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尽管“老有所养”不是问题,但西方却有研究表明:生活 程度提高了,成年子女变得更不愿意资助年老的父母。这也很好理解:父母都不缺 吃不缺喝的,用不着资助。这孝心,不是与经济发展成正比的! 这对我们也许是个启发:经济越发达,"孝"就越是没有市场。这一点,怎么 那么早就让曹雪芹给说着了呢? 在养老方式上,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了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过程。 在养老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老外"似乎更清醒、更精明一些,他们没那么温 情脉脉的东西遮着,一切都用数学的概念计算得清清楚楚。一位西方学者舒尔茨认 为:“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来防止因为年迈而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即使不说这是 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将面临种种的问题,如: (1) 不能肯定自己什么时候去世;(2) 不能确定将来收入的多寡;(3) 不知道 自己年老后的基本需求是有什么;(4) 无法预测自己的配偶、子女及亲属什么时候 因什么原因而去世;(5) 无法预料年老后的健康状况。 大多数西方国家目前的法律没有规定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义务,就是你遗弃 了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也不会有人追究你。可是,面对这么多未知,丧 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很简单,靠社会养老。 他们的养老模式与中国不一样,按专家的观点,不是"反哺”式的,而是"接 力式"的。每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哺育孩子,而没有赡养父母这一说。 西方社会的父母们尽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到一定年龄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组 成自己的家庭,然后再尽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家庭养育子女基本上是像接力赛跑 中传递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向下传递。从父母传到子女是单向的。子女与老年父母 之间保持独立性,社会也不要求子女担负养老的义务。在这种“接力”式的养老模 式中老人与子女之间没有谁养活谁的问题。——你没有孝心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指 望你。 发达国家“接力”式的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家庭赡养功能由 社会机构所代替,在家庭中已看不到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了。西方单向式的赡养是 代际交换历史演进过程的一个更高阶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中国这种“反哺”式的养老模 式,与西方现代社会中“接力”式的养老模式之间的区别。 可是,我们老了怎么办呢?人家西方国家是"先富后老",当社会进入老龄化 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强的经济基础了,他们有能力实现社会化养老。而我们国家是 "未富先老",我们还算不上富裕国家的时候,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偏偏我们 又都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了一个孩子——那些有好几个孩子的父母都未见得有一个 孝顺的,何况我们!可我们也不能因为上了岁数,就真像爱斯基摩人那样,让人给 溺死啊?! 《法制日报》1990年7 月21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1989年天津市全市法院受理 与赡养有关的案件1134件,比1988年增长5%。1989年仅上海市崇明县,老年人非正 常死亡135 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因为赡养问题无法落实而自杀身亡。 据东北的哈尔滨、沈阳、长春三家收容遣送站调查结果表明,1992年收容遣送 的老人比例达到建站40年来最高峰,从历史上人数不超过收遣总数的8%上升到15% 。 1992年哈尔滨市收遣老人300 多名。1993年长春仅前两个月即遣送60岁以上流浪老 人49人。 1995年据重庆市调查,家庭赡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重平均为6.88% ,有的 地方高达12% 。据成都市的温江、郫县、彭州三县( 市) 司法局统计,家庭赡养案 件约为民事案件的10% ,其中5%比较严重。 据司法部门提供的资料,前几年,各级法院受理的赡养收养纠纷逐年上升。据 《中华老年报》载,山西省有关单位近四年来已接待处理老人来访2 万多起;上海 市每年平均处理6000起。1995年天津市津南法院共受理赡养案件比1994年增长了 16.7%, 进入1996年后,赡养案件上升幅度更大,上半年比1995年同期增长了43% 。 这些数字也许是挺枯燥的,然而,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数字,却把中国养老体 系发生的变化,真实的摆在人们面前:传统的养老体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它怎样 去适应社会、经济、道德、法律、观念的变化? 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宾斯托克教授2 月28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 出,在未来10年内,有效的抗衰老药物将问世,人类的平均寿命将有可能被延长40%。 宾斯托克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同时称,人类寿命的延长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 专家认为,服用抗衰老药物可以使人类的寿命延长到112 岁。宾斯托克则认为,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几千万年龄在85岁到112 岁之间的老人,其结果将非常严重,由 此引发的住房、医疗及交通等问题将使社会压力急剧增大,这要比克隆人和干细胞 疗法等引发的问题更加可怕。宾斯托克说,现在各种抗衰老药物的研制均得到政府 拨款支持,他对政府的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用纳税人的钱研制开发抗衰 老药物,至少也应该让纳税人明白,这种药物将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 美国国家衰老问题研究所所长助理休·华耐尔对此评论说,目前,抗衰老药物 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宾斯托克则批驳说,让人类摆脱 癌症的困扰,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要比研制抗衰老药物更为实际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