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文后补言
李锐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诗交》文中说,他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但使他
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我与耀邦接触
不多,但第一次接触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 月。当月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
按惯例逐级送审。6 月13日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点前赶到他家,与他
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
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来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
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
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说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中
去。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如果加进刚才
他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或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没有的这些
内容是新华社某人乱加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
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发一条他刚才的谈话?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来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
使他感到伤了面子? 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当然,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思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得
很对! 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
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
说着,他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
再讨论。”然后他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
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谈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个特定范畴里,若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
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时,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些值得留传
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已一年又十个月,有人约我写写耀邦,
我也仅仅写了第一次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
他似乎默默无闻了,
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 月他猝然辞世,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
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遂一口应允。这时已有不少积累。但为了写
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八个多月,走访或电话访谈了对耀
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
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有的甚至还兼是受害人。他们是:与耀邦有过深交的项
南、李锐;原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科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或原来在过中组部的
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报》或
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去了司法
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
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
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曾三夫人沈义,王其梅夫人王先梅,
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儿和侄女;“伊玛尼党”案的受害者丁铁石、丁坚、白琴,
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愿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约数十人。
这些同志讲的,往往都是生动翔实、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刘振声同志,特帮我借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好几年的
《新华月报》合订本,使我得以复印了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大量文字资
料;新华社图书馆和国内资料室、《半月谈》资料室的李晏、贾晓珊、徐伟民、门
玉茹、徐进、沈惠英、韩兰兰、张卫东等同志,原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康国志和原
《内参》编辑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联合大学人事处王毅同志也协助查找或复印了若
干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反复研究了总数不下二百万字的这些材料,越发觉得当年耀邦在叶剑英、邓小
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
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
的岁月。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边缘
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写写这
种岁月中的尖锐复杂、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留传于后世,无疑是很
值得的。当然,预约的两三万言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
1995年9 月初,完成了第一部前六章未定稿。《炎黄春秋》找人打印数十份,
由本人及家属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同志以及本人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等人,恳请
他们核实补充和提出批评意见,然后再一一收回斟酌定稿。第二部各章,大体上也
一一送请有关当事人核实修改,力求准确稳妥。
1995年11月,《炎黄春秋》摘编首发本书第一部前四章。截至写此《补言》的
半年中,笔者已经看到的相继发表、转载或连载本书部分章节的报章杂志有:北京
《炎黄春秋》、《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老年文摘报》、《中华周末报
》、《中外报刊文萃》、《法制文萃报》和《文摘报》;《天津老年时报》和《人
与法》杂志;青岛《青年参考报》;《上海文化报》和《文汇读书周报》;香港《
文汇报》;广州《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大时代文摘》和
《炎黄世界》、《同舟共进》、《共鸣》杂志;《贵州都市报》;成都《文摘周报
》;武汉《今日名流》杂志;南京《银潮》杂志;郑州《新闻爱好者》杂志;太原
《老友报》和《法制博览》杂志;辽宁《鞍山日报》,等等。另有巴黎的《欧洲时
报》。未闻和闻而未见的,都未计其内。
这说明,有关耀邦的故事,特别是当年他在叶、邓、陈老一辈们支持下大力平
反冤假错案、正确落实“人”的政策的故事,发自内心的读者群是十分广泛的。而
且有许许多多尚未见诸报端的故事在民间传颂着。下面,就是河南省郑州旅游学校
的女学生赵明给我写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供我撰写本书作参考的。赵明写道:
1985年10月26日上午,胡耀邦总书记来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县。在嵩阳书院,他
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国内现存最大的柏树,细听文物局长李振中讲“汉封三柏”的故
事。
相传汉武帝时,这里就有三棵大柏树。武帝进了书院,看到第一棵柏树枝干挺
拔威武雄壮,就高兴地说:“朕封你为‘大将军’。”再向里走,一棵更大的柏树
出现在眼前,武帝想了想说:“朕封你为‘二将军’。”待进了第三层院子,又看
到了一棵气势非凡、直插云天的柏树,明显大于前两棵。但武帝认为自己金口玉言
不可更改,只得蔫没声地咕哝说:“朕封你为‘三将军’。”随行大臣觉得不公,
建议重新封;武帝却明知有错也不改,没理找理地说:“先入为主嘛! ”
李局长接着介绍说:“由于年深日久,‘大将军’枝干弯曲,‘二将军’树干
空裂,‘三将军’在一次雷电中化为灰烬。民间传说是,‘大将军’乐弯了腰,‘
二将军’气炸了肺,‘三将军’恼怒自焚了。现在‘二将军’还蒙着委屈哩! ”
胡总书记听到这里,幽默地说:“知错不改是不对的。现在应该给‘二将军’、
‘三将军’平反昭雪,就叫它们为‘元帅柏’、‘大元帅’吧! ”
正因不论古今,或正事或笑谈,耀邦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精神,并留下了许多实
实在在的广泽人间的业绩,所以,他才倍得世人的真情赞誉。周而复在其《离世异
俗,独行其意》文中说:“知道冤假错案并不难,平反冤假错案却很难;自己高谈
实事求是并不难,要自己实事求是去做却很难;自古已然,于今仍是。耀邦同志力
排众议,言行一致,坚持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戴。”
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发动真理标准大讨
论、反对盲从迷信,用科学与民主精神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胡耀邦,是继承“五
四”精神的楷模。
由是,在这位一生光明磊落、谦诚好学、廉洁奉公、待人宽厚、真正全心全意
为人民造福的人与世长辞时,中共中央的悼辞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
与耀邦相处了十年之久的吴江,在其香港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
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
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
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
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
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
别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础之上。
是的,这正如李锐在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时给耀邦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
“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奔忙
于第一线的重要成员,有老一辈的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做坚强后盾,为实现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
高度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道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毫无疑义,千百万因为耀邦参与领导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全党和全国一切心怀善良与正义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历史更永远不会忘记他!
最后,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向我提供史料或指导此书写作的同志,
以及各界热心读者,致以衷心谢意!
戴 煌
1996年8 月3 日
于戴氏蜗牛居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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