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生文明:东亚经济的腾飞 如果说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传统文明成为海外华人个体创业的基点,那么,它 同样也是曾浸润华夏文明几个世纪的东亚诸国及地区创造经济奇迹的文化底蕴。 东方崛起——东亚的经济腾飞 东亚由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及若干个东亚边缘区的小国和地区组成。因中国的 发展有专节论述,在此,所谓东亚,即指除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到二次大 战时为止,除日本外,东亚地区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欠发达状态。二战后 短短的40 多年中,东亚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惊人成 就,被世人称之谓“经济奇迹”,誉之为“东方的崛起”。 日本经济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50 年代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只 有几十美元,其产品在美国只要有“日本制造”的字样就会抑制人们的购买欲。当 时尚为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毫不犹豫地给日本经济贴上了“日本人生产不出美国所 需要的产品”的封条。80 年代,日本人骄傲地揭下了自家门上的封条并使美国人 将封条不情愿地贴在自己的家门上:“美国人生产不出日本所需要的产品。”经过 战争大劫的日本以经济复兴为首要国务,经济第一的施政方针加之日本资源贫乏的 状况使日本走上了“贸易立国”之路。甚至在60 年代初池田首相访法时,法国总 统戴高乐讽之为“半导体推销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注意对国内市场的严格保 护,进而促进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发展,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下大力量 开拓国际市场。所以,日本经济实际上是国际贸易的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辩证统 一过程。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增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优厚的资金;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的优化又为国际贸易的拓展提供保证领先世界的拳头产品。从战后到本世 纪80 年代,伴随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的战略转换,产业结构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 企业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轻工业和轻机械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战略和技术 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电子工业)的转化过程。 日本经济战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到1980 年,日本的小汽车年产量 已领先美国和西德,稳居世界汽车业之冠,电视机、收音机、商船等年产量也跃居 全球第一。钢和生铁的产量仅次于当时的苏联,为世界第二。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 率在1976—1985 年期间已远远超过美国、西德、英国和苏联。日本名正言顺地跻 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 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的经济腾飞是东方崛起的另一 重要标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均系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主 要靠出口扩大的带动。这是由于“四小龙”都是海岛型经济,本国资源匮乏,市场 较为狭小,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50 年代末60年代初,“四小龙”相继实 行对外开放政策,注重对外贸易。该战略使“四小龙”的贸易额惊人增长,很快成 为世界上出口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0%。它 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和欧洲,在对美贸易上,与日本一起并列为美国贸易 赤字加剧的罪臣。1988 年美国贸易赤字为1395 亿美元,而对东亚地区的贸易赤 字就达899 亿美元,占美国赤字总额的64%。出于对国内贸易的保护,美国把日本 列为对美贸易“不公正”的国家,台湾和韩国则被列为“优先观察国”,1989 年, 美国取消对“四小龙”的普惠制待遇。 贸易的增长即使“四小龙”濒于瘫痪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又使“四小龙” 从贸易增长带来的财富中获得改善或调整其产业结构的前提。到70年代末,“四小 龙”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林,80 年代的“四小龙”更以其巨大的潜力 与活力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成为许多落后国家 效仿的榜样。90 年代,世界经济发展放慢了速度,“四小龙”仍保持了持续增长 的势头,从而使其占据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行榜之首。见表5 —1 。 表5-1 ,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 年代 国家和地区 1993 1992 年代 国家和地区 1993 1992 新加坡1 1 韩国6 5 香港2 3 泰国7 6 台湾3 2 墨西哥8 7 马来西亚4 4 委内瑞拉9 9 智利5 印度尼西亚10 10 由此可见,在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首,经过韩国,南至台湾、香港、新加坡, 形成了西太平洋上一条新工业带,呈现出强烈的经济冲击力,不能不使西方发达国 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且看表5 —2 。 表5-2 ,经济增长比较 人均GNP* 1950 经济年均增长% 1950 年代1960 年代 GNP 年均增长% 1970 年代1965-1988 年 人均GNP 1991 年 日本251 美元6.4 10.5 5.2 4.3 27326 美元 新加坡434 美元5.4 8.8 8.4 7.2 15200 美元 香港222 美元9.2 10.0 9.4 6.3 16382 美元 台湾95 美元8.1 9.3 10.4 10215 美元 韩国78 美元4.7 10.1 9.3 6.8 6635 美元 所有工业国4.2 5.1 3.2 * 按1964 年美元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罗荣渠《现代化新论》21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版。 在亚洲“四小龙”的带动下,东亚又出现了“新四小龙”或“四小虎”。 这是对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四国的雅称。“新四 小龙”与“四小龙”不同,有着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各国经济实力 极不平衡,国际竞争力也有显著差异。从表5 —1 中也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超过韩 国在1993 年中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的第四位,泰国屈居韩国之后,位到第 7,菲律宾则榜上无名。但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按世界银行的分类,1990 年,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为低收入国家。所以,与 “四小龙”同享“小龙”的赞誉,与其说源自“新四小龙”各国的经济实力,勿宁 说出于各国的巨大潜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有些人将“新四小龙”的崛起归结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实际上,日本及 “四小龙”等国家的大量投资在“新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但外国投资对“新四小龙”的崛起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原因,从某种意义更表现 为结果,“新四小龙”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表现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巨大潜力不能不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和“四小龙”与 美国贸易摩擦使日本和“四小龙”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日本及“四小龙” 都面临劳工短缺、工资上涨的压力,相继将目光转向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 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换回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986—1990 年,“四小龙”对东 盟四国的直接投资由4 亿美元猛增至129 亿美元,日本的投资方向自80 年代以来 也显然移向东南亚诸国。 基于以上优势和机遇,加之“新四小龙”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因素造就的外商 投资环境,80 年代中期以后,“新四小龙”开始显示出较强的发展势头。80 年 代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7 %、5.3 %、4.9 %、 0.7 %,1987—1990 年的经济增长幅度更猛,他们的工业产品出口在世界出口总 额中所占比例已由1965 年的9 %增至1990 年的21%。 鉴于东亚经济稳定高速增长,1993 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长达390 页的调查 报告,题为《东亚奇迹》,报告中将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 韩国、台湾和泰国列为东亚的八大“超级明星”。报告指出,自1965 年以来,这 8 个超级明星的经济年增长率为5.5 %,比东亚其他地区快一倍,比拉丁美洲快2 倍。 全球有识之士不禁在问:东亚经济奇迹的奥秘是什么?“东亚模式”一时成为 世界经济论坛中的热点话题。 世界银行指出,没有简单的东亚成功诀窍,更没有单一的亚洲经济模式。 八大超级明星实行的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国家干预的程度各不相同。香港实 行的市场政策似乎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自由。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最严厉的干 预政策。而且,它们的政策也时常变化。例如,韩国在60 年代是全面促进出口, 到70 年代则有选择地着重促进重工业。在80 年代又改为注重支持技术开发和调 整较薄弱的工业。 但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四小龙”和“新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也确有不少共 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应该就是所谓“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吧。 其一,政府对经济实施积极而灵活的干预,特别是在促进投资和把投资引向重 点行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二,政府执行了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普遍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并根据 时代要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其三,政府与企业界紧密合作,政府积极寻求企业发展的空间,企业依赖政府 的战略指导。 其四,注重控制通货膨胀率,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具有很高的积累率和居民 储蓄率。 其五,政府大量投资于教育,尤其注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资,因为初等和中 等教育对于培养熟练的劳动力极为重要。 这一系列作法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作法不同,又与诸多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差异, 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核心。 次生文明——东亚崛起的文化底蕴 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既然东亚地区曾长期受中国儒学文化的沐浴,那么,儒家 文化究竟在东亚经济的腾飞进程中起了什么重要作用呢?这一话题还得从韦伯命题 说起。 本世纪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的对比研究,探索了现代东方落后于 现代西方的文化基因。尽管韦伯并未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利于资本主义 发展的结构因素,也未认定儒教伦理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因素,但世人 从此便认定儒学是东方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并处于长期落后地位的深层致因,并将此 说法归源于韦伯命题。西方学术界也大部开始集中于儒学文化的消极落后方面,甚 至连中国学术界也群起效尤,儒学文化被视为中国长期落后的罪魁祸首。 战后东亚的崛起震惊了世界,更冲击了国际学术界。许多海外学者开始从历史 文化背景重新审视儒学文化的组成要素,并思考其中哪些要素具有可能有利于经济 发展的社会功能。较早从正面剖析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贡献的是著名学者、 “大过渡理论”的创立人赫尔曼·康恩。他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 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相处,尊敬长上,强调协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 益等等。这一伦理被称之为“新儒教文化”。 卡恩断言,这种更新了的儒学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于经济增长。 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认为,东亚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国 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相似,也可能力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比较优势”。他 指出,尽管中国士大夫的儒学思想有害于现代化,但虽未读过儒家经典而在日常生 活中口传身教的道德伦理这种世俗的儒教或“后儒家伦理”是东亚经济活力之源泉。 华人世界的研究者也不甘寂寞,几代新儒学人士都在不断地寻求文化传统与现 代化的结合点,东亚的崛起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基础。 他们几乎部肯定:儒家伦理中蕴含着强烈的成就动机,儒家思想中含纳着许多 “实践理性”的东西。台湾学者黄光国先生以台湾的“人治式”家庭企业为研究核 心,剖析了企业中儒学伦理的作用,颇具说服力。①对于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何新先生说得好,“至于所谓‘儒家文化’,固然有其优良的一面(正如 西方文化也有其优良的一面一样),但如果说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有什么必然关系, 那么正如说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具有某种必然关系……同样是荒谬的!”确实,现代 化的实现取决诸种因素的配合,不仅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可以实现现代化,在儒家文 化基础上能实现现代化,在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基础上同样能实现 现代化。 然而,藉此便说儒学文化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腾飞无任何有机关联,便不免有顾 头不顾尾之嫌,忘了自己尾骨上还留有祖先的痕迹。作为尔亚地区文化底蕴的儒学 文明毕竟在该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它自身的独特作用,因为由儒学文明长期浸 润而形成的民族心理、文化氛围、国家政治风格、社会管理方式等不能不对经济的 发展发挥出自己的潜在作用。 据笔者之见,以儒学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在东亚地区经济复兴进程中主要在以下 几个宏观方面显示了它的作用和影响。 ① 参见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8 年版。 其一,群体本位的民族精神。 有人称西方社会为“契约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只是一个契约的维 系,而契约的本质在于个人本位,契约的前提在于利益或金钱。儒家文化追求以群 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重伦理而非契约,重情谊而非金 钱。李约瑟博士在总结欧洲社会的内在不稳定与中国社会的动态平衡性时说:“财 富给人以舒适的生活,但不给人以智慧,因而在中国靠富裕带来的威望相当少。” 这就是整个东方社会群体本位的伦理学基础,一位日本学者因之而有此说:“与儒 家伦理相连的家族集体主义可能是‘儒家文化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①第 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东方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除了中国饱尝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之痛苦外,北朝鲜、韩国亦伤痕累累;东盟各国损失惨重;日本经济一败涂地,衣 衫褴褛者随处可见;台湾本已萧条,蒋军残兵败将的“百万大移军”更使之雪上加 霜;香港追随西方,封锁了大陆,也封锁了自己,成为“臭港”;新加坡退出马来 西亚后,困窘万千,有人预计她即将崩溃无疑。在如此困境下,经济如何腾飞?日 本政府要求国民团结一致,为经济振兴而奉献自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得好:新 加坡的成功,第一是“争取成功的强烈意志把人民团结起来,第二是人民的刻苦耐 劳。”这里所谈的其实就是群体本位观在东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上的体现。正是 东方各民族的克勤克俭、居安思危、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品质使东亚地区顺利渡 过难关,摆脱危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东亚人民皆以劳动为荣,以为团体奉献为荣。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工人以每周 40 小时的劳动为世人称为“工作狂”、“机器人”,韩国工人每周平均劳动时间 比日本工人还高10 小时以上。1988 年,52 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工调查表明,世 界工人年均工时为1996 小时,香港工人竟高达2627 小时,香港被视为世界劳工 工作最紧张的城市之一。正是如此废寝忘食的劳作为东亚地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 东亚地区的高积累率与人们崇尚俭朴的习惯有着必然的联系。台湾国民储蓄率 在1987 年达到39.9%,60—80 年代的香港一直保持在27—29%的水平上。1988 年,新加坡的储蓄率竟高达41.9%,而同年的美国只有6.6 %。 无怪乎有人称东方社会为积累型社会。 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古代文明养育了东亚人民旺盛的进取精神,培植了艰苦 创业的品质,造就了万众一体的性格,从而使他们在山河破碎之时顽强苦干,创造 了富有生机的东亚奇迹。台湾学者黄景汉异常感慨地致言:“从各个角度来看,中 国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非常适合促进现代化经济发展。”群体至上的精神在 企业管理中往往体现为公司与个人的二位一体化,企业员工提倡“办公司之事,亦 若办自己的事”,企业主一方面推动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注重满足员工的利益要求, 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在对外竞争方面,东亚诸“明星”也与西方个人经营的个体企业不同,往往形 成庞大的由国家支持的企业集团,增强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韩国一位学 者认为,这是东亚地区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独有形式,人称“东方形式”。 日本著名学者界屋大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断言: 日本“官民一体”的企业经营战略是不同于植根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工业社 会的主要差异之一。 ① 《国外社会科学》1989 年第5 期55 页。 其二,人治型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方式。 一位韩国学者在1993 年11 月25 日的《汉城经济新闻》上撰文认为,美国 的资本基本上是以个人所有为主的,而韩国、台湾、日本的企业则是以家庭或家族 为中心的所有制,并认为这种所有制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家族企业中,管理者往往强调人是企业主管者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们 认为,“大公司的行政、小公司的管理,总离不开人。决策者是人,受影响者也是 人。”因此以人际关系规范来调节企业员工的关系及利益便成为企业致胜的法宝。 在这方面,他们受儒家“孝”的伦理要求影响较深,尤其是领导与决策更是如此。 东亚企业中,年纪和资历相当重要,权力与薪金紧密相连,人治比法规重要。大多 数中小企业都是家长与经理集于一身,即使是大企业的高层领导权一般也掌握在家 长、子侄和元老手中,管理手法也相当“家长式”。对待员工的态度有如家长对待 子女一样,有专断的一面,也有关心的一面。在决策问题上,往往是最高层一人定 夺,有时甚至由公司外的“长者”定夺,组织性的咨询意见很少,下层意见是否影 响决策,主要视建议人和负责人的亲近和信任程度而定。 在这种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往往强调道德的力量。认为管理者必须对道德具 有清楚的观察,因为德性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管理的具体知识并不是 不重要,而是既多又难,永远难以全部学会。庄子曰:“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既然如此,倒不如提升层次,从德性的修养入手,反而简 易、可靠得多。所以,这种“人治式”管理十分重视“修己”,他们相信“己欲立 而立人”,“自己要管理好自己,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成。”他们还相信,管理者 的“修己”足以感动人心,追随者一旦发生感应,便容易产生变异,与管理者同化。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是也。 可见,东亚地区的企业管理方式主要从企业员工的社会性、可塑性角度进行管 理,与西方管理界将人视为“经济人”、“机器人”的古典理论模式有质的不同, 与以行为科学为代表的强调个人激励的现代管理理论也有明显差别。他们既重视制 度约束又加强保姆式督导;既强调工作效率,又注重营造和谐气氛;既宣传西方的 利益观念和成就感,又重视东方文化中的“诚”、“信”、“义”、“勤”等品质。 日本学者涩泽荣一形象地称此为“论语加算盘”式的管理。台湾巨富王永庆先 生称此为“东方式的管理方式”。其效率究竟如何,东亚企业的成功已作出了最有 力的回答。 其三,倡学重教、科技在先的国策。 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经典《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强调教育,建议在今天的世 界经济战时代,有必要对国民进行世界经济教育和市场经济教育,也有必要对工人、 经营者和企业家进行传统道德教育。 教育是兴国的基石。这是东亚地区政府与学者的共识。 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到世界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中“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的警示,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儒家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 倡学重教因此便成为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东亚地区的优良传统之一。 1950 年台湾只有1 所大学,1988 年发展到16 所。1980 年日本大学生入 学率为30.5%,高于当时的西德(26.2%)。韩国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也很快,仅1980 —1984 年间便由15.7%上升为29.4%,超过了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就1991 年的成人识字率而言,韩国92.7%,台湾91.2%,香港88.1%,新加坡82.9%,高 居世界前列。 东亚地区各政府对教育及科研投资从不吝啬。自70 年代起,新加坡就实现了 从小学到大学免费教育。香港的教育经费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往往在20%左右。日本 和韩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3 年分别为2.6 %、1.1 %, 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台湾1950 年教育经费为1.5 亿台币,1990年为2452.7 亿台 币,40 年间增长了1293 倍。应该说,东亚地区在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并不大大 高于其他地区,但与众不同的是,教育开支中用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比例比高等教 育更大一些,其理由前面已提及。80 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都把80 %以上的教育预算用于基础教育,而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用于基础教育的预算还不到 50%。 东亚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适应该地区产业结构 的优化和升级提供了劳动力素质的保障。 其四,为政唯贤的行政管理之术。 儒家学说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为政之术,尤为强调为政者的基本素质——德 贤、才贤两方面,即所谓德才兼备。“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为政之术 的核心之一。在儒式政治绎典里,对人的描述多于对制度的描述,把政治家的品格 看得比制度还重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那个人物必然也就是“天下归心”的 那个人物,施行德政的也必然是君子、贤王。翻开《论语》,通篇一幅君子理政的 图画。 东亚地区长期奉行“一党独大制”,是“威权政治”的典型表现形式,导致职 业官僚在东亚政治结构中的特殊作用,政府的积极干预,高度的政治稳定,等等。 韩国金日坤教授认为亚洲儒教文化圈的最大文化特征,是“家族集团主义的社会秩 序”。①这是东亚传统集权政治与近代西方政体的一个混合体。因此,它非常强调 文官的德才兼备,注重选拔的严格程序,设置完备的监察制度等。尤其看重“为政 唯贤”原则的贯彻。韩国朴正熙政权、金泳三政权的两次大规模肃贪行动、新加坡 廉政机构的震慑、香港廉政公署的铁面无私等等无一不是这一原则的典型体现。他 们均认为,“为政唯贤”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只有政贤才能使政府 永远掌握民心所向,只有政贤才能保证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对此,李光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不认为日本、台湾、南韩或新加坡以 美国或欧洲的政治制度为自己追求的理想模式。社会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和 地区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他们已经实践着的制度而采用某种全新的制度。”可以说, 东亚地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的特殊地位,而在儒学浸润之中 形成的为政之术从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总之,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传统文化对东亚崛起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了 便于读者了解,我们不妨解剖一只“麻雀”。 ① 参见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第7 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1 年版。 实例剖析——新型儒式国家新加坡 如何评析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成“龙”过程中的作用呢?从新加坡的经验中,我 们归纳出两点:一是儒家企业精神;二是一个有秩序、有弹性的儒式政府。 在新加坡国民中,华人占76%。从19 世纪初到本世纪40 年代,中国不断有 移民下南洋,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是一个最密集的落脚点。 新加坡的开发与繁荣与华人的不懈奋斗是分不开的。在民风敦厚散漫的马来人 看来,华人如同聚财奴一般。新加坡的早期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华人的节 俭和创业。他们勤奋、机巧、耐劳,几代人苦苦奋争、锲而不舍,其目的仅仅是为 了赚钱吗?实际上,华人拼命挣钱为的是实现儒家为之称道的“光宗耀祖”、“衣 锦还乡”、“荫及子孙”等人生要则。正因如此,新加坡工人以其勤奋、守纪、聪 明被美国《商业周刊》连续11 年推举为“世界最佳工人”,并赞之谓“儒家企业 精神”。 儒家企业精神大体可归结为两点:工作动力论与关系和谐论,这两点又可归结 为一点,即家庭所散发的力量。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在 申请公共房屋时,如果成年子女仍和父母住一起者,可获得优先权,大家庭不仅是 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亦有助于减少国家用于抚养老人的财政支出。李光耀宣称,在 维护家庭美德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建立起团队精神、集体精神。每个人都为团队 作出最大努力,这团队就是国家。反过来,国家关心个人、公正平等,政府的艺术 就是建立团队精神的艺术。”难怪步日本之后尘,新加坡亦被称作260 万人的“新 加坡有限公司”。 但是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完全归因于儒式伦理。一个企业经营得好坏,不仅与员 工素质有关,而且与经营制度、经营方式有关,还与政府的“服务”态度、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有关。在新加坡,外资走业与华人企业相比,儒家色彩要淡得多,但成 功率很高。可见,新加坡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还不是企业精神,而应是政府的素质和 风格。实际上,新加坡在经济体制方面与西方国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差别较 大的是政治观念与政治风格。而儒家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这个岛国有一个“好人 政府”或“君子政府”。这个“好人”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既“贤”且 “王”,这便是儒式政治。 李光耀就是一位坚定的“君子当政主义”者,他公开声称:“任何社会都会有 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 %,德才兼备。正是有了他们,我们才有 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①新加坡最宝贵 的资源是人,在李光耀看来,精英分子又是宝贝中的宝贝,他常提起新加坡的前途 寄托在部长们的人品和素质上。他还说:“如果这300 人死于飞机失事,那么,新 加坡将分崩离析。”为了培养“君子”官员,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可谓费尽心 机,在高级官员中实行职位轮换制。 李光耀说:“高级官员必须熟悉新加坡的一切,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从商业、 制造业到工会乃至体育协会。”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分流教育制,最杰出者留学美 日澳归国后,成为各部门的精英。两个重要的机构由总理署直接领导,一个是人员 编制局,另一个是腐败行为调查局,新加坡不仅注重“君子”的培养选拔,亦严厉 约束“君子”们以身作则。“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李光耀宛如一位“贤王”, 执政31 年,他威严、清廉、博学、勤奋,具有高度的使命感。 ① 《行动中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模式》262 页,新加坡1976 年出版。 好人政府的另一特点是强硬的政风,严格控制反对党的发展,政府几乎无事不 管,社会成员比较尊重和服从权威,社会秩序良好。李光耀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 说:所谓民主,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主。在 如此信条指导下,新加坡政府在对经济充分发挥干预、调节和启动作用的同时,把 手伸得很长,通过人民协会加强对基层事务的控制;通过法定机构,推动公营企业 参与工商业竞争;政府还屡屡发起各类社会运动,如清洁运动、敬老运动、扫黄运 动、国民意识运动等,30 多年来各种运动数目在200 以上。 李光耀如何看待新加坡的儒式政治呢?他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传统的独裁 能人统治,尽管他承认部分是事实。他认为,在华人传统中,统治者是胜任其职的 人,具有某种学识能力的人,是正直的人,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五年,我都必 须面对选民”。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好人”政府反复号召保持一个强健的社会,号召国 民讲礼、勤劳,注重家庭、爱国,并强调秩序和稳定。1988 年李光耀对大学生讲 演时说:“华人失去其儒家性格的一天,也就是我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 一天。”①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如果一种有2500 年历史的行为道德能够赢得选民, 它难道不能塑造一个更好的公民吗?也许一个“好”社会长远来说比一个“富”社 会更为重要。 “好人政府”、“好公民”可说是新加坡所弘扬的儒家文化之核心内容。 从东亚的经验看来,该地区的资本主义确实与植根于个人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 有很大的不同。无怪有人指出:东亚已制造出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 现代性”。①正因如此,美国学者比尔·鲍威尔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声言: “亚洲人的儒教已对西方所坚持的价值观发起挑战。”德国《斯图加特日报》也不 由得喊道:“远东呈现出一片觉醒的气氛。”东亚内部更是一片“醒狮吼声”。新 加坡一位官员称,西方的价值观念不适合亚洲。他说:西方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张天 衣无缝的网,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必须摆脱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 是怎样使自己相对衰落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也说:“亚洲文化复 兴方兴未艾”。 新加坡前驻美大使许通美更直言不讳地说:“亚洲人世世代代一直学习西方, 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但我希望,西方人也应当心甘情愿地向东方学习,现在已经 是时候了。”这一轮新“东方热”促使众多的西方人把目光转向东方,学习中文的 人愈来愈多。在中文教学的市场上,中国大陆拥有最高的市场占有率,并开始推行 针对外国人的“中文水平考试制度”。在台湾9 所公私立大学的中文课程中每年都 有大约3000 人以上的西方学生。美国一些眼光长远的商人开始重视“东方崛起” 的机遇,不少英文杂志瞄准了富裕的亚裔美国人,其中《A 》和《容颜》已颇具影 响。 此外,东方崛起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华人经济带”的兴起,这既是经济的腾 飞,又是华夏文明复兴的先兆。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利用这一机遇,构 建了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依托的华夏文明联结战略。这就是世人所称的“大中华圈” 战略或“华人经济圈”战略。 ① 《远东经济观察》1988 年5 月19 日。 ① 《中国论坛》(台北)第222 期《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一文。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