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观察,蒙古人属于阿尔泰系或突厥- 蒙古系。这一系也包括 突厥人和通古斯人。在上述各民族里面,突厥人至公元六世纪才以突厥这个历史名 称(Turk,即“强壮”之意)出现,而蒙古人到了十二世纪才以像现在这样的民族 出现。但是我们今天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将古代的和中古前期的若干 游牧部落分别归属于突厥系或蒙古系。因此人们常常将中国人所称为匈奴而西方人 则称为匈人的,认为是原始的突厥人,列入突厥语系的民族里面。而在“突厥”一 词出现之前,以魏朝建立了白五世纪至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而著称的桃花石或 (按中文对音)拓拔,可能也是突厥人。相反地,蠕蠕人和 哒人则可能是原始的 蒙古人,前者曾一度称霸于蒙古地方,后者于公元五世纪曾统治过突厥斯坦。至于 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统治过北京和十二世纪时统治过突厥斯但东部的契丹人 可能也是原始的蒙古人。 由此可见,在亚洲草原的内部历史上,突厥人和蒙古人互为雄长:从公元前三 世纪至于公元后二世纪,在匈奴或亚洲的匈人的霸权之下,是突厥人势力的时代; 至二世纪中叶,鲜卑人占据了蒙古的东部,大约是蒙古人势力的时代;至公元五世 纪,鲜卑人和突厥种的拓拔人争夺中国的北部,结果胜利属于拓拔人。在这个时候, 戈壁还是属于蒙古种的蠕蠕人。六世纪中叶,历史上出现了突厥人,这就是中国人 所称为“突厥”(T ’ou-Kiue )的,他们称霸于蒙古和西突厥斯坦。至八世纪中 叶,当突厥人失去了势力之后,与他们同种的其它民族代之而兴,首先是畏吾儿突 厥人(自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继之为乞儿吉思突厥人(自九世纪中叶至十 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末期)。到了乞儿吉思人衰败(公元924 年)之后,蒙古地方遂 处于各种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争夺之中,一直到成吉思汗于十三世纪初,在这一地 域最终奠定了蒙古人的霸权。 这是不是说,这些政治上的变迁,就等于草原上人口的不断更换,每个胜利的 游牧部落曾将以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赶走呢? 我们将要看到的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如我们对于阿提拉的认识,使我们达到另 一种观念。如我们所知,阿提拉并没有真正夺取他所征服的一切其它好战人民的东 西——即阿尔泰人、芬兰- 乌戈尔人、萨尔马西安- 阿兰人或日耳曼人的东西。他 满足于屈服他们,如同滚雪球一般,以匈人为核心,将其它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 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兼并了在戈壁的 所有的突厥部落,将它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领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 “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而在斡罗思南部 和突厥斯坦,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几乎尽是突厥人。为了避免疑义,这一点是应该 说明的。在草原帝国里面,从匈人至于成吉思汗,它的人种常常是很复杂的;各个 部落之间的关系,语言上的共同性要远逊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这种生活方式即 游牧生涯,此外要知道所有这些游牧人同时也是狩猎者,因为这是适宜于草原和森 林的边缘地带的。 另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十二世纪的一切蒙古人,在文化上是否都是远远落后 于和他们同时的突厥人呢?有人说,蒙古语的演进由我们看来落后于突厥语很多, 并引波普和巴托尔德以提高其论据的价值;又以为成吉思汗的伙伴们和别的族类相 比,例如与畏吾儿突厥人相比,便觉得态度往往稍为野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前 于成吉恩汗两个世纪,有一个说蒙古语的民族,即契丹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已经 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相反地,现令西伯利亚的属于突厥种的雅库特人,还是 一个原始民族。总之,在人种学方面,蒙古人或突厥人的进化迟速绝不应以他们的 语言演变为标准,而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 如果能够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邻近的地方,和中国或波斯接触,这些部落就变文明 ;如果住在草原深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还是半开化人;如果住在草原和森林的 边缘,尤其是住在森林里面、西伯利亚的山区或满洲的森林地带,他们也可能还是 真正的野蛮人。在这种场合,决定历史演变的是人种地理学的具体事实而不论其种 族为何。 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 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 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南方沙漠暗中侵蚀有水草的耕地, 当人类已经有了历史的时期,因为被放弃而出现一种“撒哈拉化”现象,约在公元 四世纪,在和间和罗布泊之间尼亚、密儿伦、楼兰的若干中心地区因为水源枯竭而 荒废,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撒哈拉化”还可以内斯坦因考察团在这整个地区所发 现的许多“地下森林”而得到证明。 另一方面,在稍北一点可以看到一种互相交替的痕迹,耕地向草原发展,草原 向耕地反攻。如果前一种现象仅仅产生于自然的力量(虽然游牧民族的破坏也在很 大程度上促成了水道系统的毁灭,而水道乃例如喀什噶尔地区和锡斯坦所恃以维持 其植物的生命的),那末,在“青草之原”上的耕地的前进或后退,总是人为的事 实。在汉代(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 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汉“天子”的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 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游牧民族 互相残杀,经过许多次的掳掠、抢劫、焚烧,把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国城市弄得 残破不堪。在乡间,被农民放弃的耕地长满蓬蒿,一片荒芜。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 空无人居,虎狼成群侵入,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符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 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 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等到 他们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 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曾建立过 某些中国旧都城的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 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 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 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农民不断向蒙古的草地及满洲的森林 侵入,常常使鄂尔多斯的游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猎者后退到更远的地方。 当草原向耕种地区横暴地侵入和耕种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间,有时形成短期的均 势,这是当某一个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地方居住已经相当的久,于保有足 够的蛮力以统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还因为和中国人接触而享有相当威望和政 治头脑以对付草原故乡深处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同类人。 公元五世纪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焘,提供 我们这种均势的范例。公元429 年,当拓拨焘将要向戈壁对蒙古种的蠕蠕人发动一 场反侵掠战争的时候,他的幕僚们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国人 从背后进攻的危险。他凭藉着他的双重优越性,就是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 蛮方法对付中国人而回答说:“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 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蠕蠕人,他们夏今在北方游牧,事 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 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 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被歼了。”这样被 指出来的双重优越性,确是成古思汗之孙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这使他能够同时 战胜还在草原深处游牧的亲族和在南方的中国人。然而这种双重优势只能暂时存在。 必然到达一个时期,即突厥- 蒙古种的征服者完全中国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 者被北方的游牧部落所击败,或者像拓拔人那样被中国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后 裔那样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节奏。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