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这位革命长者
1995年2 月1 日,农历大年初二,我与人民大学的一位老朋友电话拜年,他得
知我正在搜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条线索,就是葛佩琦的那个
离奇曲折的冤案,最后也是在胡耀邦的关注下才得以彻底平反。我问,是不是他也
出了力。他说不是他,而是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前辈。我说我很想见见这位老前辈。
他说这位老人九十高龄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马拉松式长谈的,得先与他约个时
间。我说:“好,我等你电话。”
不一会儿,这位老朋友就来了电话,说是“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是大年初三,我怕影响这位老人家与远远近近儿孙们的节日欢聚,
意欲向后推迟几天。我的这位老友说,这时间就是那位老前辈定的,他认为谈谈葛
佩琦的事,“比过节还重要”。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
第二天早上,我如约前往,在人民大学林园宿舍区的一座楼房里,与这位老人
见了面。
他叫李逸三,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须发尚未霜雪尽染;但言谈时常常不由自
主地颤摇着头颅,偶尔写几个字,手也有点抖,仍不无高寿老者的特征。
然而他思路清晰,在平静缓慢的谈吐中,常常透示出刚劲雄辩的内涵。他说:
1957年,他打心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
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
是“正确的、必要的”?
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刚正之气。
他年轻时,与薄一波、程子华、李雪峰,同读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他与程
子华南下武汉,进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军事。1927年蒋
介石背叛了革命,他与程子华都参加了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程子华转
去湖北宜昌的有着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部队公秉藩旅,李逸三则去了也有不少共
产党员的国民党第四军十二旅旅部,当了一名准尉文书录事;而在共产党内,他是
直属中央军委的进行兵运工作的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9年夏,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部队,带着装有党报《红旗》、党
刊《布尔什维克》等印刷品的皮箱,住进了汉口一家旅馆,被检查旅馆的国民党军
警发现,他只身逃去。第二天,武汉国民党报纸登出了一条大新闻:《共党要犯李
立三武装来汉》,文中末尾写道:“已派出干探多人,四处缉拿”,闹了个一字之
差的大笑话。
他在武汉江岸区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志强的公馆里
隐蔽了一个星期,听说蒋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师已南去广东,他就返回上海党中央。
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华,共同从事兵运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
先与隐蔽在宜昌的湘鄂西党委书记——上海中央流动训练班(中央党校前身)的同
学周逸群接了头。周逸群说,程子华所在的那支部队已在三天前举行了暴动,已与
他失去了联系,遂介绍李逸三去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在洪湖苏区,李逸三先后担任过游击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红六
军秘书长兼洪湖军政学校代理校长。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党中央汇报
了工作返回苏区时,被途中严密搜查的敌人认为“形迹可疑”,关进了武汉的军人
监狱。武汉行营军法处判他三年徒刑。上海党中央与他单线联系的女同志浦秀文,
给他汇了三十块钱,嘱其多保重。
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淹没了这所监狱。1932年春末,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疏
通监狱令,他被依令释放出狱。出狱前,浦秀文又给他汇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
路费。他出了监狱即刻赶赴上海,党中央已转移江西苏区。他遍找单线联系的浦秀
文也找不着。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他见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产党员浦化仁,
才得知浦秀文当年给他汇款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当时,他算是暂时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回山西武乡故土,独自建立了党组织
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8 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才接上了组
织关系,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武乡县委员会,由他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春,他又
被阎锡山逮捕,关进了太原第一监狱,判刑六年。
1937年5 月,他组织同监狱难友绝食三天,他们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很快就找
到了老同学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从连指导员干起。
而后,他陆续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抗战胜利后调往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做党的工作。
全国解放,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他历任专修科总支书记、预科主任、
校本部人事处长、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
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
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老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
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李逸三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接着,他从书橱
里拿出一个厚实的文件袋,封面上写着“葛佩琦”三个毛笔字,里面装有八十年代
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后,一些报纸杂志记者对葛佩琦的访问记,平反前葛佩琦写给李
老的信件、申诉材料,和李老给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
一些记者已发表的文字没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尽纳其内的。
这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前辈!
为保证“完璧归赵”,我回到新华社复印了全部材料。然后细细研读了“葛佩
琦”,越发觉得当年一些人横加给葛佩琦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
行反革命”等等罪名,与葛本人从呱呱坠地起,直到1957年身陷囹圄止的真实言行,
统统都沾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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