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
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
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
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
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
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
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
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
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
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
“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
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
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
“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
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
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
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
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
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
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
“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
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
“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
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
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
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 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
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
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
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 我时时好想( 像) 感到中央的
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
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
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 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
?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
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
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
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
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
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
调查,在1969年4 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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