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
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
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野苹同志并干审局、
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
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
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
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
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
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 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 共同写个
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 也可以说是帮帮
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
胡耀邦12.25
1979年3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
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
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
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 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
议。陈模也被邀请到会。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
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
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
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
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
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 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
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
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
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
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
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
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
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 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
“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
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 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
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
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
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 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
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从维熙
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
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
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径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
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
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
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
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
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从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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