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时代 我在苏州念书的时候,有人来向母亲说媒,女方姓薛。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 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 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我并不认识这位薛家小姐,而且 在我的生活习惯中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别人向我母亲说媒后,我们就在别人安排 的一个偶然机会下见了一面,以后也没有来往。后来念大学时,她转学到东吴大学 来,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因为我读书很专心,而且我对体育也很投入,同时我 自己又练功夫,所以对于交女朋友一事,可以说是从未想过。一方面我觉得很浪费 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开窍开得晚。我们平常相处都是几个固定的男生,这些朋友不 是北方人就是广东人。我很少与江浙人相处,所以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脾气,比 较接近北方人与广东人,换句话说我的个性是开朗直爽的。 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有一年, 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 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 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求学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 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 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德国那 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 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 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 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 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 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 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 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 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 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 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大部分时间,我的 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 克苏台登区)。我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 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 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 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 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 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 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 一步的接触都拒绝了。二、先室静宜回到重庆后,我没有被立刻分发到部队。那段 时间我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以我家庭的关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是谈不 上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 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 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 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 时我才发现“他”竟是一位女兵。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 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 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 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我请示父亲之后, 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 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 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常宁宫是古名,当 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大家仍旧沿用古名,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 置结婚礼堂。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我本来是第一 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 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 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 乎。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关于我先室病故的经过情形 是这样子的: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 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 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 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 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 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 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 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李院长怎么 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 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 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那时 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 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 “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 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 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 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 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 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 陆军,成员有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通信学校校长,由徐培 根将军(陆军大学校长)带队。我们往返都是搭乘美国空军运输线(Military Air Transportation Service,简称MATS),美军还帮我们在日本订了旅馆,因为我们 自己没有钱。待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 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我接到电报后,就与大使商量,向他借了 一点钱,买了一张民航的飞机票,先返回台湾,其余将领仍然搭乘MATS返国。 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 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 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我的 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 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 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 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 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 针。 静宜有一次出国去玩,把用剩的外币放在口袋里,她也没有忌讳,结果外面又 造谣,说她走私美金,因此被父亲赐死。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 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