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海鸥(2) 这并不是说,韦力杰领导下的柯达电子所生产的照相机产品有什么问题。 柯达电子执行柯达全球统一的高质量标准,柯达电子的管理在柯达旗下的工厂 中可称为佼佼者,是柯达全球所有工厂中第一家达到以六西格玛生产柯达KB-10 相 机的工厂(六西格玛,表示不良品率低于3.4/100 万)。 这也并不是说柯达电子这个企业有什么问题。在为“内销”谈判的阶段,在为 出口而进行生产的过程中,韦力杰培养了本地精锐的管理队伍和熟练的本地员工, 以至于柯达电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中国经理人成长显著的跨国公司。在韦力杰 的人才梯队计划中,很多本土经理人都是年轻有为的人物,又先后在公司的完全赞 助下,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复旦大学这些名校攻读MBA 。这样的人才团队,让柯 达电子很快跨入上海500 强企业。 但即使这样的成就,都无法让它突破一个小小的“标贴”。韦力杰的烦恼和痛 苦可想而知。整整3 年的时间,韦力杰与上海市政府、北京有关部委交涉,怎么解 决这个政策带来的问题。 这位美国人才真正搞明白,在中国行业由许多不同的部委管理,而这个部与另 一个部制定的政策可能完全不同。对管理照相机的部门,他个人的感觉是,由它决 定企业的产品怎么发布,决定企业的产量,方法比较老。 韦力杰很快就在接触中感到,与政府官员谈到行业,只有一个定义:国企。官 员们有一种本能的保护国企的心态。他忍不住私下抱怨,在那些官员眼里,行业的 利益就是国企的利益。 当时,如果说有什么受保护的国企的话,实际就是刘立喜当领导的上海海鸥照 相机厂。后来,大家也心知肚明,在机械工业部限制柯达在国内销售传统照相机的 背后,有海鸥的影子。但年已50多岁的刘立喜有他的苦衷。以前,中国照相机业43 家企业风风光光的,比如丹东、北京、天津、广州、无锡等地的企业,本来都有一 定的规模,但由于被走私冲击,加上日本照相机又打进来,结果几乎全死光了。只 剩下两家,被笑称为“两只鸟”:一家是海鸥,另一家是江西的凤凰厂。海鸥自然 就成了国内照相机产业里扛着民族工业大旗的企业了。据说,柯达电子一年能生产 300 万台普通相机,那么50% 的国内销售是什么概念?150 万台!如果柯达相机全 卖完,海鸥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当时,上海政府希望柯达照相机能进来。据说,在一次常务副市长蒋以任主持 的会议上,讨论说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对柯达在上海的投资有影响。刘立喜也急了, 慷慨陈词:如果柯达相机全进来,把海鸥干倒,怎么办?他手下5 000 多职工怎么 办?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很有戏剧性。1998年,刘立喜感到海鸥一直搞传统相机不行, 感觉应该从传统相机转向数码相机,但靠海鸥的能力显然不行。在普通相机上,海 鸥与日本美能达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美能达经济实力有限,不想迅速切入数码相 机。刘立喜找到市长蒋以任,说希望找一个数码水平高的大公司合作。上海市政府 的领导人徐匡迪和蒋以任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到当年“全行业合资”,柯达的胶 卷工业没有落户上海,不如现在抢先发展数码,于是就有了与柯达在数码照相机上 搞合资的想法。 韦力杰与刘立喜就这样“不是冤家不碰头”。 这回是刘立喜开始猛追韦力杰了。后来,刘立喜私下说,“三年半的时间,我 与韦力杰谈判。他们一直在捉迷藏。我与他谈后不久,他跑到黑龙江谈。他们有他 们的战略。”因为以前内销权的事情,韦力杰对于机械工业部和刘立喜是有些看法 的。这也难怪,有一次,有关部门的人把出国的花销拿给他报销,这位美国人“不 懂中国国情”,没有理睬。还有一次,柯达赞助了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大型展会,花 了上百万,但柯达中国区主席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柯达方面对此也有些伤心。 韦力杰病急乱投医。在上海,柯达人在1997年找到上海仪电仪表公司,这是当 时上海工业企业中有实力的公司。柯达想劝说他们一起搞合资企业,如果加上海鸥, 就是三方合资。但三方合资,谁大谁小?一时摆不平。后来,韦力杰听了亚洲光学 公司赖总的劝说,跑到了黑龙江。赖是台湾人,很早就来大陆做生意,上上下下有 不少关系,有一套生意经。黑龙江一个副省长出面接待了韦力杰,也许诺了优厚的 政策,说可以解决标贴问题。韦力杰准备在哈尔滨投资100 万,与一个企业合资搞 数码。上海这面,跳起来的不只是刘立喜。怎么回事?“我们上海在感光上都配合 柯达的合资协议,数码就不能放在这里?”上海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柯达印象一下 子很差,觉得柯达对上海数码合资的要求不是真心诚意的。 机械工业部也出面干预,说柯达没有在中国相机工业中找合作伙伴,却去找一 家与照相机行业根本不相干的企业,怎么回事?韦力杰很老实,“我这100 万投资 只是想解决标贴问题”。的确,韦力杰是典型的柯达生产系统的经理人,在这之前, 一心想赶快把上海的工厂和生产搞好,以不辜负罗切斯特的厚望。对于中国这些复 杂的事务,他的确没有太多政治经验去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