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没有写进小说的故事 谭政伦背着彭云找他的亲妈妈。邵子南望着心上人的遗容,悲痛欲绝。 事隔28 年,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杨汉秀。余显容看到张帆这个名字,立 刻昏了过去。 1949 年11 月30 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重庆市区,山城宣告解放。 从白公馆、渣滓洞脱险的难友们,纷纷从各自的隐身处走出来,聚到一起,相 拥而泣。他们这是为自己的劫后余生而流泪,更是为死难烈士未能看到解放这一夭 而痛苦地流泪。 罗广斌和川军爱国将领周绍轩一起来了。那天晚上,难友们冲出白公馆,四散 突围,和罗广斌跑在一起的,最后只剩下周绍轩了。他俩翻过歌乐山,跑到白市驿, 躲在周绍轩将军原部下一个团长的家里。四天以后,他们确知重庆已经解放了, 才来到市里。 为了迅速找到突围脱险的同志,有关部门在磁器口、红岩村等地设立了好几个 “脱险同志联络处”。相继有35 位脱险者来到联络处报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白公馆突围出来的一共是19 人,另外还有一人是侥幸脱险的谭谟: 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予勤王 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谭谟郭小波(小孩)郭小可(小孩)从渣滓 洞突围出来的一共是15 人: 肖中鼎刘德彬傅伯雍盛国玉孙重钟林张泽厚杨纯亮李培基周洪礼刘翰钦陈代纯 周仁极李泽海杨同生谭政伦也背着江姐的儿子彭云来到联络处。 重庆解放那天,谭政伦就兴奋地对彭云说:“云儿,天亮了,我们出头啦!你 妈妈就要回来啦!”云儿偏着脑袋用小手搂着谭政伦的脖子问:“妈妈,您不是我 的妈妈吗? 我哪儿还有一个妈妈呢?”谭政伦爱抚地对云儿说:“我不是你的亲妈,你的 亲妈叫江竹筠。走,我们去找她!”他们走了一个联络处又一个联络处,一连找了 三天,也没有发现江竹筠的名字,也没有老彭的消息。 在弟弟谭竹安的陪同下,她又到方圆十多里的军统集中营去找。直到12月13 日,和江姐一道遇难的30 个人的遗骸才在电台岚垭被挖掘出来。除了江竹筠和李 青林之外,其他尸体都已腐烂,无法辨认。 望着江姐的遗体,谭政伦的嘴唇翕动着,泪流满面。谭政伦虽然从未与江姐见 过面,但在她的心中,早已把江姐看成自己的亲姐妹了。 不久,又一个晴天霹雳向她袭来——一年前老彭就壮烈牺牲了。党组织和弟弟 谭竹安为了不让她伤心,一直没告诉她。如今解放了,老彭牺牲的消息再也瞒不住 她了。噩耗接踵而来,谭政伦顿觉天旋地转。 “妈妈!妈妈!”这是彭云在焦急地呼唤她。 “妈妈!妈妈!”这是彭炳忠在焦急地呼唤她。 她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决心把这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彭 和江姐。 几十年过去了,两个孩子早已长成了大人,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材。 彭炳忠是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无线电子学副教授;彭云是中科院电子计算机博士。 1952 年谭政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接过了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烈属证书。 1956 年,谭政伦从工农速成干校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卫生教育馆办公室工作。 同年当选为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1976 年5 月31 日,年仅59 岁的谭政伦因脑溢血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12 月13 日那一天,当李青林的遗骸被清理出来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 满面泪水,悲痛欲绝。 他就是李青林的未婚夫邵子南。 当李青林遇难时,邵子南正作为参加城市接管工作的干部,满怀与爱人相会的 激情,随同排山倒海的解放大军向重庆飞奔而来。 可是他还是来晚了,再也看不到他日夜思念的爱人了。 半个多月后,重庆各界举行烈士追掉大会,在李青林的遗像下挂着这样一幅挽 联: 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 邵子南望着心上人的遗容,读着这幅挽联,满腔悲愤从笔端涌出,化作了悼念的诗 句: 今天,我走在大街上, 大声地说着我们的党, 我们的主义, 我们的毛主 席! 我到处都看到你的存在, 我到处都感到你的生命! 解放军一进城,李碧涛就拉着妈妈的手,从城里步行十几里到沙坪坝去打听小 萝卜头的消息。当她听说自己的狱中小伙伴和他的父母一起遇害的确切消息,浑身 战栗起来,连心都疼得发抖了。 12 月11 日这一天,人们政府派人把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以及小萝卜头 的遗体挖掘出来,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再运西安,又举行了社会各界公 祭。公祭结束后,杨虎城的遗骸被运回陕西长安安葬,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的遗 骸被安葬在西安南郊风景优雅的杜甫祠堂旁边,还专门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每 到清明节,前来这里祭吊的人络绎不绝。 重庆解放后,杨汉秀的亲友们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但却没有线索。大家以为她 是在火烧渣滓洞时牺牲了。不久,曾在南方局做过组织工作的龙潜来歌乐山烈士陵 园凭吊难友,打听当年周副主席从延安带回来的一位女同志的殉难情况,却没查到 名字,只留下一首悼诗走了。 1977 年,杨汉秀的儿子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写着“吴铭同志”字样 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示。至此,才推断出 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杨汉秀。 1975 年夏天,据歌乐山地区的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过 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 的口供,确认这位牺牲的烈士就是杨汉秀。 1980 年11 月25 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杨汉秀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 式。 重庆解放后,一位解放军干部去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参观凭吊,在渣滓洞一间牢 房的地上,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第二批”、“第三批”几行字。他判断这 是烈士牺牲前写的,就珍藏起来留作纪念。后来他把这张纸条献了出来,经鉴定, 这正是胡其芬的笔迹。这显然是她在大屠杀进行中情况十分危急时写下的。 这就是烈士留给我们的绝笔。 12 月27 日,解放大军攻占成都。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队伍中,有一位 年轻女子不住地踮起脚张望。 她就是张学云的妻子余显容。她虽然知道丈失被捕了,但却不知道丈夫已经牺 牲。她多么希望在解放大军的行列中突然发现丈夫熟悉的面庞呀! 一天上午,张学云的老乡、曾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中将参赞并一直为营救张 学云多方奔走的韩百城先生高高兴兴地找到余显容,拿着一张刚买的报纸告诉她, 这上边登着重庆“11.27 ”殉难烈士的名单,他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发 现张学云的名字。 余显容接过报纸一个个名字挨着细看,“张帆”二字猛然映入眼帘,她顿时昏 了过去。 张帆是张学云的笔名,是他离开成都那一天夜里给自己起的。他告诉妻子,这 是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思。 1950 年1 月初,重庆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余显荣和二哥去参加,但他们 去晚了,张学云的遗体已经入殓装棺了,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成。 在余显容的身边,至今仍珍藏着一个黑漆木盒,这是张学云亲手精雕细刻送给 她的。他本想在这个盒子中装一件珍贵的礼品送给她,但他总是在艰难困苦中度日, 一直没有送成。但在余显容看来,这个空盒子却比装上任何宝物都更珍贵。 陈然的母亲和妹妹来了。 余祖胜的弟弟来了。 蓝蒂裕的妻子带着孩子来了。 唐虚谷和张静芬的子女都来了。 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们却赢得了一份永远的骄傲。他们 的亲人是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名字在中华民族的英烈史册上永远熠熠发光。 重庆解放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地下党的代表就立即赶到中美合作 所集中营,凭吊烈士,安排后事,在刑场旁一座高岗上安葬了烈士遗骸。1955 年 4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又为烈士建墓立碑,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话: 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将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完成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回到人民手中的歌乐山恢复了它的青翠秀丽,全无一丝当年的恐怖阴森。每年 一到“11.27 ”烈士殉难日,就有很多人来到烈士长眠的地方,献上鲜花,献上思 念,向为新中国献身的烈士表示自己的崇敬和悼念。 只有置身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你才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江竹筠在她的信 中引用过的那句话: 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罗广斌挑灯夜战。他要尽快完成狱中难友的嘱托,把他们用血泪凝成的意见向 党组织汇报。 罗广斌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后,就被分配参加处理殉难烈士的善后和筹备 追悼会的工作。 罗广斌白天紧张地忙着工作,晚上回去也不休息。他要赶写出一份报告来。 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不屈的共产党员们都很明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胜利即将来临,死亡也即将来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由于地下党重庆市委书 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和上下川东起义失败,造成了党组织的大破坏。这血 的教训,无比沉重,也无比宝贵。 于是,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从革命队伍内部找问题,总结川东地下党 大破坏和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们约定:不论是谁,只要活着出去,一定要 把这些血泪凝成的意见向党组织报告。为的是总结血的教训,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把革命志士用生命换来的政权建设好、巩固好。 如今,他活着出来了,怎么能忘记狱中同志的最后嘱托呢?! 必须尽快把报告写出来! 他感到了自己肩头上那副担子的重量。 他不会忘记,狱中同志们最感痛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恰恰是被 自己景仰的上级出卖的。为什么绝大多数普通党员在酷刑下,在刑场上都能坚持共 产主义信念,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而少数几个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干部却无耻地 叛变了呢? 狱中同志痛心地看到,少数领导人脱离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脱离激烈斗争的 锻炼,滋长了消极思想。有的人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 正是他们的叛变,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他不会忘记,左倾盲动思想害了多少好同志,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多大损害。上 下川东地区一共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每次都以惨败告终。狱中同志有的直接参 加了起义,有的参加过为起义服务的工作。他们大都认为,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 进展,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下乡,发动武装斗争,原来是不错的。问题出在执行这 一任务时,发生了“过左的盲动倾向”,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准备, 而又急于求成,造成重大损失。 他不会忘记,麻痹轻敌的教训是多么深刻。许多同志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 特务,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有的同志的信件长时间被检扣、 被偷看而未发觉。有的同志明知有危险,却图侥幸不走,程谦谋就是这样被捕牺牲 的。他生前说过:“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他不会忘记,狱中同志热切希望 在他们身后,党能切实加强党内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 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 他更不会忘记,狱中难友志士们一致的强烈要求。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一定要 把屠杀革命志士的特务、出卖革命出卖组织的叛徒,缉拿归案,严加惩办。其中最 主要的有:毛人凤(军统总头目,国民党保密局局长),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区长、 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周养浩(西南区副区长),雷天元(二处科长),左志 良(二处科长),张界(二处主任法官),卢章(二科科长),漆玉鳞(二处行动 组长),李佑生(渣滓洞监狱训导组长),陆景清(白公馆看守所长),杨进兴 (白公馆监狱看守长),张鹄(前白公馆看守所长),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看守长)。 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骆安靖。 罗广斌一边回想着一边写着,雪白的纸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1949 年12 月25 日,重庆解放后的第25 天,罗广斌突围脱险后的第28天, 一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由罗广斌亲手交到了中共 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长达两万余字,共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有八条, 记述了狱中共产党员们给党的最后寄语: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 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 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 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意见有悲愤,有忧虑,有深刻的思考,有希望和建议,但没有顾忌,没 有隐讳,没有灰心丧气。经历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们完全向党组织敞开了自己的 心扉。 就总结当时的斗争经验而言,以上八条意见未必完全准确全面,但从中我们却 可以看到烈士们那一颗颗对党无比忠诚的红心。40 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重读这 份“狱中意见”,不是仍然会感到有许多新的启迪吗? 卢汉下达逮捕令,徐远举却自己送上门来。徐贵林扮成菜贩,杨进兴改名杨大 发,但都瞒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叛徒刘国定、冉益智被枪毙,大快人心。 在《红岩》小说中,所有的特务头目和刽子手的下场都没有作交待。对一部小 说来说,这样处理是对的;而对于一部纪实作品来说,如果不作这方面的交待,却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疏漏,况且,我们的读者也很希望知道这些反面人物的结局。 1949 年12 月30 日凌晨,蒋介石沮丧地乘飞机逃离重庆。当天上午,徐远 举也率领一部分军统特务乘飞机逃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徐远举不负前言,把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王少山、陆景清等罪 大恶极的刽子手都打发去了台湾。他暂时还不能走,毛人凤给他布置的许多差事还 未办完。 12 月9 日,十几架美制大型运输机从成都起飞,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飞机上坐着最后一部分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按计划,这些 飞机在这里加完油后立刻起飞,途经广州逃往台湾。 然而,这批飞机还未起飞,已经宣布起义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便下 了命令,派出大批起义部队扑向飞机场,当即便把这批飞机扣留了下来。 在尚未逃离大陆飞往台湾的国民党要人中,除了那些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外, 还有一批双手沾满了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鲜血的国民党军统(后改名为保 密局)特务头子徐远举、周养浩,还有保密局本部经理处处长郭旭以及保密局本部 总务处处长成希超等。 这些军统特务们感觉末日降临,纷纷各自寻找出路逃命。 早在卢汉的部队将飞机场包围之前,除周养浩未来得及行动外,消息灵通的徐 远举、郭旭等人早已窜入昆明市区。卢汉立即命令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出动警 察局全体人马,在昆明市布下天罗地网,务必将那几名逃跑的军统特务抓获归案。 10 日凌晨5 时,李志正局长得知郭旭和成希超藏在市内的皇后饭店,便命令 警察第六分局局长黄秉新率领本局警察快速赶到该饭店,当即将二犯逮捕并送往钱 局街昆明监狱严加看管。另外一部分警察则前往飞机场去逮捕周养浩。但罪大恶极 的徐远举却不知去向。 一个小时后,李志正就得到消息,徐远举此时正藏匿于曾在卢汉手下担任过云 南省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的朱家才(即朱子英,当时为军统运作人员)的家中。李 志正知道卢汉是朱的老上级,便向卢汉要了一份逮捕徐远举的手令,亲自带人包围 了朱家。朱家才不能违背老上司的命令,但又不愿意直接出面逮捕徐远举。他向李 志正求精,最好由警察们出面,将藏匿于朱家的徐远举骗出来在途中逮捕。 李志正想了想,表示同意。 李志正带人来到太和街警察局第六分局,准备从这里派人去抓徐远举。 队伍集合好了,正要准备出发,徐远举却一个人开着朱家的一辆美式吉普车自 己送上门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天一大早,徐远举起床后见朱家才不在家,副官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 朱的去处。狡猾的徐远举感到情况不妙,赶忙换上了老百姓衣服,慌忙跳上朱家才 的私人吉普车向外面逃去,谁知忙中出错,竟然把车开到了警察局第六分局的门口。 李志正立刻拦住汽车拉开车门,将身穿一件蓝布大褂的徐远举揪了出来。 领头逮捕周养浩的是警察局外事科长吕小垣。他带人火速赶到飞机场,正要展 开搜查,却意外地遭到了空军总站站长蒋绍禹的故意刁难,不给他们拨发车辆,因 此也就无法拘捕周养浩。消息报告给卢汉后,卢非常生气,命令李志正重新派人前 去处理此事。 李志正不敢怠慢,亲自带上几个人来到了飞机场。警察们仔细检查了这批被扣 的人员,却没有见到周养浩,李志正经过仔细分析,认为飞机场当时戒备森严,周 养浩逃跑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又集合了全体警察,将周养浩的相貌特征及身材等 情况告诉大家,命令扩大搜索范围继续寻找。 不大一会儿,几名警察带着一个人来见李志正,一看正是周养浩。 原来,周养浩随着一批人跑到了一辆破旧汽车里面藏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警察 会这么快就找到了他。 此刻的周养浩光着头,面色苍白,样子十分狼狈,完全没有了在中美合作所里 的那股神气劲。 徐远举和周养浩都被关进了战犯看守所,成了囚犯。 关押改造期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改造政策的感召下,徐周二人能够走改恶 从善的道路,对自己过去所犯的严重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写了不少认罪悔罪材料。 1973 年,徐远举病故。 1950 年春天,正是菜花飘香的季节。这一天,重庆市郊南岸裕华纱厂(现重 棉三厂)的托儿所所长叶大姐,正利用厂休日在串门走户,收集潜藏敌特的线索。 忽然间,她看见一个草帽遮颜的菜贩,一边在家属区叫卖,一边不时地扭头后窥。 叶大姐见此人举止不像个卖菜的,又联想起市军管会公安二处情报科南岸片情报组 的刘文华曾跟她说过,要注意发现在逃的“11.27 ”大屠杀的刽子手这件事,便上 前搭讪起来。 一听菜贩是河南口音,叶大姐更加警觉,便佯装买菜,借看秤之机,看清了菜 贩的脸面。“此人好面熟呀!”叶大姐不觉一惊:“哦!他不是渣滓洞脱险难友常 提起的看守长猫头鹰吗!”她灵机一动,摸摸口袋,假装忘了带钱包,以借钱为名 走进一个姐妹家,叮嘱这姐妹暗中跟随那个菜贩,设法弄清他的落脚点。然后她又 来到菜贩前,付了菜钱……叮铃铃!叶大姐向公安二处情报科打电话报告:“发现 刽子手……”“我马上赶来!”刘文华放下电话,急奔裕华纱厂。布控、调查迅速 展开。警民共同编织的大网,急速收拢。公安二处内勤科根据情报材料和脱险同志 的检举证实:这个隐名改姓的菜贩子,正是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 3 月22 日,重庆市公安局18 分局按照市公安局一处的命令,在弹子石惠工 村57 号将徐贵林逮捕归案。 1950 年6 月18 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了千人大会,宣布对这 个刽子手处以极刑。 1950 年初,四川南充县青居乡馨坝和平三村来了两个陌生男女,男的三十出 头,浓眉横眼,一脸横肉,身穿呢大衣,手带一只游泳表。女的一头烫发,外穿一 件红呢大衣。 第二天,那个男的请客设宴,自称叫杨大发,广安人,自幼父母双亡,随叔父 在外做小生意。现在解放了,要回广安,家已无人,想在这里佃田务农。几天后, 杨大发换上了土布衣服,找村上姓杨的认了门干亲家,租了几亩地,就种起庄稼来。 在减租退押和土改中,他积极斗争地主,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上互助 组长。他三天不讲两句话,对人和气,倒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杨大发还积极参 与村里的学习文化活动,主动把分得的粮食捐献给了村农民协会,后来他被村里人 选为互助组长。 没过多久,村里人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不少疑点。有一天,他们夫妇发生争吵, 杨又凶又恶,只听女的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到处捉特务,你敢 到乡上去坦白?”男的不吭气了。 杨大发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那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杨进兴。 1949 年12 月5 日,在最后进行了一次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活动之后,杨进 兴等人来到了成都市观音巷的成都大饭店,领受了上司徐远举布置的潜伏在大陆打 游击的任务,便以平民身份在四川农村隐蔽了下来。 根据群众检举的情况,南充县公安局迅即展开外调。1955 年2 月,公安人员 带着杨进兴夫妇的照片和群众的检举材料来到重庆。被俘战犯徐远举、周养浩看了 照片,摇头说不认识,原戴笠的警卫邓培新等人看后,认出他就是杨进兴。 1955 年6 月17 日,公安局扫残组同志突然出现在这位“贫农”的面前。 “不准动!”两支手枪对准这个凶恶的鹰大。 “你……你们弄错了吧,我……我是个贫农。”杨结结巴巴地说。 “黄将军的游泳表呢?”“啊!”这位“贫农”脸色大变,瘫软在地像癞皮狗 似的被戴上了手铐。 在重庆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经过7 个小时的审讯,假杨大发——原中美合作 所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向坐在对面目光严峻的公安人员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杀 害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和黄显声等人的罪行。 当年8 月13 日,杨进兴,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在重庆公审后,被处以死刑。 1958 年春节正月初二。江西萍乡县安源镇九荷村,从一幢一楼一底四间一厢 的新房子里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背犁牵牛,向田里走去。在这房子的正 堂挂着三张“劳动模范”的奖状。 三天后,村民们惊奇地看到这个老头被公安人员押进了九荷村办公室。 从重庆来的公安局侦察员当众宣布:宋玉成,真名漆玉鳞,化名高文斌,国民 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长…… “啊!”在村办公室外围观的老乡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惊讶声。 漆玉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军统特务,在其长达17 年的特务生涯中,逮捕和杀 害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重庆解放前夕,他亲自参与制定并执行电台岚垭密裁计划,将关押在渣滓洞监 狱里的江竹筠、李青林等30 位革命者分三批杀害。 重庆解放前夕,漆玉麟被留下来组织反动武装,但很快就让解放军打得如鸟鲁 散。他一个人逃回老家湖南株州宋家桥,用宋玉成的原名住了下来。 不久,宋家桥一带展开了征粮剿匪运动,漆玉麟感到老家不是久留之地,就通 过当乡长的帅仁祥,开了一张路条,转到江西萍乡九荷村落脚。 群众怀疑宋玉成来历不明,土改时未分给他土地。1952 年搞土改复查,土改 工作组明确告诉宋玉成:没有迁移证,不能落户。漆玉麟又来到长沙,找到已下台 的帅仁祥,出具了一张“宋玉成系良民,一贯务农,并无什么问题”的证明,并办 了一张迁移证,在九荷村分得四分半土地。 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里,宋玉成总是积极劳动,热心公益事情,而且逢人便说 “现在比解放前好一万倍有余”。他当上了管理小组会计,选举组长,二等劳动模 范。1954 年,盖起了一楼一底的新房。第二年又和已被镇压的安源煤矿霸头赵海 桃丢下的寡妇王顺兰成了家…… 1955 年4 月,重庆市公安局“扫残敌川北工作组”派出两名干部,辗转追捕 漆玉麟到仪陇、遂宁、盐亭等县,先后发现其行踪。 1957 年7 月19 日,江西萍乡安源派出所从帅仁祥口中了解到漆玉麟解放前 曾在重庆市干过“公事”这一线索,向重庆市公安局发出调查函。宋玉成、宋世元、 漆玉麟……多影叠合,这个潜藏八年之久的军统行动组长的狰狞面目终于毕露。 重庆解放后,脱险同志联络处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竟是叛徒冉益智。 他没有料到,有那么多知道他底细的同志逃出敌人的魔掌。他一被认出来,便 遭来一片怒斥声。 “冉益智,你赶快到公安机关投案,听候审查。”冉益智面如死灰,像狗一样 溜走了。 当天,他就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重庆解放前夕,另一个叛徒刘国定逃到成都。他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终因 款项不足未遂。解放后,刘国定自知罪责难逃,便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由成都 押回重庆。 到了这个时候,刘国定还心存幻想,企图保住狗命。他在一份交待材料中这样 写道:“总之,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 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 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 求能速作决定以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叛徒有着属于叛徒的共同思 维逻辑和心理。让我们来看看冉益智在他解放后写的《我的愿望和要求》中的一段 话:“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 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主动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增进效能起见, 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报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 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叛徒不严惩,天理不容,国法不容,人心不容。 1951 年2 月,重庆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公正判决: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 动的指示第二条,处以刘国定、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剥夺其上诉权, 以维法纪。 和刘、冉二人一起被处决的还有李文祥、李忠良。 天网恢恢,历史无情,卖身求荣的叛徒决不会有好下场,也不应该有好下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