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红:在“工运”的日子
我在《访谈》工作的时间,正好是《访谈》从创办到最初发展的两年时间(1994
年3 月至1996年5 月) 。《访谈》的各种新鲜事人们谈论的很多,但对八、九年
前访谈开播初期在“工运”的一些事情说的人就比较少,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旧事,
但对许多访谈的后来者来说不知道就不算旧事。 本人没搞过工人运动,与“工运”
的份缘是因为[ 焦点访谈] 创办之初,在位于北京市航
天桥附近的中国工运学院租用办公地而结下的。访谈未开播之前,办公是在电
视台14楼原[ 观察思考] 的一间的办公室,窄小的空间难以容纳几十号人工作,有
关领导四处寻租,终于1994年3 月,[ 焦点访谈] 记者一、二组搬到了租用的工运
学院图书馆顶层办公。作为记者二组的一名成员我从此在“工运”和许多兄弟姐妹
一起渡过了《焦点访谈》初创时期那充满激情与温情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1994年3 月底,我结束对流浪儿童追踪采访的前期工作从外地返京后,得
知办公地点从台14楼转到了工运学院,当我踏入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那间一、两百
平方米的大办公室后我非常惊诧| :这里办公、剪片、住宿全在一间大房子里,只
是不同的区域用柜子或桌子临时隔开。我转了一圈发现剪辑机房隔壁的一间宿舍住
了几个男同胞,很明显没有女同胞的地儿,我想当时圈地时肯定没有女同胞在场。
转眼瞧瞧已经没有可供开发之地,我随意找了一张桌子作为自己的办公桌,并在两
张办公桌之间塞进一张单人床,这下工作睡觉的地方都同时解决了,我心里乐滋滋
的。后来大姐大(也就是李正梅,此人来访谈前是一酒文化杂志的总编,酒胆和酒
量赛过许多男儿,所以大伙习惯叫她大姐大)、曹荭等女同胞也仿效我把临时住处
安到办公桌间。也许有人要问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租房住?这是以后来访谈的人享受
的待遇,当时由于是创业初期,一方面通过考试聘用的人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不
合格的随时走人,人员流动大,单位没有考虑租固定的住房;另一方面访谈创办之
初聘用人员的工资还比较低,1994年4 月,也就是访谈开播的第一个月,我播出了
两期有关流浪儿童的节目,发工资时领取了500 元钱,听说我得的工资还算比较高
的,那些只播了一期节目或没播节目的同事拿的工资比我还要低 ,所以 当时自
己租房住是不现实的。对于我们这些家不在北京的外地人能住在办公室,不但可以
节约住宿费还方便经常熬夜加班赶节目,何乐而不为呢?
“工运”的日子是我在访谈渡过的最辛苦、最快乐、最单纯、也最温馨的日子。
访谈创办之初节目没有定式,在作样片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访谈节目是个什么样式,
各组的制片人都鼓励大家利用自己的特长,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做出有个性的节
目来。我来访谈前刚结束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我想怎么将自己学到的一些影视
的视听知识,运用到访谈这样一个舆论监督的新闻节目里来,使新闻节目单一的视
听元素更为丰富。碰巧我拍摄的第一个节目是有关流浪儿童的,这给我在视听元素
的运用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在广东追踪采访流浪儿童时,我们发现许多流
浪儿童都喜欢在铁路沿线溜达,也许这些地方更容易捡到一些吃的或用的东西,于
是我和摄像师康锐商量只要声音能达到技术要求,就把一个主要的采访对象安排在
铁路沿线进行采访,因为我们了解到作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这名流浪儿童是从北方乘
火车南下的,这条铁路虽然通往他的家,但他却有家难回。在这样的场景中让这个
流浪儿童叙述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的他老被父亲痛打并一次次出走,如今他想回家
但又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冰冷的家里的两难处境,此时的背景有时断时续的火车从旁
经过,火车的鸣笛声、火车与铁轨之间不断的摩擦声正好配合了流浪儿童此时此刻
复杂的心理情绪。丰富的视听结合凸显了一个鲜活的、矛盾的、让人同情的流浪儿
童的形象。节目播出后许多人记住了这个流浪儿童的形象,流浪儿童的问题也引起
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思考 。实践证明丰富的视听手段不但可以增加新闻节目的信
息量,而且可以增加节目的感染力。要做出有个性、有特点的节目来从前期到后期
所付出的辛劳都是超常的,因为没有样版可借鉴,一切都要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
造。也许正因为对创作者无固定框框的约束,[ 焦点访谈] 从1994年4 月1 日一开
播,就不断涌现出许多有个性、有锐气、让人耳目一新的舆论监督节目,并且在观
众中引起震动,得到好评和认可。
成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在[ 焦点访谈] 开播的前几个月,“工运”的机房
里,从白天到黑夜编辑机基本不停,为了赶节目或把节目作好,编导们经常从黑夜
到天明一晚晚的熬夜,特别是有些以前没干过电视的编导付出的辛劳会更多,当然
制片人也得陪着。记者一组的制片人张步兵就经常一夜夜手把手地教那些从未摸过
编辑机的编导们编片子,当然睡在办公室里的人也就经常在睡梦中被张步兵那教训
编导、恨铁不成钢的拍打编辑台的声音所惊醒,也就是在此严厉的敲打下许多编导
伴着泪水迅速成长。开始睡在办公室里的人被编辑机的声音吵得睡不安稳,后来偶
尔有一天没人编片子的寂静反而让大家不容易入睡。[ 焦点访谈] 初创时期的辛苦
对大家来说算不了什么,也没人太在意,因为从天南地北汇聚到[ 焦点访谈] 来的
人都抛弃了自己原有的铁饭碗和一切优越的条件,这其中有许多是各地方电视台的
骨干,他们看中的是中央电视台这块中国电视最大的平台,在这里也许他们更能接
近自己心目中的电视理想。他们付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是焦点访谈栏目的
巨大成功,但作为其中的参与者他们也拥有了成就感。
“工运”的日子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也有许多快乐的时光。
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会经常互相探讨节目怎么做、怎么剪;在编片累了的空隙我们
会活动活动筋骨切磋几盘乒乓球(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英明的好心人,在有限
的空间给放了一个乒乓球台);在午餐和晚餐时,我们会拿着盆盆碗碗去“工运”
的大食堂买饭买菜,然后围坐在乒乓球台边象一个大 家庭似吃饭;在偶尔闲暇时
的周末夜晚,我们会关掉所有的灯,点上蜡烛,唱几曲思乡的情歌,放飞自己的心
情----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有:赛纳、王小鹏、孙膑、李正梅 、陈新红、曹
荭、杜晓静、石秋萍、小荣、杜大力------还有许许多多短暂居住来来往往的同事。
我想那些因为访谈在“工运”停留过的人们肯定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充实
而温馨的日子。
1994年7 月,记者一组、二组从“工运”搬到军事博物馆租用的办公楼。男同
胞和女同胞终于各自有了一间宿舍,女同胞们也终于有了一个有点女人味的空间。
机房有了单独的房间,这下再也不会打扰睡觉的人们了。
编导们还在不停的熬夜。大伙在苦中求乐,在傻干中求乐。于是“军博”有了
“三傻”: 王大傻、陈二傻、邹三傻。据说要加入傻子系列还得有不少优秀的条
件。具体什么条件得问访谈的老人栗严。
生活在继续,访谈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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