……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 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 之望……”①第三个层面,中国君主专制型社会政治体制成为启蒙思想家进行资本 主义社会政治变革的样板。莱布尼兹十分向往开明君主专政,反对欧洲中世纪的贵 族统治和教权专制。他把中国的康熙皇帝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认为欧洲 一些知名君主,如路易、奥古斯都及腓特烈所不能实现的,“均可在康熙身上实现”, 并断言中国“开明专制君主的完美的仪型,应为欧洲的君主所取法。”重农主义者 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尤为推崇中国的重农传统,热心鼓动法王路易十 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魁奈去世后,他的学生所致 悼词中,把他在1858 年发表的《经济图表的分析》一书和一生致力的目标,说成 是实现孔子的教导和道德规范,以敬天爱人和节制私欲为行动准则。 第四个层面,儒学对于启蒙思想家理论本身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德国著名学 者莱布尼兹非常崇拜中国儒学的自然神论。他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论是从约 3000 年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他从21 岁起开始研究中国,先是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及研究文集,并又直接从在华传 教士手中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和白晋长期通信,在欧、中两国共同探讨他的二进制 算术和易卦,终成一代数学家。他还借重华夏文明无情地鞭答欧洲的基督教文明: “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 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鉴于此,他对欧洲社会发出了 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 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 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他还努力贯彻中国的实践哲学,倡导成立了柏林、 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院,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柏林、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项目。 1714 年,他发表的《单子论》中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 华。 伏尔泰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代启蒙宗师。他曾尖刻地批判莱布尼兹,却 步莱氏后尘,对华夏文明倾心不已。他在《哲学辞典》中的“光荣”条目下赞颂中 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 年代学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认为早在上帝创世前很久,中华民族就已 创建了灿烂的文明,并毫不留情地讥讽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徒,他说,当中 国文明已是昌盛、繁荣之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 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肇始于中国,而且长期遥遥领先,称“中 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他把孔儒学说视为一种自然神论,是 “理性宗教的楷模”。 他指出,“孔子使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 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① 李约 瑟《中国文明》,见《大公报》1942 年8 月31 日。 深深植根于这种儒学的道德规范之中,而由他创作的戏剧《中国孤儿》便是他 这一思想脉络的集中体现。他借用剧中女主人公依达梅的口说:“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有的是高尚的艺术,有的是威严的法律,还有清静的宗教。这些都是世世代代 可以夸耀于世界的国宝。”该剧作的公演几乎轰动了整个巴黎,引爆了一股思想的 激情。《中国孤儿》成为法兰西剧院的保留剧目,剧中体现的理性沉思和献身精神, 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向纵深的发展。 德国大文豪歌德自小受到“汉风”薰陶,他阅读过大量有关华夏文明的书籍和 中国文化典籍。据说,他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时就读过中国的四书(拉丁文译本)。 他曾经两度专注于中国文化的钻研,把研究古老中华帝国文化同当时德国命运结合 起来,他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家的密不可分关系,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 他还师从汉学家克拉帕洛特学习汉字,一时被称为“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 人”。有的研究者发现,在歌德的光辉巨篇《浮士德》乃至《威廉·迈斯特的漫游 时代》中都隐现出明显的华夏文明风采,以至他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慨然写 道: 视我所窥,永是东方。 华夏传统文化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尤其是对时代之交的欧洲造成了 深刻的冲击。它在动荡的欧洲参与了反对神学专制和创立近代新文明的世纪之战, 成为新文明演进的一面旗帜。200 余年过去了,欧洲人或许已然忘却了华夏文明是 怎样哺育过他们身处其中的新文明胚胎。但是,人类文明史的事实却会永远向人们 昭示华夏文明所具有的这一世界历史性意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