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该流的血 许建业迎着叛徒走去,掩护同志脱险。徐远举动用各种酷刑,却未能从许建业 嘴里掏出一句他想要的话。 4 月4 日上午,任达哉供出的那个老杨按照约定时间走进磁器街上的嘉阳茶馆。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茶馆。像这种茶馆,在重庆市里几乎处处都能找到。 不少四川人喜欢喝茶,而且喜欢“摆龙门阵”。于是,茶馆便成了消闲的好去 处。这里人来人往,各种喧闹声、茶房的叱喝声、茶碗茶碟的叮叮当当声响成一片。 这种地方正是地下工作者用来接头和商谈工作的好地方。 这位老杨名叫杨清,其实他的真名实姓叫许建业,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 而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委员。小说《红岩》中那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许云峰, 就是主要根据许建业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长期负责工运工作,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生死与共,是一条铁骨铮铮的 硬汉子。另外,他为人正派,工作认真,深受群众的爱戴。要说缺点,那就是他有 些马虎大意。 任达哉还没有来,许建业就利用这个时间和另外一位同志碰头谈工作。 在小说《红岩》中,当时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是地下党川东特委 的领导。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当时究竟是谁和许建业碰头,现在已无从查考。 许建业一边和那个同志交换情况,一边用眼睛的余光向街上扫去。 忽然,他看见任达哉向这里走来,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而且身后还跟着几个 人,行迹很可疑。 许建业当时还不知道,跟在任达哉身后的那几个人都是特务,领头的是二处渝 组组长季缕。他也不知道任达哉为抓住他,已经带着特务们在马路上转悠两天了。 许建业觉得情形有些不对,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警觉起来。 他马上想起来,前几天在《新民报》当编辑的陈丹墀提醒他已被敌人注意上了, 可是他当时有些麻痹,竟没往心里去。 他示意那位同志赶紧离开,自己则站起身来,向任达哉迎去。 任达哉看见了许建业,眼睛一亮,暗中打了个手势,立刻快步向前。跟在他身 后的那几个特务也加快了脚步。 许建业又走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向厕所方向走去。他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有些 人被敌人抓住了,为了敷衍敌人,就带着敌人到街上转悠,明明见到敌人要抓的人 也装作不认识。他希望任达哉也是这种人。 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他往厕所走去,任达哉也紧追不舍地追上来。 几个便衣特务冲上来,把许建业围到当中。 那位脱险的同志混在人群中,望着老许被敌人押走了,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忍。 老许要不是为了掩护自己,本来是可以脱险的。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使眼泪流下 来。 在《红岩》中,带特务来抓许建业的叛徒是甫志高。甫志高这个人物并不完全 是虚构的。像他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当时叛变的人不止一个,而且很多像甫志 高一样,在党内都有一定的职务,有的职务还很高。比如,当时的地下党重庆市委 书记就成了叛徒。 在文艺作品中,写一个叛徒当然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 队伍中有不少人平日里高谈阔论革命,动不动就对别人指手划脚,可是一旦面临严 峻的考验,他们就会露出真面目来,成为破坏革命的重要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要比外部敌人更可怕。 解放后,被关押在战犯看守所中的徐远举曾在坦白材料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听什么人说过一句名言,‘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 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 展,瞎碰一气。”他的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许建业被押进了曾经审讯过任达哉的那个审讯室。审讯他的还是徐远举和陆坚 如。 徐远举很快就意识到他可能抓住了一条“大鱼”。 这个姓杨的身材强壮,气宇昂扬,好像根本没把周围的刑具放在眼里。 陆坚如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在他身上搜查不出半张 纸片。给他动刑,他也一声不吭。 吊刑用了,老虎凳也上了,辣椒水也灌了,可是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他多次昏迷过去,又多次被用凉水泼醒。醒来之后,他圆睁双眼,怒视着特务, 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你们有多少刑罚都搬出来吧,叫一声疼就不是英雄好汉!”“给我用大刑!” 徐远举狂吼道。 又一轮酷刑就要开始了。 徐远举恶狼狠地威胁道:“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刑罚,可你受不了48 套美国刑 罚!”许建业轻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别说你们有48 套刑罚,就是有84种, 我也不怕!”行刑特务把许建业拖上了老虎凳,他的腿骨咔嚓一声断了。特务又给 他用上了夹竹筷的刑罚,这是从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流传下来的酷刑,是用又粗 又长的毛竹筷子连在一起夹受刑者的手指。竹筷子如刀刃般锋利,一下子就切入皮 肉。 许建业双手血肉模糊,拇指断了。 他的肩骨裂了。 他的臂骨裂了。 连行刑特务的双手也开始发抖了。 “你给我说一句话呀!”已经气急败坏的徐远举跳起来,揪住许建业的衣领嚎 叫着。 刚刚苏醒过来的许建业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又昏迷过去了。 一天一夜过去了,徐远举命令停止行刑,他怕弄死了许建业断了线索。 陆坚如从负责记录的特务田光辉那里要过记录本,上面空空如也,只有几行字。 如果说有什么有用的线索,那就是许建业说出了他住在过街楼的一家旅馆里。他立 刻派特务去查找,可是刚刚接到报告,过街楼根本就没有那个旅馆。 直到现在,徐远举连这个硬汉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真有些灰心丧气了。 徐远举下令给许建业戴上镣铐,交给警卫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 情况必须随时报告。 许建业受骗,悔恨交加,一头向囚室的墙壁撞去。 徐远举一觉醒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刚才他做了个恶梦,不知道被什么人抓去 了,让人家给上了重刑。虽然是梦境,却那样清晰,好像现在浑身上下还有些隐隐 作疼。 看守徐建业的特务送来一张纸,说是许建业早上写的。 徐远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封许建业写给母亲的绝命书: 亲爱的母亲,我被疯狗咬伤了。我决心以死殉党,我的死是光荣的,你不要为 我难过,不要惦念我。你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要求抚恤,人民政府会养你老的。 底下落款是“你亲爱的儿子杨清”。 看来,这个杨清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既然如此,他还怎能开口招供呢? 徐远举心中暗暗着急,也不由得连连摇头,他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这 么倔强。不怕死,不怕受刑,他们真是钢铸铁打的吗? 此刻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许建业,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浑身剧痛也能 忍受得住,只是内心的焦急有增无减。 他住在志诚公司的宿舍里,床下有一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一旦有失,危害无穷。 在自己的宿舍里存放党的秘密文件,这是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作为像许建业 这样的领导同志来说,这是不应该有的疏忽。但事已至此,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能不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囚室门口,一个特务看守兵在踱来踱去。 也许是太无聊了,那个看守兵在囚室门口停下来,往里边张望了一会儿,竟然 开门走了进来,站到了许建业的面前。 “怎么打成这个样子?”看守兵的脸上露出了不忍心的表情。 许建业没有答话。 “去年11 月份,有个叫叶正邦的人也关押在这里,我也参加过看守。他受的 刑可没有你重。”看守兵在自言自语。 许建业一听到叶正邦这个名字,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来。 叶正邦是一位革命志士,去年在成都被捕,秘密押到重庆。后来,有个看守兵 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了西大公司内万有书局的陆正科。此后又多次来回传递过消息, 并未出现问题。这件事情许建业听党内同志讲过。“你叫什么名字?”许建业努力 地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我叫陈远德。哦……”他欲言又止。“你怎么干上了这 一行?”许建业问道。“别提了。我也是个穷人出身,家里在乡下,是被抓壮丁抓 到这里来的。”陈远德左右看了看,又压低声音说:“我真不想干这个伤天害理的 差事呀!”陈远德不敢在囚室里久留,转身离开了。 许建业望着陈远德离去的背影,心头涌起一个大胆的想法:看来这个看守兵还 有点进步倾向,再说他曾给我们的同志传递过消息,应该靠得住。如果他肯答应的 话,可以让他捎出去一封信,告知自己的同志把那些秘密文件尽快销毁掉。 过了一会儿,陈远德又蹓跶了进来,关心地问:“先生,你被关在这里,家里 人一定很着急,要不要我给你捎个口信出去?”“我家里没有什么人,用不着了。” “先生,说心里话,我最敬佩像你这样的硬汉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你尽管 吩咐。”陈远德说的还真动感情。 “我还真有点小事想拜托你。”许建业盯着陈远德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志诚公司干事,我想给他写封信。你能不能给我捎去?”“干 这种事情要是让上司知道了,不是把我关起来,就是把我开除了。”陈远德面露难 色。 “我看这样吧。”许建业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又说:“你把信捎到之后, 我那位朋友会给你三千万元(法币)作为酬金,这一点我在信上写明白。另外,你 要是不打算在这里干了,我那个朋友还可以帮你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陈远 德高兴起来,使劲地点了两下头。 不大一会儿,陈远德就找来了纸和笔,然后机灵地站到门口放风。 许建业觉得机会难得,立刻动笔给志诚公司的董事、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 信,叮嘱他立即把那个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许建业写好了信,把陈远德喊进来,告诉他怎样才能找到刘德惠,又叮嘱他一 定要把这封信交到刘德惠本人手里。 陈远德再三保证不会出差错,把信揣进怀里就转身走了。 许建业在心中暗自期盼着,这封信能越早送到越好。 他万万没有想到,陈远德是个口蜜腹剑的家伙。他从许建业这里拿了信,转过 脸就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愁眉不展的徐远举正苦干不知下一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见到了陈远德送来的 这封信,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个宝贝,高兴地差点跳起来。他破例地拍了一下陈远 德这个无名小卒的肩膀: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我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你。”片刻工夫,位于新华路上的 志诚公司就被大批特务秘密包围起来。按照徐远举的命令,一切都要在暗中进行, 所有进入志诚公司的人只准进不准出。 特务闯进许建业的宿舍,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个大皮箱,里边装有18 名 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还有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调查资料和 大批照片。按照这些自传材料,敌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志诚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墉兼任, 总务科科长周则洵任经理。那个刘德惠是电力公司的会计组长,党内职务是重庆电 力公司支部书记,他们都遭到了逮捕。 陈远德拿走信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露面,使得许建业产生了不祥的 预感。不久,他看到一批与自己有联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一下子什么都 明白了。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心中如同刀割。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同志, 对不起党,就是死上一万次,也抵不了犯下的巨大过失。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一头向墙上撞去,顿时血流如注。他昏死过去了…… 陈远德因为诱骗有功,很快就由上士被提升为少尉。1949 年1 月,他又到军 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组织“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政指 挥部”,1950 年被人民政府镇压。那时还没有查清他诱骗许建业的罪行。 特务以为他只是个一般的交通员,没想到他就是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记。 4 月6 日上午,有个人来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一进门就被守候在内的特务抓 住了。 “你是干什么的?”特务厉声逼问。 “我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叫刘仲逸。”这人身上的证件都被特务搜去了, 上边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特务哪里肯信,立刻找来志诚公司的职工与他当面对质。 志诚公司的职工不知道这位刘先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常来找许建业,自称 黄先生,只好照实说了。 “快讲,你到底是什么人?”特务们厉声喝斥着,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这个人显然是个孬种,很快就乖乖地说了实话:“我确实叫刘仲逸,是许建业 发展我入的党,现在还是个候补。”“你为共产党干过什么事?快交待!”“我也 没干什么事,只是给许建业送过几次信。”他深深地低着头,说话的声音低的像蚊 子叫。 “收信的人是谁?住在哪里?”特务紧追不舍。 “他叫李忠良,住在嘉陵江南岸。还有个人叫邓新,也住在李忠良家里。”特 务们认为他不过是个一般的交通员,对他也没十分看重,逼他写完了自首书,就把 他送进渣滓洞监狱关押起来。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真实身份是重庆地下党市委 书记,名叫刘国定。 在重庆西北郊有一座歌乐山。据史书记载,歌乐山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 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 1938 年,军统局随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强占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一带 民房,设立军统局乡下办事处,设置了两座著名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从此, 这里便成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人间魔窟,被称为“两口活棺材”。 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 沟,地形隐蔽。1939 年军统特务逼死这里的矿主,霸占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 设为看守所。渣滓洞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放风坝,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 间, 女牢两间。为了从精神上瓦解革命者的斗志,特务们用楷体大字在内院墙上写着这 样的标语: “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在另一处高墙 上,又用隶书体一丝不苟地写着: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外院为特务办公和拷打审讯革命者的地方,墙上有专供特务看的标语: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 做到。”“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渣滓洞监狱配有一个连的武装特 务看守。1947 年4 月,渣滓洞监狱曾一度关闭,同年10 月重新关人。被囚禁在 渣滓洞监狱的主要是“六一”大逮捕的“要犯”,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起 义者,《挺进报》案和小民革案中的被捕人员。 “政治犯”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进了渣滓洞监狱,刘国定立刻绝望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只有苑路一条。可 是怎样才会出现奇迹呢?他不敢往下想。 他向周围打量了一下。这间狭窄的牢房只有十多步长,六七步宽,却关了二十 多个人。一股又臊又臭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直刺鼻子。现在还是春天,这里边 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要是到了盛夏,还不得把人闷死吗? 他走到风门边,向外边望去。两边都是一排排完全相同的牢房,也看不到那里 都关些什么人,他看不到楼下情形,只能从铁门外楼栏杆的缝隙里,望见不远处有 一块地坝。每天只有到了放风的时候,牢房里的人才能有机会轮流到那里走动一下。 他渴了。墙角放着一个储水的铁皮罐,里边的水十分混浊,他喝不下去。 开饭了。碗里盛着乌黑的硬饭粒,吃在嘴里的感觉就像咬到碎石头一样,混合 着焦糊和霉臭的味道。还有一碗盐水汤,上边漂着几个烂菜叶。他咽不下去。 饿着肚子躺在牢房里,刘国定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虽然是地下党的高级干部, 但这样的苦却从来没吃过。 他是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 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 1947 年10 月担任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在长期的地下工作环境中,像他这 样的高级领导需要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但是在脱离了激烈斗争的锻炼,脱离 了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后,他们又容易滋长消极思想。 这种人的变化首先是从生活腐化开始的。出门坐车,谈工作找饭店,平时生活 阔绰,还多方搞饯,刘国定身为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出生入死 地为革命工作时,他却打起了做生意的主意。做生意需要钱,而他手头钱不多,就 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 可借。”刘国定怀恨在心,反诬何经济上有问题。 临委书记王璞(即《红岩》小说中一再提到的地下党川东特委书记者石同志) 调查之后发现,这是刘国定贪图享受,诬陷同志,要调他到农村去工作。刘国定却 以各种借口拒绝下乡,他这是怕过艰苦生活。 想到这里,刘国定还真有些后悔,要是当初去了乡下,虽然会吃不少苦,但总 比如今这样生命难保强得多。 太阳渐渐西下,高墙内显得更加阴森恐怖,刘国定坐在黑暗中,眼睛睁得大大 的,一丝睡意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从这个地方脱身。 徐远举没想到一个豪门公子竟会是共产党。刘国从特务的眼皮底下逃跑了。 徐远举撕开了重庆地下党的缺口,他要将这个缺口迅速扩大。 按照刘国定的口供,特务们迅速行动,很快就在嘉陵江南岸抓住了李忠良和邓 新。 李忠良和邓新是在年初参加梁(山)达(县)大(竹)边区起义失败后撤回重 庆的,与刘国定接上头后,就住在南岸李忠良家里。李、邓被捕后,李忠良首先叛 变,供出起义的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起义地区的干部30 多人,并指认 邓新即“余天”,而余天正是敌人镇压起义后追捕的对象。由邓新又牵出了重庆银 行的余承安,徐远举指示对余承安采取即捕即放的办法,暗中控制,作为诱饵。 从李忠良的口中,徐远举还得到了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重庆市内有个叫 刘国(《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的人也是共产党。 这个刘国可不是一般的工人或市民。他出身豪门,是赫赫有名的刘家三少爷, 当时是四川省银行高级研究员,住在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家里。刘家原籍 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清初年间到四川沪州谋生,后来开办油粮批发商号万顺行, 逐年买田置业成为全县首富。极盛时期,有土地4000多亩和几十间街房,先后经营 过轮船公司、川瓷公司、盐号永边公司、济和发电厂、钱庄裕泰祥(发行过庄票) 以及绸缎庄德和祥等等。当时一提万顺行刘家,本地没有不知道的。 凭着他的社会地位,徐远举便认定他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 徐远举并没有猜错,刘国是当时中共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负责沙坪坝的学生 工作。 要抓刘国,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大哥刘国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 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四川财阀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 贪污所得的外汇都攥在他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 过去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乱抓孙科和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到过 蒋介石的处分,徐远举知道这些事,自然不能不慎重。 想来想去,徐远举决定选派最精干的特务,用卑骑直入的办法,以会客为名前 往何北衡家中诱捕,抓着后就绑架而去。 这天一大早,二处渝组组长季缕开着一辆吉普车,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来到了 何家。一去就见到了刘国。 刘国见来者不善,借进去拿件衣服为名,跑上楼去告诉何北衡的妻子说,外面 有人抓他,乘机就从后门逃走了。此时,何太太尚未起床,闻惊而起,把两个特务 臭骂了一顿: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两个特务狼狈 而归,向徐远举报告了事情经过,他感到十分恼怒,就将经过情形绘形绘声地向重 庆警备司令肖毅肃和朱绍良报告了。 肖毅肃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 徐远举奉命照办,立即派特务将何北衡家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特务们在何家楼上 楼下翻箱倒柜,搜出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徐远举也亲自前往查勘,把刘国 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凤都找到何家。 何太太这时候才感到有些不妙,惊惶起来,见着徐远举就说:“我不知刘国是 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亲戚关系住在我家中的。你们向我要人,我向他们刘家要人, 我要和他们刘家的人拼命。”素称精明强干的何太太被特务们吓得魂不附体,直打 哆嗦。 消息很快传到成都何北衡的耳朵里,他立刻把长途电话打到西南长官公署,质 问肖毅肃为什么到他家里抓人。 肖毅肃是个暴躁如雷的家伙,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在电话里就跟何北衡争吵 了起来。 朱绍良知道了这件事,也大为生气,当场下令把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 又一个电话把状告到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面前,检举何北衡包庇共产党。 何北衡见风头不好,马上态度变软,到处托人求情说好话。 徐远举对何北衡没有什么好感,但也不想得罪他,仅在电话里劝他识相一些, 不要来重庆。至于刘国,设法抓到就是了。 话是这样说,但徐远举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按他以往的经验,人一跑,就如 同蛟龙入水,猛虎入林,很难再抓得住。 冉益智身为市委副书记,上午被捕,下午叛变,出卖大批革命同志。 4 月17 日中午,重庆北碚公园门口,有两个中年模样的人不期而遇。他们显 然彼此很熟悉,见面后就随便聊起天来。 其实,这并不是一次巧遇,而是一次经过周密安排的会见。他们也不是在闲聊, 而是在商量一件大事。 这两个人一个是在重庆主持川东临委日常工作的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另一个是 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 许建业和刘国定一被捕,肖泽宽立刻就得到了消息,他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向各方告警,迅速转移有关人员。同时约定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 》中的叛徒甫志高主要是以他为原型写出来的)、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北碚公园门前 碰头,时间是12 点。 肖李二人提前来到了碰头地点,却未见冉益智的影子。他俩找了一个僻静的地 方,边谈边等。 他俩简短地交换了情况,就一致认为,这一次敌人来势凶猛,一定是与《挺进 报》有关。 1947 年10 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临委和地下党重庆市委都很重视《挺进 报》,注意发挥它的作用。报纸遵循对内发行的方针,只在党内和可靠同志中传看。 除以刊登消息为主外,还经常配有小言论,反映临委和市委的意图,指导川东各地 的地下斗争。《挺进报》直接联系了一些同志搞发行,有的也通过邮寄传送,但主 要的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形成了一个严密庞大的发行网。 1948 年春节过后不久,川东临委接到川康特委间接传达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 员、分管西南工作的钱瑛同志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人的攻心斗争 ;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临委领导决定: 为了加强对敌攻心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从对内转向对敌,少在内 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从第15 期起,《挺进报》即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敌人 的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报纸的内容也作了相应改变,有针对性地增 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 对于这种作法,很多同志有不同意见。他们指出,本来在特务密布的敌人统治 区域里,创办发行这样大规模的地下报纸,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如今火上加油, 强烈地刺激敌人,硬捅马蜂窝,这就意味着在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把自己 暴露在敌人面前。李维嘉就这样分析过:所谓“攻心战”纯属左倾幼稚病的表现, 只能是自我暴露,引火烧身,“生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吸引敌人集中力量来 扑灭我们。”这种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47 年以前,敌特通过邮检虽然发现了《挺进报》,检扣了不少,但他们并 没有掌握什么很准确的线索,也没有花很大力量来对付。如今有这么多《挺进报》 主动送上门来,敌人不能不感到震惊:原来地下党的能量这么大呀!于是就出现了 朱绍良大怒,徐远举指挥军警宪特大批出动这一幕。 12 点钟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来。肖李二人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 移。 就在肖李二人等待冉益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徐远举的阶下囚。 冉益智,四川西阳人,抗战时期入党,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工委主管学运的副书 记。重庆银行的那个余承安是他的下级。 4 月16 日,冉益智给余承安打电话,向他了解情况。他不知道这时候余承安 已经叛变,这个电话已经被特务暗中监视,在电话中,他告诉余承安,明天上午他 要去北碚。 第二天,特务押着余承安守候在北碚街上。当冉益智经过这里前往北碚公园时, 余承安把他指认给特务,冉益智当场遭到逮捕。 当天下午,徐远举再次亲自出马,与陆坚如审讯冉益智。 徐远举没有想到冉益智是个胆小鬼,还没等动刑他就吓瘫了,问什么说什么。 “那个杨清是干什么的?”徐远举问。 “他叫许建业,是市委委员。”“你知道刘国躲在哪里吗?”“知道。刘国在 荣昌有个大姐夫,名叫郭质彬,他很可能藏在那里。”“有个叫刘仲逸的人,他已 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你认识他吗?”陆坚如顺便问了一句。 他已经知道了冉益智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他不指望冉益智能认识一位还没有转 正的候补党员。 “认识。”冉益智的回答令陆坚如略感吃惊,又追问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冉益智脸色大变,声音也突然低下去。 “快说,不然我枪毙了你!”徐远举看出这里有名堂,厉声喝问道。 “他是……市委书记。”徐远举和陆坚如对望了一眼。他们相信冉益智不敢撒 谎,但能把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抓到手里,这却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审讯继续进行。冉益智陆续供出了市委常委李维嘉,他领导的学运系统的北碚 特支、沙磁特支、城中心和南岸特支,以及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并开出党的外 围团体“六一社”的组织和部分社员名单。他所供出的人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 捕。 由于叛变有“功”,冉益智被军统局授予中校秘书,西南长官公署侦防处专员。 他在军统头子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上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行 动规律、交通情况传授给特务。又参加校对《中共在川活动概况》等反共文件,死 心塌地为军统服务。 冉益智曾经恬不知耻地说过他叛变的“理由”:“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是 落到特务手里,即使不被杀掉,也很难原模原样地出去,出去也就变了。”刘国在 等待上级与他联络,却未想到他的上级把他出卖给了敌人。 就在冉益智叛变的当天晚上半夜时分,徐远举派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率特务火 速前往荣昌,逮捕刘国。 刘国从何北衡家机智地逃走后,并没有马上隐藏起来,而是立刻通知有关同志 转移,又指定他的未婚妻曾紫霞(即《红岩》中的孙明霞)和上级党组织联系,报 告他的脱险经过。然后,他才离开重庆躲到荣昌大姐夫家里。 曾紫霞也很快来到荣昌与刘国会合。 曾紫霞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两年前与刘国相爱,刘国十分喜欢这个聪明 漂亮的姑娘,但起初却把爱情埋在心底,暗自决定不到革命胜利不结婚。慢慢地, 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于是便订下终身。 在刘国的培养和帮助下,曾紫霞进步很快。就在上个月,她光荣地加入了党组 织。举行宣誓仪式那天,领她宣誓的是刘国,监誓人就是冉益智。 曾紫霞还记得,宣誓结束后,冉益智大讲了一通党性锻炼和革命气节。 冉益智是曾紫霞的上级刘国的上级,因而她对他很尊重,对他说的话也记得很 牢。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被敌人抓住了,我一定不当叛徒。 在荣昌住了几天,曾紫霞有些担心起来,她怕这里不安全,就劝刘国躲得远一 些。 刘国摇摇头。 他的身份暴露了,不可能再回重庆了,但他还要为党工作。因此,他要在这里 等待上级冉益智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成都或昆明。如果他走了,冉益智找不到他, 就会与组织脱离关系。 他把组织关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然而,他没有等来冉益智,却等来了特务。 他和曾紫霞双双被捕。 当天晚上,被押回重庆老街32 号。 审讯室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颜齐,还有一 个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他是来协助 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的。 徐远举高高地坐在沙发转椅上,一开口就带着嘲讽和不满: “资产阶级的三少爷,家里有万贯家财,搞什么共产党吗!你知道不知道,共 产党就是要革你们这样人的命。日后共产党得势了,不但你家的财产保不住,你的 家人性命也难保。”颜齐从刘国一个沪州同乡那里了解到了刘家的一些情况,也好 言好语地劝他回心转意: “搞什么共产党呀,你细皮嫩肉的,哪里吃得了那个苦呀!再说你家里有钱有 势,你想干什么都行,为什么不替自己的前途着想,非要干这个掉脑袋的差事呢?” 颜齐说的也是实情。刘国1940 年夏天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毕业后,家里人为他在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谋到了一个职位,他五哥又拿出一万美元,供他出国留学花费, 两条路任他选择。一个当官,一个出国,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绝好的出路,可是 却都被刘国拒绝了。 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学习了很多马列著作,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他曾给自 己取名叫“弗拉基米尔·刘”,以列宁自认。这倒不是他以为自己比得上列宁,而 是表示自己信仰列宁的学说。 那时候共产党的组织路线与后来的极左路线相反,认为家境富裕者一样可以成 为政治上可靠的革命者。于是,他在19 岁那年就被吸收入党。 大学毕业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到敌后去,到农村去”,主动来到云、桂、 黔交界处的陆良县工作。一年后,敌人发现了他的革命活动,准备逮捕他,中共南 方局指示他返回重庆。 在重庆,他主要负责做知识分子和学生工作,同时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挺进报》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就是刘国。 刘国常常出入上层社会,因而经常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可是很少有人 知道,这个阔少爷省吃俭用到了惊人的程度,常常饿着肚子,以致得了胃病。 回想起这些往事,刘国骄傲地扬起头,大声说: “你们用不着浪费口舌了,我是从马列主义、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真理的。我 自愿背叛我的家庭,我不是受任何人指使而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 我心甘情愿为人民牺牲自己。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抓错。杀不杀我,你们 有权;交不交组织,我有权。要杀是可以的,要我交出组织,永远办不到!”刘国 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徐远举: “来人呀,让他尝尝老虎凳的滋味!”两个特务扑上来,抓住刘国就往老虎凳 上拖。刘国一边用力挣扎,一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喊着: “你们这是搞啥子名堂?把我放开!”徐远举见他事到如今还这么凶,冲上去 就打了他两个耳光: “你的上级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呸! 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叫我说什么?”“给我用刑!”刘国的揶揄使徐远举恼羞 成怒。 徐远举没有对刘国用酷刑,他以为这个资产阶级的阔少爷禁不住拷打,坚持不 久就会招供。然而他没有想到,刘国很有骨气,任凭怎么用刑就是不屈服,而且翻 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 “叫我当叛徒,休想!”徐远举知道刘家很有势力,也不想过份折磨他,只得 先把他押进渣滓洞看守所,以后再慢慢想办法磨去他的锐气。 徐远举还特别关照渣滓洞的特务看守,要给刘国戴上手铐脚镣,不准他出去放 风。 徐远举本想从刘国嘴里追问出《挺进报》的线索,他推测刘国肯定与《挺进报 》的编印发系统有直接接触,但刘国一口咬定他从来不过问《挺进报》的事情,徐 远举也拿他没有办法。 其实,《挺进报》的一小部分就是由刘国发行的,每次大约有两三百份。 据他的堂侄刘以治回忆:“ 叔每次收到《挺进报》后都要紧张工作好半天, 首先是拟出分配名单,谁多少份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仅分配就要花很长时间。记 得有一次他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印出来的,一张也不能浪费!’分 配完之后,按收件人一件件卷好,然后他自己送一部分,我帮他送一部分。我们把 卷好的《挺进报》藏在消毒棉花包里,装在精美的礼品盒里,送到银行、商号、学 校、报馆以及研究机关。”在《红岩》中,作者曾经描写过李敬原刻钢版的情节, 《挺进报》是用蜡纸印的,每期都要先刻钢板,而这块钢板就是刘国提供的。 那时候,他住在何北衡公馆的顶楼上,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块刻写蜡纸用 的钢版,高兴地说:“嘿,这东西现在很有用。”说着,他就把这块钢版拿走了。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是把这块钢版送给了刻印《挺进报》的同志。 陈然已经接到报警信,但他却没有及时转移。他要把《挺进报》印完,他要等 待上级的明确指示。 “刘仲逸,出来!”铁门哗的一声被推开了,两个特务冲进来,架起躺在床铺 上的刘国定就走。 “是不是要枪毙我?”这个念头刚在脑海里闪过,他就觉得两条腿发软,站都 站不起来了。 忐忑不安的刘国定被押进了老街32 号。 刘国定虽然惊魂未定,但他还是认出这是他来过一次的那间刑讯室,也认出了 坐在对面桌子后边的那个人就是徐远举。徐远举旁边那个叶翔之他不认得,不过看 样子是个大官。 徐远举阴沉的面孔上突然露出一丝笑意: “刘国定,亲爱的市委书记先生,你吃苦了!”刘国定不禁打了个寒战,心中 暗暗叫苦:“我的身份怎么暴露了?这下子肯定完了!”“你承认不承认都没有用 了,你的战友冉益智副书记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徐远举得意洋洋地说下去,“重 庆地下党组织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连你这个市委书记也成了囚犯。”刘国定突然 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刘书记,你是聪明人,我们也不瞒你。像你这样的人物,要是来个公开审讯 枪决,那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打算这么做。我们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 把《挺进报》的情况说清楚,我保证你安然无恙,不然的话……”徐远举故意不往 下说,嘿嘿冷笑了两声。 刘国定低下头默不作声。 当叛徒?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在狱里他都不敢往这上边想。可是不叛变又怎么 办?徐远举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他不敢和他对抗,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会要了 自己的命。回渣滓洞?那是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他实在忍受不了那里的非人待 遇。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刘国定当了无耻的叛徒。他供出了川东临委成员、城区区委、“电台”特支, 《挺进报》特支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一个名字引起了徐远举的特别注意:《挺进报》特支代理书 记陈然。 4 月19 日,陈然(《红岩》中的成岗)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署名为“彭 云”。 陈然知道这封信的寓意是什么。他知道党内不断有同志被捕,也不止一次得到 上级“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的指示。 4 月11 日,《挺进报》的上级领导李维嘉召集下属组织成员开会,通知有人 被捕,要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并要求《挺进报》赶印出两期寄给敌人, 以转移敌人注意,配合被捕同志的斗争。 4 月12 日,李维嘉与陈然最后一次碰头,他交给陈然一笔办报经费,指示陈 然作好应变准备。 4 月18 日,叛徒带特务到李维嘉家中抓人,他侥幸脱险,立即给陈然写了那 封信,希望陈然认出他的笔迹后赶快离开。信中不仅明确道出了他的处境危险,还 暗示不要等人商量。 19 日,陈然接信后却没有走。 20 日,他拿着信去找另一位新入党的同志,说:“我看不出这是谁的笔迹, 但肯定是自己人写的。”“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陈然多次去看望过他。只有自己 人才知道他熟悉“彭云”这个名字。 “莫不是……上面出了问题?”陈然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但马上又 自己把自己否定了: “这可能吗?一定不会。”最后他下了决心:“有人约好我在星期六见面,一 定要和他见见面,问问他。我们还是等两天再说,趁这两天把这一期印好发出去。” 回家之后,陈然就开始紧张地赶印第23 期《挺进报》,这是他负责的最后一期《 挺进报》。 此时此刻,一群特务(大约有20 名左右)正在紧张地搜捕他。上午10点钟, 他们赶到了江北中粮公司碾米厂,一通乱翻乱砸,还抓了不少人,但是既没抓到陈 然,也没找到《挺进报》。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工作,地点就在他家里。他的公开职业是中粮公司 修理厂的管理员(相当于厂长),白天要去上班,只有夜晚才能安全地赶印报纸。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印刷,天亮后满眼血丝,振作精神再上班。 陈然望着一张张新印好的粉红色的《挺进报》,嗅着那一阵阵油墨的清香,又 想到这份凝聚着他和同志们无数心血的报纸马上就不能出了,心里不禁隐隐作疼。 1939 年春,将满16 岁的陈然参加了共产党。6 月,他向组织申请去延安。 当他步行走到宜昌上游三斗坪时,在难民群中失去了联络对象,接着又患了疟 疾,这时日军已包围宜昌,逼近三斗坪。他只好随着难民到了重庆。到重庆后,他 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 “皖南事变”后,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被敌人诱捕,陈然暴露了身份。 党组织指示他马上离开重庆并暂时断绝组织关系。 陈然无法接受切断组织关系的指示。他一向将党比作母亲,把组织关系视为生 命。他很痛苦。上级反复对他讲道理:切断关系是暂时的,等待党以后来找你。陈 然还是想不通。那一夜他就住在办事处的客房里,彻夜失眠。 最后,他用党员应该服从组织铁的纪律这个道理来告诫、说服自己。第二天早 上,他领取了路费就到江津去了。 在江津过了半年时光,贫病交加,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回 到重庆。病好后他去曾家岩中共驻渝联络处多次,要求见领导,领导却因已说明 “暂时切断组织联系”而不再见他。陈然在极度失望中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留在办事 处,申诉自己的困难,希望得到指示。 自此,五年光阴,他如失群孤雁,独自在漫漫长夜中奋飞。 1946 年夏,陈然与几个朋友一起筹办了《徬徨》杂志,1947 年元旦公开出 版,内容是健康的,但在形式上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是“灰皮红心”。 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和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陈然负责通讯联络 工作。 后来,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徬徨》失去了领导,他们陷入了苦闷之 中。这一天,他们突然从信箱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上面大量 报导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惊喜已极,如获至宝,认为应 该让其他同志也知道这些消息。于是,他们把这些消息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 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都如此办理。这份无名小报在 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地下市委的重视,先派刘国来联 络,接着又派市委委员彭咏梧(《红岩》中的彭松涛的原型)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从此,这份小报就由彭咏梧负责领导,取名《挺进报》(当时刘邓大军正挺进 大别山)。后来成立《挺进报》特支,陈然重新入党,任组织委员,以后又代理特 支书记。 重新入党之际,他对五年前未得上级同意便擅自离开江津一事痛悔不已,一再 向另一位党员说:“当时,死也该死在江津!”这段经历成为陈然心头烙印极深的 隐痛。当他接到暗示信时不由得又想起那段往事,他在心里暗下决心:非得等到明 确的通知,印完报纸才能离开。 陈然没有及时转移的第二个原因,在当时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党员对上 级领导人抱有绝对的信任。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上级 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下级却不知道上级的姓名住址,只能上级找下级,下级却不 能也无从找上级。这种做法使地下斗争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也很容易使一般党员群 众将具体的某个上级领导人等同于党。陈然接信后曾产生过一丝疑虑:《挺进报》 是个绝密机关,除了上级和共同办报的党员,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是不是…… 上面出了问题?”这个念头倏忽即逝,他不愿意朝这方面想下去,似乎怀疑上级便 是亵渎了党。而同一时刻,原地下党市委的正副书记正领着特务四出捕人。 直到下午两点多钟,特务们才发现他们搞错了地方。陈然在中粮公司所属的工 厂不假,但这里是长江北岸的碾米厂,而陈然却在南岸的野猫溪修配厂,两地相差 甚远。 特务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又集合起原班人马,直扑南岸。 夕阳西下,嘉陵江水一片粼粼波光。 陈然印完了最后一页《挺进报》,这时候,他才感到有些头昏,腰和手臂都麻 木了。他的两眼熬得通红。他已经一连熬了两个通宵了。 假如这时候陈然走还来得及,在特务闯进他家门之前的十分钟里,陈然都可以 安然逃脱,可是他没有走…… 小说《红岩》对陈然被捕的情景做了真实的描述: 把印过的蜡纸堆在一起,擦燃火柴烧掉。接着,他把印好的纸,一份份清理拢 来。这期《挺进报》,有五页,一共是两千五百份,他还得赶快工作,才清理得完。 他相信,收复延安的胜利,一定会给群众带来最大的鼓舞,给还在妄想扩大军火生 产的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 附近有人在讲话,也许是厂里的工人吧?成岗来不及多想,他得加快速度,赶 紧工作。 隔壁,从寝室里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 “成岗不在家,钥匙他带走了!”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 话。大概是希望让他听到。 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机关和 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不想这样。 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受到任何 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 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 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 隔壁,有人正在用力打门。 挂好扫帚以后,他放心了一些,危险再不能威胁党和同志们了。他回头看看, 决定在敌人破门以前离开。可是,不能把党的文件留给敌人,他转回身来,又把《 挺进报》全部捆成一捆,挟着报纸,纵身跳上窗台,想从楼口跳下去。只要跳下去 了,两分钟以后,就可以躲进工人宿舍,敌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站住!”“不许动!”喝叫声从四面传来。晚了。工厂已经被包围,楼底下 布满了特务。成岗只好退下窗台。这时,小门已被猛力击破。成岗转过身来,几支 手枪对准他的胸膛。在陈然家中,特务们发现了刚印好的《挺进报》,翻出了油印 机、钢版、油墨等印刷用具。徐远举接到特务的密报后,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朱绍 良:“我们找到了《挺进报》的老巢!我保证《挺进报》再也不会出现了!”徐远 举没有想到,外表文静的陈然却有着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死亡和酷刑,陈然 放声大笑。 徐远举迫切地要见一见陈然,想看看能办出《挺进报》的人到底是不是长着三 头六臂。 可是,当他见到陈然时,却不禁有些失望。陈然只有二十多岁,眉清目秀,文 文静静地像个大姑娘。 徐远举轻蔑地笑了笑,转过身对二处的法官、司法股股长张界(即《红岩》中 的朱介)打了个手势,示意让他负责审讯。 张界一直参予对《挺进报》事件所捕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审讯,深知这次审 讯关系重大,因此事先做了很周到的准备,但他很快就发现,不论自己提出什么样 的问题,陈然都是对答如流。很显然,他的准备要比自己还充分。 “《挺进报》是我办的,没有任何背景。我打算先用油印试办,如果销路好, 再设法改成铅印。只是因为办大型报纸没有力量,我才办了张小报。”“办小报也 需要钱,这钱是哪来的?”张界以为抓住了陈然话中的漏洞,用手一推架在鼻梁上 的金丝眼镜,急忙追问下去。 “我在工厂当管理员,这几个钱还是出得起的。再说,由刻到印,都是我一个 人干的,用钱的地方不多。”陈然的回答从容不迫。 “全是谎话!”徐远举在一旁坐不安稳了,亲自跳了出来。 “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吧!”陈然神色自若:“办报是自由职业, 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就是了。”“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 “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老实 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了出来,你还不交组织?”陈然笑了笑:“没 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算晚。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 我交什么材料!”“你在强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徐远举沉不住气了。“我 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组织!”“不交又怎么样?”徐远举蛮横地威胁:“不交,就 强迫你交!”“那你就强迫吧!”徐远举气得又跳又叫,又拍桌子又摔板凳:“好, 陈然,你等着吧!看看到底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陈然鄙夷地看着他: “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整整一个上午,敌人一无所获。 下午,敌人用起了大刑。 陈然被绑在老虎凳上,他疼得满头大汗,脸色苍白,但他仍咬紧牙关,什么也 不说。 “你交不文待?”徐远举伸出巴掌猛地向陈然脸上打去。 陈然昏了过去。 特务用凉水把他泼醒,他仍然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两只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 火焰。 第二次受刑又是坐老虎凳。刚受过刑伤的双腿,在老虎凳上拗得吱吱作响,骨 头快要断了。 徐远举又是一声狂吠,又一次伸出巴掌猛击陈然:“加砖头!”陈然又昏了过 去…… 陈然苏醒过来了,看见面前摆着纸和笔。敌人要他写自白书。 陈然是一个书生,写过许多文章,纸和笔就是他进行战斗的武器。写自白书却 从来没想过,他也不打算写。 自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天,他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他集就了中华民族的一身正气,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从而培养出了大 无畏的革命气节。 在1947 年第五期《徬徨》的“小论坛”栏目中,他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 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 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利不亏其义, 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 责任。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 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 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 利略、布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瞑目想想, 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 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 接受历史的考验! 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取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 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 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 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 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陈然也写过自白书,但那不是叛变的声明,而是气壮山 河的战斗誓言。让我们来读一读小说《红岩》中的一段描写: 徐鹏飞声调一变,厉声说道: “你们应该明白,现在能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不是你们,而是我!为了自己, 你们应当想想……我不需要你们履行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代价,只要一纸自白书, 就可以立即改变你们的处境!”徐鹏飞摆正桌上的纸笔,避开微微带笑的许云峰, 凌厉的目光突然转向成岗: “我以个人的名誉保证,只要你写自白书,我立刻释放你。”许云峰不屑地看 了敌人一眼,接着又坦然地笑着: “共产党人从来不怕讲明自己的观点。”一句话提醒了成岗,他精神一振,意 忘记了周身的创痛,滴着鲜血,拖着脚上的铁镣,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逼视,走向准 备好纸笔的桌前。他的目光像利剑一样扫过全室,缓缓伸出流血的手,提起笔来, 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个大字:我的自白书。他沉思了一下,很不喜欢“自白书”这 样的字,立刻蘸饱了墨,把笔一挥,在已经写下的几个字的前后,添上引号,变成 : 我的“自白书”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布满了一整张纸。成岗的胸脯起伏着,再 也无法抑制那烈火一样的感情,他索性扔开了笔,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 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 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好,成岗,”许云峰大步上前,扶着成岗 的肩头,满怀信心地朗声说道:“让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看共产主义的红日出 现在东方!”除了当时许云峰(许建业)不在场外,这段描写还是真实地再现了当 年陈然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和风采。成善谋和陈然是好朋友,但却不知道彼此从事 着同一项事业。他们互相通过信,却不知道接信人是谁。 徐远举可不是个傻瓜,他知道陈然坦然承认《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不过 是想掩护他的战友。 在陈然的家中只搜出油印设备,这说明他只管印刷,那么,谁管刻写? 谁管发行?谁负责筹集资金?还有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谁写的稿件? 《挺进报》上登的文章大多是根据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整理而成的,这就说明 起码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天天负责收听新华社的广播,说不定共产党在重庆还有一个 地下电台。 根据刘国定的口供,特务扑向临江门韦家院坝。雷电华电器行的经理成善谋的 家就住在这里,而重庆市委电台特支的书记程途也在这里落脚。 成善谋是电台特支的宣传委员,掌管一部电台,实际上只能收音。 特务破门而入,大声问:“谁是程途?”这时候,程途正按约定时间来成家碰 头,已经快来到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成善谋挺身而出:“我就是程途。”特务们一拥而上。 成家的人明白他的意思,急忙趁乱溜走,在路上拦住程途,使他及时转移脱险。 特务在成家没有搜到电台,但徐远举并不死心,他指示陆坚如一定要在成善谋 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徐远举还指示陆坚如,要对刚刚抓住的王朴进行疲劳轰炸式审问。王朴是地下 党重庆城区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此人出身一个大地主家庭,家资万贯, 富甲乡里。去年冬天,他在重庆市内开办了一个南华贸易公司,据说赚了不少钱。 徐远举怀疑《挺进报》以及地下党的经费,有不少是他提供的。 如果能挖出地下党的电台,再断了共产党的“财源”,那可真是大功告成了。 徐远举的得意算盘打得未免太早了。 成着谋是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承认认识陈然,不承认收 听过新华社广播,也不承认有什么地下电台。 当特务给他动完刑,又来诱骗他投降叛变的时候,他两眼圆睁,一句话掷地有 声: “宁作文天祥,不作洪承畴!”仅凭这一句话,陆坚如就认定他是个共产党员, 而且是那种骨头很硬的共产党员,他一定给共产党做过很多事情,中的“毒”一定 特别深。 成善谋早在1939 年就入了党,后来先后在第四飞机修理厂和国民党财政部无 线电第三区台任过职。他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电机系,又进入航空机械学校学习过, 对于电器和机械修理很在行。1946 年时,他又和朋友在重庆市区合开了雷电华电 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那时候,很多人都羡慕成善谋有钱,因为他做生意发了财。 他确实发了财,手里有100 余两黄金。但他把这些钱都用来购买各种手枪和大量药 物,支援川东武装起义。他自己家里常常穷得连下锅的米都没有。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朋友,他想请人家在家里吃饭,可是他的妻子却拿不出 米来下锅。朋友再一看他那几个孩子,一个个全都是面黄肌瘦。 朋友误会了,没好气地说:“你在外边是做生意的人,赚点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你为什么这么不顾家?”面对朋友的指责,成善谋真是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才好。 后来,他的这位朋友知道了内情,感动地无话可说,便一次次暗中拿钱给他妻 子,帮助他一家度过难关。 成善谋早年曾在四川省无线电收音员训练班学习过,抗战爆发后,他在家乡积 极参加“救国会”工作。坚持抄收广播消息,出版油印报。《挺进报》创办后,地 下党考虑到他这方面的专长,就把收听、记录新华社电讯稿的任务交给了他,然后 再由秘密交通员把他的记录稿转给负责编辑刻写的蒋一苇,最后交给陈然油印。 成善谋和陈然是好朋友,曾经在《科学与生活》杂志共过事,但是他们却不知 道正在从事着同一个庄重而神圣的事业。 不过,成善谋曾收到过一张由组织上转来的纸条,上边写着“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几个字,底下没有署名。组织上说写纸条的人就是印刷《挺进报》的人。 成善谋听了,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回复了一张字条,上边写着:“紧紧地握着 你的手”。这个真实的情节也被写进了小说《红岩》: 那些稿件,全是用工整而秀丽的字抄写的,从来没有错误。看得出,那个负责 收听新华社广播的同志,是个勤勤恳恳、热情地为党工作的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成岗不能不猜测:也许,在白天,他和我一样,有着公 开的职业,而每个晚上,他都得秘密地也是不知疲倦地坐在房间里,轻轻地打开收 音机,让来自解放区的广播,从嘈杂的干扰中传播过来,紧张地听着,紧张地记录 下来,然后再将记录稿用毛笔端正地抄写一遍。每个晚上,他都得紧张地工作几小 时,得不到充分的睡眠;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一年到头,都没有假期…… 成岗忍不住提出了要求:“……让我给他写封信吧!……我知道和一个与自己 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人通信、结识,都是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只让我写一次,表 示我的敬意,让我不签名地写封信!”“好吧。”李敬原那一次比较宽和,终于点 点头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写简单一点。”成岗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怎 么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后他写上一句简单而准确的话: “致以革命的敬礼!”这几天,成岗正在等着对方的回信,谁知道对方是个什 么人呢?是个老年还是个青年,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那是个很好的同志。 成岗兴奋地从李敬原手上接过了回信。他仔细地看了看,回信也只有一句话: “紧紧地握你的手!”正是那熟悉的均匀秀丽的字迹。一句话,一张纸条,战 斗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共同的理想温暖着不相识的然而又是深深地互相了解的战友 的心。 在小说中,这个情节被移植到了刘思扬身上。在白公馆牢中,成岗和刘思扬这 两个未曾见过面但却产生了深厚友谊的战友同囚一室,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 而真实情况是,他们被敌人抓住后,陈然关在白公馆(一度关在渣滓洞监狱), 成善谋关在渣滓洞,根本没有机会见面。直到他们牺牲的时候,才肩并肩地走上了 刑场。 王朴从狱中捎出口信,嘱咐母亲坚决跟党走。金妈妈将变卖家产的收入折合成 2000 两黄金,全部交给地下党。 陆坚如没有从成善谋身上打开缺口,又来打王朴的主意。在他想来,王朴要比 成善谋好对付得多。王朴长着一张娃娃脸,鼻梁上加个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 根据陆坚如的经验,只要一动刑,这种人就会乖乖招供。 再者,王朴是个公子哥出身,没吃过什么苦头,没经过什么风浪,社会经验也 不多,三言五语吓唬吓唬,说不定他就会动摇。 于是,一见到王朴,他就收起了凶神恶煞的嘴脸,摆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我也知道你是冤枉的。你和共产党怎么会是一路人呢?我们把你请来,是因 为有人诬告你。你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我不说这事情也很清楚。”王朴现 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这个人老实,也没有什么能耐,经常受人欺负。正好这 时候陈然来约我办报纸,我和陈然是朋友,就答应了。”“你为什么和陈然合伙呢?” 陆坚如耐着性子问。 “他这个人心眼好,和他在一起,我不会受人欺侮。”“《挺进报》的经费都 是哪里来的?”“我家在江北、巴县有1600 多石地,我就卖了一些,拿来作本钱, 想先办报纸,办好了再办个小工厂。”“你用钱的地方一定很多吧?”陆坚如想迂 回出击。 “我只会花钱,不会挣钱。这不,手里还有二两金子没用完呢。”“你知道不 知道《挺进报》的内容是什么?”王朴摇了摇头:“我从来不看报纸,反正我觉得 我出钱,人家办报纸,与世无争,过日子挺自在,也就行了。”说着说着,陆坚如 忽然醒过腔来,王朴这是在跟我装傻,把我当成小孩子耍了。 “啪!”他脸色一沉,用力一拍桌子。“王朴,你少跟我绕圈子!你是共产党 的区委委员,专管经济工作。你的上级领导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这是诬陷呀! 你刚才不是也说有人诬陷我吗?”王朴反唇相讥。 “给我用刑!”陆坚如的花招使尽了,只得搬出了老一套。 可是这老一套却对王朴不管用,他还是那句老话:受人诬陷。好像他真有天大 的冤枉似的。 敌人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交给二处警卫组暂时关押起来。 陈远德又来了。 他先是假惺惺地说了一番同情的话,又说自己苦大仇深,不愿干丧良心的事, 最后他才道出真意: “王公子,你要是在外边有什么事情要办,尽管吩咐。”王朴不敢贸然相信这 个特务看守,但又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望着陈远德的脸盯了好一会儿,才缓 缓地说: “那好吧,我有个口信求你捎给我姨妈,就告诉她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就行。我 姨妈住在桂花园耐园,一打听就能找到。”“人家怎么能相信我呢?”王朴从怀里 掏出一只烟斗和装烟丝的荷包,交到陈远德手里,说: “这是我平时所用的东西,我姨妈认识。你就说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这个 口信我一定能给你捎到。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我一起给你办了。”陈远德的热情 反而引起了王朴的警觉,他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陈远德悻悻地走了。 不久,王朴被送进白公馆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红岩》中,我们找不到王朴这个形象,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却流传得很广。 这还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英雄,还因为他母亲也是一位英雄,被誉为“一代风 范,百世楷模”。 王朴原名王兰骏,兰花骏马,取意高洁。后来他参加了革命,便给自己起了个 新名字,以示纪念。 1944 年冬天,王朴在复旦大学(当时迁到重庆远郊北碚)新闻系念一年级, 当时他母亲寓居在重庆近郊南岸的寓所里。 有一天,王朴回家来对母亲说,他想要回江北县老家去办教育。金妈妈不禁皱 起了眉头: “大学教育,关系你毕生处世立业,你才念大学一年级,等毕业了再去办教育 不好吗?”王朴的父亲已于上一年去世,家里的事都是母亲和他商量着办。他犹豫 片刻,终于告诉了母亲真情。 原来,王朴早已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起了联系,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 的具体情况,青年组认为他最好能回江北县老家去,利用他家的条件办学,以学校 为依托建立革命据点,积蓄革命力量,同时普及教育。一旦形势需要,可以发挥相 当大的作用。王朴十分信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这些共产党人,决定按照他们的建议 办。 金妈妈听了儿子的诉说,沉思道: “你在共产党的组织了吗?”“我还不在组织。但我认为共产党一心一意救国 救民,一个爱国青年应该跟着它走。我已决心输家救国。”金妈妈沉吟片刻,毅然 道: “你既然下了这样大的决心,我支持你,和你一道回乡去办这件事。”回乡办 学是王朴革命道路上的重要里程,也是金妈妈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从此,这母子 二人便再也没有回头。 1945 年,王朴母子在江北县复兴乡李家祠堂办起了莲华小学和农民夜校。 “莲华”这个校名,各取王朴父亲王莲舫和母亲金永华名字中的一字组成,同时也 寓含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纯洁向上之意。王朴任校长,金妈妈任董事长。 后来,王朴母子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又相继办起了莲华中学,接办了志达中 学,在江北县西部靠近华蓥山脉的偏僻农村,迅速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校 教育网络和以此为依托的农村革命据点,成为南方局所掌握的重庆附近的中心据点。 1946 年夏,内战全面爆发,形势更加严峻。下半年,作为大地主家庭当家人 的王朴,终于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金妈妈也更加认定了儿子走的是 一条光明大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决心跟儿子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1947 年秋,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准备配合 开展武装斗争,急需大量经费。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通过王朴向金妈妈提出筹措经费 的事。金妈妈明白这事非同小可,比用办学方式支持革命要冒更大的风险。如果被 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出来了,必是死罪。她说出了顾虑: “我快50 岁了,死了不足惜,可还有你几个弟弟妹妹,都还没有长大成人。” 王朴告诉母亲,地下党组织提出,所借钱款,重庆解放后归还;弟弟妹妹,由共产 党负责培养教育;学校,也由共产党负责经办。 “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共产党有困难,有急需,我不能坐视不理。”金妈妈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决定。 这年冬天,金妈妈开始变卖田产。王朴又用家产在重庆城内办了一个南华公司, 既为地下党组织筹集经费,又作为与上级党组织联络的据点。 1948 年4 月下旬,王朴因叛徒出卖而落入敌人魔掌。王朴被捕后,从狱中托 人带出口信,对母亲郑重嘱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 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母亲明白儿子的意思,“学校”就是指党组织。 王朴也给妻子褚群捎来了口信:“莫要悲伤,有泪不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 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狗狗是王朴儿子的小名。妻子明白丈夫给儿子 改名的用意,是要他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跟共产党走。 接到儿子的口信后,金妈妈更加大量变卖田产。她拥有的田产跨江北、巴县两 县,总共1680 多石,在重庆市内还有一些临街的铺面房产。她陆续卖掉了140O 多石,变卖家产的收入折合黄金2000 两,存入银行,换成金条,全部交给中共地 下组织,供地下党随时取用。 后来,川东地下党要派一批干部去香港,没有那么多钱买飞机票,她又拿出了 六根金条(每根十两)交给地下党组织。 这以后,她生了一场重病。在病中,她把一个负责与她联络的地下党员叫去, 拿出身边的一个皮包,里边是一些首饰和碎金子,这是她剩余的最后一点财产,共 计47 两黄金的私房钱。她要全部交给共产党。 这个同志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您老人家安心养病, 这些东西还是留在您身边好,以后组织需要时再来拿。”不久,更沉重的打击落到 了金妈妈身上,他的爱子王朴在离重庆解放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被反动派杀害了。 金妈妈强忍住心头的悲痛,委托妹妹金永芳去收殓了王朴的遗骨,运回江北暂厝。 她仍然回到学校,把悲痛压在心里,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面前, 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一直到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听说了王朴母子 的英雄事迹,立刻指示有关部门向金妈妈如数归还所借款项,金妈妈拒绝接受,并 将所余财产捐赠给了儿童福利事业。 1984 年,金妈妈以84 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终时她嘱咐把保存多 年的王朴烈士的遗物全部捐赠给烈士陵园,她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 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 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读完金 妈妈的遗言,现在应该有多少人感到脸红心跳呢? 他们没有贡献却讲待遇,没有功劳却要伸手要官,甚至有的人还把人民的财产 装进自己的腰包。这种人如果有金子,能像金妈妈和王朴那样贡献出来吗?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烈士们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待遇、荣誉、金钱 而前,烈士们也以实际行动给今天的人们树立起了光辉的榜样。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