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以一个红色革命者的本来面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
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
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
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
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
“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
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
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
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
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
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
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
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
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
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
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
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
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
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
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 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
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求,冲破了有关当局
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
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
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
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
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
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
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 月3 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
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 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
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 月,《文汇月刊》发了叶
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 月9 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
佩琦的界首》;12月8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
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 日,《
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
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
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
琦同志》;1986年4 月5 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
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
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
一文,该文在1991年1 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 月9 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
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
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
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二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
详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
的感激之情。
1984年6 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
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
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 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
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 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
老同学,搞了五十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
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
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傅、孟桂芝、李小慧、刘居
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
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书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
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
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
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
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
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
“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
;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小女儿更奋发要强,聪明绝顶。中学六年,每年每门功课都是五分。哥哥姐姐
们去农村插队,她去安定门的一家拉毛围巾的街道小厂工作。上下班坐电车或在家
做饭照顾妈妈时,也抢分夺秒地背外文单词;考上大学时,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英、
德、日三国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学突然失踪。后来在一处海滩
上发现了她的遗体,全家人悲恸万分,她的老师同学闻之也无不痛惜!
“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
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
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请了一个保姆,上午在他那里,下午就
来照顾我——给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医院,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
朱秀玲的这一席话使人觉得,葛佩琦过去曾经为朱秀玲在那种特殊困境下提出
离婚而在心中积下的冰疙瘩,已经随着全家悲剧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继续说,她的生日是阳历8 月1 日,她和葛佩琦结婚纪念日是8 月6 日。
1992年8 月1 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处备了一桌菜,买了一瓶葡萄酒和几瓶啤酒,
把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们都叫了去,葛佩琦说:
“双喜合在一起过吧!”
朱秀玲问:“什么‘双喜’?”
葛佩琦说:“咱俩的8 月6 日,这都忘了?”
朱秀玲这才恍然,眼前顿即闪现1943年在汉中西北医学院这一天的情情景景,
不禁情欲唏嘘而强忍。
“明年就是咱俩的金婚纪念日了!到了这一天,把好友们都请来,好好地庆一
庆!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们,就算复婚了吧!”
这时朱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孩子们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颤动。
是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员希成,没能见到这“合家欢”!
更可惜,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朱秀玲的“金婚”这一天,1993年1 月13日上午
十一时五十五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永远离开了朱秀玲和他们的孩子们。
朱秀玲和孩子们悲怆万分!新华社为他的去世发的电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电
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
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
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
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
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
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
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
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
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
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 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
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
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 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
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
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他们回顾了葛佩琦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
赞扬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
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1 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葛佩琦遗体周围鲜花簇拥,灵堂四壁前架满了花圈。
灵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横额——“葛佩琦永垂不朽”,两边悬挂着“一
二·九”老战友们的长幅白布挽联: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灵堂内,在“葛佩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
战友们的又一长挽: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着小白花前往告别的老同学、老战友、邻居、难友、新老弟子等等,将
近千余人。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忆录》。上海《报刊文摘
》以《“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记》为题,对《回忆
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极其精要的摘录。在出版前,葛佩琦还在世时,已是上海社
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他的老同学罗竹风,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为题,写了一
篇《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风回顾了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后感叹道: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
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
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是的,这“劫”从何来,“悲”从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
们好生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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