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顿挫二:西方文明的冲击 人们不禁会问:西方文明的冲击力为何强劲无比,西方近代文明究竟具有哪些 击败千年东方文明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外来文明的冲击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古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就是一 次影响十分深远的文明冲击。在冲击中,华夏古人以包容百家、兼容并纳的龙之胸 怀,接受了外来文明的挑战。结果,由此丰富、发展了具有中华特色的佛教文化, 促进了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宋明理学的形成。 但是,就文明冲击的力度、广度、深度而言,古代外来的冲击要小得多、弱得 多,而且华夏文明迎接挑战的力量也强劲得多。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及由此而带 来的冲击使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古典文明显得毫无抵抗之力。一向以强大、富 裕著称的华夏文明一再退缩,危机重重。西方近代文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对华夏文明形成空前冲击力、扼制华夏文明 的外延之势,其源泉或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优越的科学技术水平。 西方人是坚船、利炮闯开华夏文明大门的,令华夏人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是他 们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惊人的技术。连最保守的士人也已意识到中国在“器物方面” 远远落后于西方,洋务派之“西学为用”中的“西学”实为技术之学。技术成为近 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西方人赖于扩张地盘、冲击文明古国的“先锋”。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道: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 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汗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 而是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①在斯诺夫里阿诺斯先生看来,为辗谷、伐木、 排水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为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这些发明的 出现使西方人在减轻人类辛苦劳作方面取得的成功已远远超过长达千年的文明功绩。 然而,令欧洲人毫无顾忌进行扩张的真正技术后盾是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 海军装备方面的突进型发展。在1200—1500 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 倍或两倍。载重量为150 —200 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 —800 吨的圆体帆船。 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技术得以改良的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 灵便,经济效益也更高。航海术、航海图也有了相应的进步。 在火炮方面更是已经令他们的东方老师望尘莫及。荷兰、德国、英国在16世纪 制造出来的火炮长度约为5 —12 尺,能发射重达5 —10 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 射如此重量的铁丸,能击毁300 码射程以内的船体。不应忘记的是,欧洲技术的飞 跃很大程度是源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是科学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突变使技术解放出来, 成为欧洲人扩张的工具。 科学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可以自由驰聘;科学唤醒了欧洲人的 智慧,使他们可以投身于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它不仅创造了技术,也深深地影响 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和性质。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出现之前,欧洲的 艺术、宗教或哲学并没有给非西方文明以多少影响。非西方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 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甚至更① 转引自《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 的世界)22 页。 为突出的贡献。但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欧洲却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使 欧洲文明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 著名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遗产被分散以前正在朝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事物发展的任何征兆 似乎是不存在的;否则,拜占庭帝国不会只顾及其古典传统的连续性,老是抓住古 代思想而是会以巨大变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因此,我们必须将科学革命看作是西 方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物——它取决于仅存在于西欧的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在一定程 度上或许还取决于大陆这一半的生活和历史中的某种能动性。因此,当时不仅在其 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历史,而且它是极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 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 制了其它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开始支配其他 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像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 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 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 世纪后半叶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 的所有器具。”①其次是强劲的经济扩张力。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的、 显而易见的因素,而由这一因素形成的强大经济力量是西欧文明得以击败东方文明 的显著优势。除了14 世纪西欧经济一度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西 欧经济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增长。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更促进 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由于欧洲自然环境的影响,欧洲经济的自给程度低得 多,那里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已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人口的增加、贸易量的扩大,欧洲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强烈起来, 驱使企业家和商人们去寻找新的市场、新的通商路线和新的物产。为此,欧洲人远 航于各大洋,走遍地球上的每一港口。尤其古代以富饶著称的华夏帝国,更是他们 梦寐以求的冲击目标。 最终使欧洲的经济扩张力达到鼎盛、最终使欧洲文明击败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 非西方文明的重要助推器是欧洲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唯一 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步传播到欧洲诸 国,推动了欧洲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1770—1840 年,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 率提高了20 倍,资本总额从1750 年的5000 万英镑增至1800 年的150 ,000 万英镑,1865 年则增至600 ,000 万英镑。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在19 世纪后半 期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经过工业革命的催化,欧洲由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显著增加,对海外扩张的愿望也更为迫切。也正由 于此,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向全球扩展。1763 年以前, 欧洲列强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的主要占有地在南北美洲。1763 年以后,为经济扩张力支配得疯狂不已的欧洲列强① H·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 起源》(1300—1800 年)179 页,伦敦,1957 年版。 飞鹰扑食舱地冲向东方诸国,在政治上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 个非洲,并迅速使占有地欧化,工业文明的模仿浪潮也在东方古国中兴起,尽管有 些古代文明如华夏文明在“软件”方面对西方文明有抵触情绪,但作为“硬件”的 工业文明成果——资金和工业却堂而皇之地流入这片古老、守旧的大地,并使这个 最为封闭的帝国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去接受西方列强的经济征服。 在这种新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华夏文明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最明显的莫 过于经济优势,且看表4 —2 。 工业革命产生的经济扩张力是如此的强劲!它使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份额的三分 之一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便降为二十分之一强的地步。 对华夏文明构成挑战的还不止于此,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新型西欧文明是一种完 全新型的文明,这一文明形态规范着以后非欧洲文明的演进方向。以古代华夏文明 为代表的古典农业文明成为一种过时的文明形态,它必须按着新型文明所要求的目 标奋进,否则便会被世界工业化浪潮吞没,这就是现代人所称的现代文明形态。毋 需讳言,现代文明诞生于西方,遍及于全球。尽管其中有政治制度的千差万别,但 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仍有共同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这种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各种自然形态的生产力(如人力、畜力、 可再生的植物性能源)和简单机械力形式的本质性突破,表现为对非生物能源的支 配和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从而创造了高的经济增长率。 参见图4 —3 : 资料来源: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2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可见, 从远古一直到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的社会财富的增 长都是异常缓慢的。工业革命后,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了空前飞跃性增长,就像从马 车式跃进到了火车式的经济发展。 正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强劲经济扩张力予以西方文明勃勃生气,使古典农业文明 的象征古代华夏文明遭到严峻挑战。 第三是积极竞争的人生态度和求实精神。 就欧洲而言,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们的思维为神学的绳索紧紧束缚着。 那个时代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文艺复兴以及①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23 卷,第8 页。 启蒙运动的扩展使欧洲人获得了思想上的新生。 在思想领域,启蒙思想家们要求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的行为。宗教信仰 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 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 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觉醒了的欧洲人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 任意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传统信仰。他们大多推崇理性、信奉自然神论,要求人们的 行为取决于自身的理性判断。虽然出于文化的基因,他们中仍不乏相信上帝者,但 这些人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行而不加以干涉。他们 把人的尊严和创造力视为世界的基点,强调人的自我奋斗,甚至把自我价值的实现 视为社会行为的支配原则。 在政治领域,新的欧洲文明崇拜“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强调“所 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 洛克在《政府论》(1690 年)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 他写道: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 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 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也就是说,洛克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为 一种政治契约关系。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来源于 人民之间的契约。他在《社会契约论》(1762 年)一书中认为,所有公民在建立 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一共同意 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尽管这个所谓的共同意志显得过于抽象,但它毕竟是投 向“君权神授”论的一颗重磅炸弹,其意义在于他强调了人民的主权,而统治权不 过是一种“代办权”,是人民权力的代理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行政权的受托人 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 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在这一枚枚“重炮” 的轰击下,中世纪以来的贵族政治、君王至上等政治观念逐渐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 台。人们有了一个比中世纪更民主、更完全、更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 在经济领域,由个性自由而导出的是自由放任观念。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 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是自由放任思想的核心。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提倡者是英国 的亚当·斯密。他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一书中 对此进行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 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 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他进一步论述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 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 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竞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 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时,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 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私人的勤奋, 并将他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正是在这样思想的诱导下,西欧的企业家和商人们以全付精力投入到经济扩张 行动中去,不仅形成了一系列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还组织起世界规模的贸易合股 公司。他们的信条是:钱,来自于个人的勤奋、开拓;赚钱,是人类的本能,也是 人类价值实现的基本标准。中世纪那种“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 恶”的观念让位于“钱是上帝对宠儿的一种奖赏,是对于民勤奋的一种承认”的观 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之“新教精神”的核心。 在社会领域,欧洲人逐步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将其移植于社会竞争的层面 中,“适者生存”原则到19 世纪末已成为欧洲人进取、开拓、殖民的基本信念。 实际上,社会进化理论在欧洲早已有之。40 年代马克思就曾提出了所有社会制度 都处于不断变化并不断进步过程中,但就欧洲社会而言,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则是赫 伯特·斯宾塞。他认为,一切都在进化中。他的代表作《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中 写道:“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 艺术的发展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步始终保持着。” 斯宾塞的进化观对许多欧洲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成为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滋 生源之一。 1859 年,达尔文出版了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他提出:处于现在各 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 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 是“自然选择”。这一学说的要旨可表述如下: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 能生存的多得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 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 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 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人们将以上思想归纳为八个字: 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尽管达尔文的学说一出台便引来了众多咒骂、讽刺和侮辱,但还是在西方社会 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震动,它塑造了近代欧洲人的个性。达尔文关注的是生物学 领域,影响却扩及社会关系领域。之所以会出现令达尔文自己也为之瞠目的效果, 其根本原因在于达尔文学说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恰好与当时的时代基调 相适应。欧洲内部,政治上,俾斯麦正寻求统一德国的机遇;经济上,人们正以极 端的个人主义寻求发财致富之路。欧洲外部,欧洲人正不可阻挡地去征服殖民地。 达尔文主义成了上述一切行为的合理解释。在事业上成功的个人说,他们应该得到 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比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这个世界。殖民征服中 获得成功的列强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之必需,强国应该成为弱国弱族的 统治者,因为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诸落后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强大的 西方人予以保护和指导。 这种思想的蔓延便产生了一种新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绝未想 到他的研究成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加以利用,更不用说有如此打算了。 事实却是:它们被这样利用了,而且利用的意义是如此的重大,原因在于,它 似乎为当时由于其它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现行政策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支持。 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下的欧洲列强在抢夺殖民地、摧毁古老文明时显得更加理 直气壮、更加不可一世。他们的信条是: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第四是强大而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 近代欧洲文明的冲击力,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能源,那就是欧洲在中世纪末建 立起比以往强大得多的民族国家以及近代之初建起的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政权。正由于新型政体的生机勃勃、经济的冲动、优越的技术、思想的骚动才得 以合成一股力量冲向全球,创造了蔚为壮观的人间奇迹。 814 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几种势力 展开了明争暗斗: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权势炙手的封臣们发生冲突;城市国家之间 结成各自的联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角斗;教会与君主进行着长期的较量。 几派势力较量的结果是欧洲出现了强大的民族君主国,英、法是典型,他们的 君主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是由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层结成了非正式的 联盟。君主保护商人、市民不受封建贵族的无端骚扰,市民、商人向君主提供财政 支持。随着民族君主力量的日趋强盛,国家机构也随之趋于完备,从而使君主们可 以动用广泛的人力物力去从事海外冒险事业。 17 世纪以后,英、法等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长期的流血斗争,世 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占 据了主导地位。尽管这一制度和意识形态仍是阶级差别的反映,并不能消除剧烈的 社会阶级斗争,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把人们从神学统治的黑 暗中解放出来,把人们从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激发了欧洲人 的潜能和活力。 这一制度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表现为民主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其实质正如恩格 斯曾经指出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 然观、社会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前为自己的 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一制度是历史的进步, 它赋予人民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权通过普选建立体现自己意志 的政府,从而将“君权神授”等级制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生气勃勃、咄咄逼人的西欧文明,华夏文明似乎正处于沉睡之中。 君主专制制度已垂垂老矣,却仍垂死挣扎般地去束缚、绞杀人们的觉醒意识, 国民经济自然陷入了空前的停滞状态。如此状态怎能抵抗先进的西方文明呢?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