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
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
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
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
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
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
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相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
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
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坐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
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
里被关押过。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横约十厘米
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
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吃过一个小窝头、一碗
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内容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
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
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
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
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前途。”
1958年2 月18日,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
式审讯。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
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纸。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
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问:“你组织游击队干嘛?”
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
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
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
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
“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要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三十六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
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
“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
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三十次的系统
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
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
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
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
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
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
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
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
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 月下旬,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
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
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把1957年6 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
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
“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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