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延伸的未来:华夏复兴大战略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华夏文明该向何处去,她怎样才能赢得新时代的主动权, 这直接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复兴,影响着华夏文明延伸的未来。为此,我们看到了一 个复兴大战略的雏型。 复兴大战略的核心:确立市场体制,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兴衰,一种文明的起伏,都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的强弱, 而经济实力的强弱又往往取决于是否拥有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现代国 家或文明的兴衰更是如此,所以建设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昌盛、文明复兴的 核心。 建国初期,我国在计划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严格的指令性 计划制度,并在“一五”期间,几乎消灭了一切非公有制成分,使以国有制和准国 有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在这一基础上, 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机关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政性协调。这一体制的弊 端可谓有目共睹。从1956 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尽管进行了一些调整和 改革,但并未找到正确方向,以致出现了所谓“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旧体 制管的太紧,大家怨言很多,于是就下放权力;下放权力以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但出现了混乱;于是收权,收权以后经济经过调整恢复,又觉得过死,于是再下放 权力,如此循环往复,难见成效,国民经济不仅停滞,而且出现滑波。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了改革之路,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有 了一定的进步,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强调职工的物质刺激。1980 年9 月,国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拟定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意见》的文件,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该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 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应用经济规律”,“把单 一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①从1981 年到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主张一直受到限制,国有企业 的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然而,“体制外”的商品和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激发 了城乡经济的活力。事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商品经济和市场力量和发展是不可 遏制的历史潮流,陈旧的体制非改不可。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从基本上改变束 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 制。1987 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商品经济目标模式写进了党的 十三大报告。 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新旧体制摩擦引起的矛盾相继暴露。1989—1991年, 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我国经济学界重开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论战,甚至已演 变成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问题。 1992 年春,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针对经济发展的停滞,体制改革的迟缓, 国外挑战的严峻,发表南巡讲话,再次重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搞市场经济,就等于 自甘落后,就会丧失历史机遇。 ①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集》(1979—1987)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版,第22、36 页。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一发表,就得到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迅速汇成 了所向披靡的深化改革浪潮。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目标。1993 年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一次开创性 的伟大事业,它将推动国民经济走向新的繁荣,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 这一体制的基本构成包括: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 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其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二是企业以其全 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三是出资者按其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 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照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将使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核心就是把现 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发展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联结 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 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像一部大的资源配置机器, 通过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这首先需要一个统一而有 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它一方面包括竞争性价格体制的建立,由国家规定价格变为主 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另一方面包括新型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推动功能完备 的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实现流通现代化,而培育市场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 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宏观调控与之相适应,这种 宏观调控体系,首先必须摈弃传统的指令性计划手段,其次就是要建立以政策体系 为主体的,以市场机制为手段的间接的宏观调控体制。因此,政府职能的转换势在 必行。《决定》中明确指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 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此外,还要保护市场正常运行, 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国民经济。等等。 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 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环,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 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目前的重点是抓紧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制订统一政策,加紧管理监督,使社会保障管 理制度化,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筹集、运营的良性循环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既是深化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 宏伟纲领,又是华夏文明大战略核心的关键软件。硬件便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科技底 蕴,具体的说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如上所述,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由工业化向信息化阶段过渡。由于电子技术、 尤其是软件技术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正进一步引起社会经济乃至人们生活方式的 急剧变革。 我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国际大趋势,非常重视我国信息化的发展, 并于1994 年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统筹规划全国经济信息化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更是华夏文明复兴的核心硬件, 而信息化的根本任务则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先进的国家信息网络,这就是“中国高速 信息网络计划”,即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 据有关专家介绍,该计划至少包括技术目标、实施方略两项内容。技术目标, 就是要研制大量的适合于各种用途的高性能的感测系统(传感、遥感等系统)、智 能系统(计算机、知识库系统)、控制与显示系统等,建设和发展一个覆盖全国的 (即所谓“无缝”的)能把大量上述技术信息技术系统网络融合有机整体的发达的 国家通信网络(即所谓“网络的网络”)。我国的实施方略,从技术经济和效能的 观点看,只能在现有国家通信网的基础上积极采用高新技术,令人振奋的是,我国 已具备了研究和建设信息基础的能力。一方面,通信业发展迅速,年发展速度达40 %,而且由于1994 年上半年启动的金桥工程,我国目前已拥有一个完善的中低速 信息网通信平台,“八五”期间将建成22 条国家一级光缆干线,“九五”期间将 完成“八纵八横”光缆网,它将覆盖我国主要大中城市,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高 速传输网络。 另一方面,我国在信息领域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即国家863 计划)也已全面展 开,其中包含了先进的感测(主要是雷达)系统,智能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现代通 信技术等主要题目。就863 通信主题而言,它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对超高速光纤通信 系统技术,宽带综合交换(ATM )技术、个人通信技术、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技 术、先进智能网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掌握,建立:“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的综合 业务数字网”的技术基础。 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发展:(1 )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使经济完成 由粗放型向效益型的转轨。大幅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极大地提高生产附加值和劳 动生产率,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2 )将有力的推动现 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因为它能大幅度提高金融、财政、税收、贸易、生产等各 种经济信息的高速而准确的传递和综合处理。(3 )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整个国 民经济的现代化,使信息产业实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激活”、“诱发”与“倍增” 的效应,成为现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4 )有利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 的接轨,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效益。 总之,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措施,它与新型市 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构成了华夏文明复兴的核心。 华夏复兴大战略的构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通过关贸总协定与世界经 济接轨华夏文明的复兴取决于华夏经济的振兴,也就是取决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经济 体制和以高新技术为依据的经济,但也取决于华夏经济的对外合作,这是因为世界 经济的区域集团化趋势已显著增强,而对这一新型贸易堡垒的严重压力,加强区域 合作是摆脱孤立、维持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合作伙伴时,理所当然的要把重 点放在亚太地区,这是因为: (1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金融、产业、科技合 作对象都在太平洋地区,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对中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中国庞 大的潜在市场、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已具有相当基础的产业和科技开 发能力,同样也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 )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 展速度的薄弱环节是交通、能源、原材料落后、生产力不足、供需差额较大,亚太 地区的美国、日本生产能力已然过剩,双方合作可谓互惠互利。(3 )中国希望借 助太平洋地区正在发展中的水平型分工协作生产的机会,参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 国地区在加工组装型产业项目上的合作,如汽车、机械、电子工业、家用电器等零 部件、元器件及国外生产设备的合作生产。 总之,中国与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各成员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产 业结构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互补性,因此,加强双方合作是促进中国及该 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鉴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技术的多梯度性,中国与东 亚地区和经济合作可以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中国与该地区成员的合作出现了一种规模较小但成效显著的次地区合作形式—— “经济发展三角”,其中有南中国“经济发展三角”,包括广东、福建、香港和台 湾;图们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三角”,包括中国吉林省、俄国西伯利亚部分和朝鲜 北部;黄海“经济发展三角”,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然而,中国并不满足于这种分散的、小范围的亚太合作方式,他把目光投向了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组织成立于1989 年,被亚太许多国家视为本区 域“最具希望”、“最有活力”的经济组织。1991 年1 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 了APEC 部长级会议,自此之后,中国在APEC 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参与的广 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中国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原则和APEC 的性质提出了许多重要主 张。在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归纳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 繁荣”四项合作原则。中国还认为APEC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 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 APEC 的建立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心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国将以积极的态度 参与其中,寻求与成员国的多边合作,特别是与东亚地区成员的合作。 简而言之,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大致包括: 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日本和中国是亚洲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是开拓 “亚洲纪元”的中坚力量,中日的经济合作完全是互惠互利的。一方面,日本是中 国最大的资金援助国和伙伴,其资金、技术和设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十分重要。另 一方面,前一个时期日本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一些产业都由于向中国出口大 幅度增长而出现了“中国支持下的日本景气”,到1993 年底,日本对华出口额达 232.5 亿美元,中日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确立,中日 合作的体制障碍已基本消除,而日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另 外,上海浦东的开发以及以上海为基点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即显示出中国与日本 合作大有前景。 中国与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东北亚包括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蒙古、 南北朝鲜、日本及中国东北、华北地区,这里资源丰富,各国的生产要素各有所长, 互补性较强,引人注目的图们江开发计划正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加强合作的一种努 力。韩国是东北亚的一个新兴工业国,中国十分重视与韩国的经济合作。中韩建交 后,双方贸易额剧增,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成为中国第六大 贸易伙伴,双方在黄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合作前景看好。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80 年代以来,“华南黄金带”的崛起尤 为令人瞩目。进入90 年代,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与香港、台湾的经济融合趋势愈益 明显。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在1993 年达到了143.9 亿美元,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 则高达325.4 亿美元。显然,对大陆的贸易已成为港台近几年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 力,而港、台对大陆的投资,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陆、港、台三地在经济上已结成了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融合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90 年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得到全面 改善和恢复,双方进入前所未有的和睦相处时代,从而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创造了 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各国不但地理位置接近,而且 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也显现出多层次性,从而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便利的地缘 条件。双方可以在扩大贸易的基础上,开展投资、技术、劳务及资源开发等内容丰 富的合作。 可见,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 刻,这种合作不仅会推动华夏文明的复兴,而且将促进“亚洲纪元”的来临。 我们可以将中国与东亚的合作简略概括为“五东出嫁”即: 广东嫁香港 闽东嫁台湾 浦东嫁日本 胶东嫁韩国 辽东嫁东北亚 当然,这种描述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合作伙伴则是一种多元关系。 到90 年代中前期,我国已形成了针对亚太地区的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网络型 的开放格局。 中国人在把经济合作的视野投向亚太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 这一接轨的方式便是力争加入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经济贸易组织,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 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在一定原则和条件下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也就 越来越迫切。这是因为:(1 )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我国决不能游离于 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之外。20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 烈,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发展是一种毫无前途的倒退。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必 须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才能获得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入场券”,从而实现我国 的经济现代化。(2 )关贸总协定是调节国际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在全球贸易 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经济上的联合国”之称。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已 由成立时的23 个增加到了目前的104 个,总协定缔约方的贸易额已占当前世界贸 易总额的90%以上,它在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性的经贸活动的规范。中国若想进一步 扩大对外贸易,协调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重返GATI 便是必然的选择。(3 ) 争取和维护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利益。自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 溃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发 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我国也不例外。关贸总协定作为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遏 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保卫多边规则的自由贸易体制方面,起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只有加入关贸总协定,我国才能以此为依据维护经济权益,扩大贸易范围, 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4 )国内改革与经济发展需要外部推动 力。重返GATT,会使我国经济改革获得强大的推动力和机遇,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 加入国际分工和发展体系,是当代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前提。我国长期游离于 国际惯例之外,缺乏国际规范化意识,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进行,重返GATT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上台级的必要手段。 可见,重返GATT 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的确, “复关”后的中国可以享受一些GATT 的优惠权利: (1 )最惠国待遇权利。 (2 )国民待遇权利,即不劣于本国产品的待遇。 (3 )减少或取消歧视性数量限制的权利。 (4 )发达国家给与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5 )参与谈判和制定总协定规则的权利。 (6 )利用总协定机制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权利。 (7 )各成员国经贸政策、统计方面的信息资料。 因而,中国重返GATI 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一,利用世界经济的有利环境,快速引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加速工 业化进程。第二,以重返总协定为契机,迅速建立和完善国内市场机制特别是市场 竞争机制,进一步规范经济行为,从根本上促动和尽快解决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 第三,重返GATT 可以成为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彻 底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利用GATT 缔约 国享有的一切权利,努力扩大出口规模,既可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又可以充 分发挥对外贸、体制。关贸易带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发动机”作用。第五,重返GATT 还可以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极好的机会。 然而,GATT 是一柄双刃剑,既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 战: 挑战一:外贸体制。关贸总协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准,以自由贸易为目标来评 估中国外贸体制的。现行外贸体制中的行政性干预、关税的制定等不得不受到冲击。 挑战二:国内产业和市场多年以来由于体制上的隔绝和经济政策的导向,国内 许多商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主要靠关税许可证制度来保护。一 旦如此堡垒消除,企业和市场所受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挑战三:国内社会经济法律等综合承受能力。我国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已达 40 年之久,一旦重返,我国要适应国际市场敏捷的反应机制。国家对有关财政、 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及法规建设都会面临深刻的变革。 面对来势凶猛的GATT 冲击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如何?企业的出路何 在? 体制对策: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接国际市场,遵循国际惯例,改革外 贸体制。 政府对策:有效运用经济杠杆,保持宏观总量平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竞争 能力;研究利用“例外条款”,保护发展国民经济。 企业对策:确立相对优势,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转换经营思想,灵活运用经营手段;加强技术开发,增强自身实力;加强企业联合, 形成规模效应。 总之,重返GATT 带给中国经济的将是从体制到企业、从政府到社会的一场 “历史性革命”。在这一痛苦的嬗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尽管会遇到艰巨而莫测的挑 战,但这将会推动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 复兴大战略的支柱:充分利用独特优势,吸收海外华人资本以东南亚为核心, 遍布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及其雄厚的资本是华夏文明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这 一优势,是华夏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支柱。 自1979 年以来,中国吸收海外华人资本取得了很大发展。据统计资料,13 年来,外商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268. 95 亿美元中,海外华人投资额约为179. 32 亿美元,占2/3 。其具体数额分配如下:香港、澳门资本为39.32 亿美元,台湾资 本为25 亿美元,华侨资本为15 亿美元。这个数字与近代华侨在中国大陆投资长 达87 年(1862—1949 年)仅投资1.28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140 倍,与新大陆 成立后至1966 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大陆投资1 亿美元相比,则增加了180 倍。 多么巨大的变化,多么迅速的发展。 13 年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之所以迅速增加,与国内外 的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完善及各级侨务部门的积极工作分不开 的。此外,战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为 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提供了前提和良好的时机。 与近代华侨在中国的投资相比,1979 年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有如 下几个特点: 一是投资区域广泛。近代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以广东、福建、上海三地 为主,约占全国华侨投资的90%。而在闽粤两省,华侨投资也只限于沿海港口。而 改革开放以来的华人投资区域已是十分广泛,从80 年代以东部沿海为主至目前已 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和以各省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的多层次、全方 位的投资新格局。 当然,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仍是海外华人青睐不已的投资目标,但一些富 有远见和魄力的海外华人已开始大规模向内陆投资,菲律宾华人富豪郑国敏就是这 一类型的代表人物。郑氏于1992 年6 —7 月在厦门投资占地3 平方公里的亚洲工 业城,之后又在河南洛阳签定包括一系列开发项目的长期合作和20 平方公里的土 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总投资规模约20 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海外华人在中国 内陆投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开发项目。 二是资金主要来自港澳地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总额中,来自港澳地区 的资本比较大。据调查,近代华侨在大陆投资,主要以海外华侨(东南亚、美国、 澳大利亚)为主,约占投资总额的85—90%,而港澳地区所占比重不大,只占10— 15%左右。据统计自1979—1991 年底为止,海外华侨在华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的 268.85 亿美元中,来自港澳地区的就有139.32亿美元,约占外商投资的51.82 %, 纯粹华侨资本很少。当然,在港澳资本中也有海外华人以及中国资本掺杂其间。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这是香港资本在大陆投资急剧增加的先 决条件。应该指出,在中国大陆三资企业中,也有不少海外华人(华侨、华人、港 澳台同胞)的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有的分不清是海外华人还是港澳台资本,这是近 年来海外华人在大陆投资的另一个特点。 三是东南亚华人在大陆投资少。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华人最集中的一个地 区,过去和现在该地区华侨、华人约占全世界华侨和华人的85—90%,与中国经济 关系向来密切。据统计,近代华侨在中国投资的1. 28 亿美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 “文化大革命”前投资的1 亿美元中,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投资约占70%。可是 自1979 年以来,东南亚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所占的比例已大为下降,不及外商在 华投资总额的5 %。这种情况的改变,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东南亚华侨90%已加 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不是中国,而是居住国; 同时,东南亚地区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有些国 家对外汇出口还进行限制;此外,中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措施,对东南亚华人企业 家来说,有的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比不上在当地投资好。 四是投资企业结构以宾馆服务业和工业为主。据调查,近来华侨投资国内企业 的部门结构几乎遍及工业、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房 地产业等各方面。但从全国范围看,投资比重以投资房地产居第一位,占总投资的 42. 24%;其次是商业,占15.6%;再次为工业,占15.05 %。 海外华人在大陆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务院外资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与外商企业代表进行会谈时曾概括地 指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外国 经贸关系的‘红娘’”,“中国引进的307 亿美元外资中,有70%是由华侨、港、 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投资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要打开走向世界的局面 是很难的。”归纳而言,海外华人投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是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短少,吸引外资和海外华人投资,可缓解中国建设资 金的不足。 据广东外经部门统计,至1991 年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148 亿美元,约占全 国利用外资额的55%,其中华侨、港澳台资占80%。由于外商和海外华人的直接投 资,使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0 年全省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 值分别占全国的7.8 %和8.3 %,此两项指标在大陆各省市的名次排列,分别从1978 年的第六位跃居第三位和第一位,广东省国民收入1990 年达到132. 21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 年增长了12 倍多,平均每年增长7.2 %。近十年国民生 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2.4%,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小康水平。 再看一下福建。 自1979 至1991 年底,福建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合同4970 项,实际利用外资 24.3 亿美元,其中60—70%以上是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投资的,投资地区遍及全 省60 多个市县,投资领域包括轻工、电子、机械、化工、建材、能源、农业、交 通、房地产以及旅游宾馆等行业。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20%以上, “三资”企业已成为振兴福建经济的一支生力军。福建的经济实力也因此大大增加, 1991 年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比1978 年增长2.7 倍,财政收入也较1978 年增长 了3.2 倍。 二是加快了企业的技术改造。 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加快了工业改造的步伐,给企业技术进步 带来了生机。据报道,目前全国引进先进技术3 万项,投入生产后,已发挥出显著 的经济效益。 据广东省调查统计,从1979—1987 年底,全省共投入外汇40 多亿美元,其 中利用外资25.93 亿美元,引进各种技术设备90 多万台(套),生产装配线2.4 万条。在引进的技术设备中,有7 成以上属国外七八十年代实用的先进技术设备, 从而使全省半数以上的技术设备得以“脱胎换骨”,轻纺、电子、塑料、家电、食 品、机械、建筑、陶瓷等行业基本实行了全行业的技术改造,成为广东具有竞争力 的骨干企业。全省引进的设备投产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估算,每引进1 美元外资,可增产值7 元和税利2.5 元(人民币)以上。那么,广东每年新增的工 业产值中约有60%左右是靠技术更新和改造取得的。 在全国其他省市中,也积极引进外资利用老企业现有空闲厂房和设备,兴办 “嫁接”型企业。如浙江省杭州市,1991 年新创办95 家此类企业,占全部新批 准的104 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的91.3%。杭州兴办外资“嫁接”型企业,缓解了企业 技术改造和资金不足,加速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有些企业还因此扭转了亏损局面。 1991 年,杭州约有20 多家“二空一闲”(空厂房、空设备和闲置劳力)企业走 出困境。外商也因此获得良好的效益。 三是推动了能源、交通、工业的发展。 十多年来,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在大陆也投资和合作兴办一批国民经济发展急 需的项目。一些省份把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建设了大型 企业。 在能源方面,由深圳特区电力开发公司和香港合和电力(中国)有限公司合作 兴建的沙头角发电厂B 厂,注册资本3 亿港元。从1987 年该厂建成以来,为缓和 广东和深圳电力供应的紧张局面,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交通方面,也是海外华人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1979 年以来,各地采取合作 经营方式创办的城市出租汽车公司很多。仅广州一地,就有出租小汽车6800 辆。 在许多城市,海外华人投资的出租汽车公司,缓和了各地城市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满足了旅客和当地群众的需求;同时各地还以合作经营方式,合办内地至港澳直通 货物汽车和客车运输。目前这类企业,仅广东一省就有各种类型货车5000 辆,有 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生产。 此外,沿海地区还与海外华人采用合资合作等方式兴建了一批码头和桥梁。诸 如:珠海的九州港,投资6500 万美元;深圳的星海港,投资4800 万美元;中山 港投资1160 万美元;台山广海港投资690 万美元;江门外海大桥,全长1700 米, 投资2500 万美元等等。香港胡文瀚集团1992 年3 月取得8 亿美元贷款,兴建一 条香港至广州长达76 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将大为改善珠江三角洲数千家企业的 对外联系。 四是促进了旅游观光业的崛起。 中国旅游业从无到有,今天已成为建国以来引人瞩目的一个行业。据国家旅游 局提供的数字,十多年来大陆对外开放城市已有626 个,历史文化名城62 座,国 家级的风景名胜区84 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可接待海外游客的宾馆2130 家, 客房32 万间。 1978 年中国旅游业开始发展,全国入境旅游者180.9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2. 62 亿美元。到了1988 年入境旅游者3169. 43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22.46 亿美元。1990 年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至28.4 亿美元,为1978 年的10.74 倍。 从1978—1991 年的13 年间,旅游业为国家累计创汇达188.4 亿美元,成为中国 非贸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入境旅游业和旅游外汇收入的不断上升,与港澳台商 和海外华人投资宾馆、饭店的作用密切相关。 1987 年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走向,虽遍及各行各业,但就全国 范围而言,却以投资宾馆、饭店的服务业为主。据官方提供的资料,约占外商在华 投资总额的85.5 亿美元中的43%。其中海外华人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占70—80%。 十多年来,海外华人在各地兴建和合作经营的宾馆、饭店及娱乐设施已取得了 巨大进展,尤以广东最为突出。 除广东省外,海外华人在各地兴建的宾馆、饭店还很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如北京的华侨大厦、香格里拉饭店、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京 伦饭店,上海的联谊大厦、白玉兰大饭店、电视国际交流中心、喜临门大酒店,桂 林的漓苑宾馆、七星大酒店、桂林旅游宾馆以及厦门的华侨大厦、海景大酒店等等, 都是海外华人投资兴建的。这些宾馆饭店,经营客房、公寓、中西餐厅、酒吧、商 业服务中心、舞厅、游泳池、康乐设施、多功能展厅、会议厅以及提供有关旅游服 务设施,便利了国内外观光游客吃、住、购物、娱乐和交通,对发展中国旅游业发 挥了很大作用。 五是为中国增加了外汇收入。 由于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投资“三资”企业,引进了先进技术,提高了产品档 次,或利用了外商原有销售网点和商标,增加了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创汇。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全国约1. 7 万家已投产的“三资”企业,陆 续进入收获期,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一支生力军,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日 趋显著。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资料,1988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创汇为24.4 亿美元,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05%;1989 年为36.3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35%; 1990 年则上升为60.21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1.56 %;到1991 年,外商 投资企业产品出口额又骤升至120 亿美元,为1990 年的一倍,比1985 年的3 亿 美元增长近40 倍,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16.7%。 六是扩大了劳动就业,改善了人民生活。 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解决了城市 和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从而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开放改革十多年来,“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容纳了 约400 万人(其中三资企业达300 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 显示,单广东一省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就达200 万人以上,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侨 乡城镇待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安排了部分山区和邻近省份的多余劳动力。 十多年的开放改革,使深圳市沙头角区以令人瞩目的成就崛起于南海之滨,是 人均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1979 年以前,这里的人均年收 入仅100 元左右,住的是土木结构的旧房子,温饱都成问题。 至1989 年,沙头角区人均年收入已达4070 元,95%以上的居民盖起了别墅 式的小楼房,人均住房面积48 平方米,居民普遍有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等。 不少家庭还购置了高级组合音响、空调,有的家庭还存款数十万元。沙头角区 人民已开始进入小康生活。据调查,解放后的30 年间,当地有2400 多人前往香 港谋生,近十年却一反常态,有200 多人从海外回来定居。香港《东方日报》曾就 沙头角区的巨变叹道:“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据最近“全国百家明星乡镇”的评比结果表明,在广州市81 个镇中,1991年 工农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镇有41 个,这些乡镇“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业务 多,因此,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目前这些乡镇已步入小康水平。按照国家统计局关 于人均纯收入1720 元,即达到小康的最低水平标准,广州市农业委最近对79 个 镇的2000 户农户调查表明:人均纯收入千元以上的占53.7%,新建楼房的占76.9 %,新添彩电或录放机、高级音响、照相机的占68.5%,新添摩托车或运输汽车及 自行车等的占69.1%,新添电冰箱或洗衣机、空调的占37.4%。 综上所述,海外华人对大陆的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 但应该看到,大量海外华人资本仍与中国大陆保持着距离,尤其是东南亚华人资本。 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我们建议: (1 )灵活地做好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工作。在对待华人资本的投资 上,应当适当采取灵活政策。华人资本与华侨资本虽有本质区别,但毕竟是华侨资 本演变而来,它与纯粹的外国资本还有所区别。在吸收华人资本投资时,只要投资 者愿意以华侨资本身份出现,不妨给予与华侨资本同等的优惠待遇。 在对待大、中、小华人资本投资上,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其资本大小、 投资多寡,都一律欢迎。广东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做好华人中小资本的吸收利用工 作,对团结广大华人,振兴侨乡经济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引进利用华人资金上,要慎重注意和处理好三个问题:第一,要确定引进资 金的适当规模。在考虑国民经济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 国内配套资金和原材料供应、项目技术的掌握、设备的充分利用等。第二,保持使 用外资的合理结构。以广东为例,过去引进的资金用于酒店、旅游、服务等第三产 业的比重偏大,今后应使生产性、外向型或高新技术项目占较大比重。第三,既要 考虑偿还能力,又要考虑在一定时期内能取得合理的经济效益。 在引进技术和人才上,可根据各地的需要,物色和选聘华人专家直接参与企业 管理,为我们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合作研究,开展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咨询, 帮助开发新产品等。 (2 )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华人资本的吸引力。国际资本对投资环 境非常重视,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看是否政局稳定、法制健全、经济秩序有效 ;二看市场是否对外开放;三看是否具有相应的服务设施。我国对外开放十几年来, 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虽然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还存在不 少缺陷,尤其是法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低,交通、 电讯、能源短缺等问题,常常使外商感到为难。因此,改善投资环境,首先要在稳 定政局的基础上,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健全一整套涉外经济法规,保持政 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提供税务优惠待遇,简化办事手续,提高涉外经济部门的管 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其次,要致力于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入,包括港口、 码头、机场、道路、仓储、厂房、通讯以及供电、供水、供气、排污和各种生活服 务设施的配套等。有了这些齐备的基础设施,才能保证外商进得来、住得下、出得 去,投资经营正常运转。再次,要注意软硬投资环境的配套完善。近年来,各地为 吸引外资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改善投资环境,但人们往往重视改善硬环境,而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软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广东的深圳、汕头、东莞等地近几年来引进 外资、港资、华资之所以较多、较快、较好,主要是在重视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也 十分注意完善投资的软环境。它们首先考虑的是投资者的利益,然后才考虑本身的 利益,办事机构精干,手续简便,效率高,讲信用,深受投资者的信任。 (3 )利用华侨、华人的广泛国际联系,全方位走向国际市场。根据中央的发 展战略,沿海地区要首先全方位走向国际市场,靠国际市场养活自己,发展自己。 实施这一战略,需要产品、资金、技术的大进大出。但我国目前仍缺乏这种力量。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熟悉国际商业业务、 商业网络和各种法规,信息灵,关系广,并有商会和同业组织,有着丰富的推销经 营经验,利用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有利于我国商品更好地打进国 际市场。 总之,华夏文明的复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的心愿,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的义务。 华夏文明必将在所有炎黄子孙的努力奋争下重新以强者的姿态屹立于东方。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