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名最终候选人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东部标准时间下午3 :00 当记者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议论纷纷的时候,在曼哈顿的华盛盛高地区,朝北走 过十来个街区的一套公寓里,蝴蝶正在飞舞。所谓蝴蝶,当然只是打个比喻而已。 这种想象中的蝴蝶正在33 岁的吉姆·德怀尔的上消化道周围扑腾。他知道,他的 大名现在随时会出现在报刊上。今天哥伦比亚大学透露了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 其中有的人是实际得奖者。 吉姆在《纽约新闻日报》供职。4 年来,他一直为一个以350 万每天乘坐城市 地铁的读者为对象的专栏撰稿,这个专栏每周出现三次。该报编辑对吉姆的工作评 价很高,他们把他的一批以揭露地铁忽视安全为主的专栏文章提出来竞争普利策奖。 36 天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秘密会议上,吉姆被推选为角逐新闻报道奖的 最终候选人。这种选拔本来是绝密的,但是吉姆知道了。大约一个月以前,他的编 辑唐纳德·弗罗斯特向他泄露了此事。而弗罗斯特则是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戴 维·拉文索尔那里听到风声的。拉文索尔是拥有《新闻日报》的时代明镜公司的总 裁。 普利策奖要经过复杂的双层秘密评审,才能定案宣布。在这个过程中,有86 名男女“评审员”参加评审委员会,提出各种奖的最终候选人名单。 另有16 位男女人士是普利策奖最高委员会的评判员,决定哪些最终候选人可 以得奖。委员会的政策规定,参与评判的102 人,在正式宣布得奖人名单以前,都 要严守秘密。不过,实际上,许多评审员——特别是新闻奖的评审员——都偷偷地 把评奖情况泄露给本单位。一些最慷慨泄密的人往往是高层的实权人物,如拉文索 尔那样的委员会成员。 怎样来解释,为什么吉姆·德怀尔知道他是最终候选人呢?问题是:他能获胜 吗? 不管怎么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获胜了,虽然他仅仅被提名最终候选人。成 为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是不小的胜利。今年角逐新闻奖的有1 ,770 人,吉姆 是其中的一人,而角逐14 项新闻奖的最终候选人只有45 人。 吉姆上了最终候选人名单,他知道这一点。当他盯着自己家里的计算机上的监 视器时,他有点焦急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华盛顿堡大街的同一幢大楼里租 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安装了计算机,而他同妻子卡西和4 岁的女儿莫拉则住 在那里的一套有两间卧室的平常公寓里。吉姆向报社请假,在这套住宿办公两用的 房间里工作已经差不多有3 个月了。《新闻日报》给了他90 天假期,让他写一部 关于地铁的书,这是纽约一家出版社预约的。 但是现在,当吉姆按他的计算机的键盘时,他却不是在写书。他的计算机通过 调解器与曼哈顿《纽约每日新闻》办公室联结在一起。他正在看美联社和其他通讯 社的电讯,看看有没有关于普利策奖的报道。虽然已经是下午3 点预定宣布得奖名 单的时候,但是到此刻为止仍然是杳无音讯。 吉姆想象着,获得普利策奖后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对他的关于地铁的著作来 说,那肯定是一个促销的良机。更不用说他的记者生涯了。此奖会使他跻身于纽约 名记者之列。他会成为第二个布雷斯林。 吉姆是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纽约长大的,他是两位互相竞争的小报专栏 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他当时在《每日新闻》工作)和皮特·哈米尔(在《邮报》 工作)的热心读者。 “我喜欢他们的写作风格,”吉姆说,“特别是,皮特·哈米尔每天都写散文 诗,我非常爱读这些诗。我知道,这正是我的志向之所在。”吉姆既有决心,又受 到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鼓励,这位青年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今天,吉姆同布雷斯林 一起在《纽约新闻日报》工作,同目前在《老爷》月刊工作的哈米尔成了朋友。吉 姆自己也成为诗人,诗情满怀地抒写着纽约地铁的生活。英国记者和作家伯纳德· 莱文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纽约的文章中,说吉姆是“地铁 的记者、哲学家、诗人”。 吉姆的作品中充满了幽默、敏感和对社会贫穷阶层的同情。他的专栏文章有时 痛斥权势阶层,一位普利策奖评审员带着敬意地说这是“牛仔新闻”。读者不难想 象这位专栏作家持枪跃马,把官僚主义者拉向审判台的气概。 不过,当吉姆漫步在社区的街头时,他却毫无牛仔的英姿,倒象是一个码头装 卸工人。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宽阔的脸上常带笑容,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面色 红润。他的胡子浓黑,但头发稀疏,粗粗的腰围显示他爱喝啤酒,星期一晚上还要 来一场足球。 他的祖籍是爱尔兰,后来移居美国,父亲是学校的看门人,母亲是护士。 吉姆在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上爬了很长一段路程,他在西班牙人聚居区度过了 童年,后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在第二花园街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职业。他在《 新闻日报》上的专栏文章总是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说话,表明他这个地位日益上升 的记者没有忘本。 但是,吉姆并不满足于他已取得的成就。他感到,在地铁问题上,他的文章已 经作完了。当他假满重新回到报社后,他将承担新的任务,扩大专栏文章的写作面。 对一个报纸撰稿人来说,他的薪俸是可观的,去年约为65,000 美元,但他希望更 多一些。在纽约居住,花销太大。他和妻子希望生第二胎。他们希望给他们的丰田 牌汽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免丢失,而现在则停在大街上。他们的街区相对来说 还是安全的,最常见的罪行是闯入汽车内。但这个地区仍然是纽约凶杀最多的第34 区的一部分。他们公寓东头的窗户面对的是哈莱姆贫民区。吉姆最终是想离开这里。 他想,普利策奖也许有助于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象大多数杰出的记者一样,吉姆已经获得过一些奖。他的关于地铁的专栏文章 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1988 年迈耶·伯杰奖。这种奖每年颁发,表彰关于纽约的出 色报道。那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荣誉,但是在报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它。 由于美国人迷恋于光闪闪、响 的奖,如普利策奖、奥斯卡奖、埃米奖、格拉 米奖、托尼奖等,大家对其余的各种奖已经麻木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盖尔研 究所出版的奖金名录列举的美国各种奖金达12,500 种以上,光新闻奖就有271 种。 其中有的奖,如吉姆获得的迈耶·伯杰奖,是享有声望的。然而也有许多奖、特别 是新闻奖,是骗人的玩艺儿,它们被某些人的特殊利益玷污了,这些人借奖金之名 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和劳务,或促进他们的事业和政治偏见。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 最爱玩的花招包括烟草业每月对“最杰出的”新闻摄影颁发的现金奖,拍摄的对象 是抽香烟的人。在90 年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一家链锯生产厂每年对“杰出的 环境报道”提供1 ,000 美元奖金。讲道德的新闻工作者既不寻求,也不接受这样 差劲的奖金。 普利策奖则不同了。虽然以往至少也有两位作家——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在 1926 年和剧作家威廉·萨罗扬在1940 年——拒绝此奖,但是,新闻工作者则从 来没有拒绝过。 吉姆·德怀尔眨眨眼睛,笑着说,他不打算成为拒绝此奖的第一位新闻记者。 当吉姆在他的计算机上翻阅电讯,希望找到关于普利策奖的新闻公报时,他并 没有考虑此奖可能给他带来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和职务上的提升机会。但他在思考, 如果他得奖,他要感谢谁。他认为,他首先要感谢新泽西一家小城市报纸的编辑理 查德·维扎,因为维扎帮助他开始了记者生涯。吉姆意识到,对一个堂堂纽约报人 来说,这是愚蠢的,但他流露自己的内心想法,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他承认,他是罗曼蒂克的和重感情的。 今天新闻界的多种模式,都不适合吉姆:他既不是老油条文人、玩世不恭的颓 废派、落落寡合的雅皮士,也不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如果你在地铁看到他穿一身斜 纹粗棉布工作服和风雨衣,你大概会以为他是从码头或工厂下班匆匆回家的蓝领工 人。然而,当他掏出笔记本,写点什么东西,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时,你可能改变看 法,认为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诗人,正在捕捉突然涌上心头的灵感。 在某种程度上,你的两种看法都对。 太平洋标准时间中午 越过三个时区,到了美国遥远的西部,那里也有一个曼哈顿。清晨的云彩沿着 南加利福尼亚海岸低低飘荡,在旭日的照射下慢慢退去。沿着曼哈顿海滨的望海大 道,建有许多造价为50 万美元上下的别墅,院子里栽着芙蓉、叶子花、茉莉,全 都盛开,四月的微风徐徐吹来,花香四溢。天气和煦晴朗,最适宜于打网球;到四 个街区以外的太平洋淌水,也蛮好。但是,克莱尔·施皮格尔却没有外出,而是在 室内看电视,焦急地调换着频道。 这位37 岁的女人身材苗条、体格结实,皮肤晒得黑黑的。她通常在白天是不 看电视的,实际上大部分电视,她都不看。但今天,她却盯着电视,找新闻。电视 台不帮忙,除了日间广播剧和体育比赛外,什么都没有。她把频道重新拨到有线新 闻电视台,也许它会有点什么新闻吧。 象东海岸的吉姆·德怀尔一样,克莱尔·施皮格尔也是角逐普利策新闻奖的最 终候选人。象吉姆一样,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是《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谢尔比· 科菲告诉她的,她在该报当记者。象吉姆在《新闻日报》的编辑一样,科菲也是从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委员戴维·拉文索尔那里听到这个信息的。拉文索尔的时代明镜 公司既拥有《新闻日报》,也拥有《洛杉矶时报》。 克莱尔清楚地知道,令天是普利策奖金日,宣布最终候选人和得奖人名字的时 间就要到了。事有巧合,克莱尔也同吉姆一样在度假期,但她是产假。 4 个月前,她生了一个女孩,名叫莱斯莉。婴儿同保姆住在这幢两层小楼的另 一间房子里。这座别墅是当地的一位建筑师为克莱尔和她的律师丈夫布雷德·布赖 恩设计的,小巧玲珑、雅致大方,堪称一景。从记者的标准来看,这算是上乘居住 条件了:上有拱状天花板,下有精致大钢琴;还有一个亚热带后花园,橘树杂陈, 芳香扑鼻,克莱尔的大女儿、四岁的艾利森正拖着浇花的胶皮管在那里玩耍。 聪明早熟的艾利森来到门口,想引起妈妈的注意。她说她要带着胶皮管进来。 “小宝贝儿,不行!”克莱尔吼着,一面看着有线新闻电视,一边制止这场小危机。 然而艾利森拖着汩汩冒水的胶皮管走了进来。妈妈赶忙跳起来拦截住她,才使硬木 地板避免了一次大洗劫。克莱尔满怀希望的目光最后扫了一眼电视机,同小家伙一 起走出门去关水管了。 这就是克莱尔最近几年的情况:掌握既当妈妈、又做事业的传统技术。 即使经济上很宽裕,也够克莱尔操劳的。她,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两不误,干 得多么巧妙、多么出色啊。再过几分钟,普利策奖就要揭晓了,即使她不能成为得 奖人,至少也是个最终候选人。 但是克莱尔对一身挑两副担子的角色并不完全满意。她不禁想,如果得了普利 策奖,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呢。她一直鼓起勇气,要求报社给她一些照 顾:把她的产假延长到今年全年,重新工作时每周只干3 天。 这的确是很大的照顾。需要对雇员的关系有一点灵活性,而许多报纸还没有这 么做,因为报界是美国最保守的行业之一。 “就我的工作而言,我可能被糟践,”她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说:‘ 我们对你当然可以实行三天工作周制,但我们要取消你的医疗保险,换换你的工作, 让你上夜班。’他们可能很不愿意那么做。”克莱尔特别操心的是,要保持她报道保 健事业的新闻工作,这是报社最近安排的一项任务。她喜欢它,而且变得非常熟练 了。象吉姆一样,克莱尔也是多次得奖的记者。在她获得的荣誉中,包括《洛杉矶 时报》的深度专题报道编辑奖和大洛杉矶新闻俱乐部的调查性报道一等奖,这两项 奖都是在1985 年获得的。她最近的一些文章——揭露一家公立医院医疗渎职行为 的系列报道鞭辟入里,使她走到了获得普利策奖的边缘。她的工作被认为是《洛杉 矶时报》的美差之一。克莱尔虽然出生于名门富有之家,却也只有努力工作,才能 得到这份儿差事。 象吉姆一样,克莱尔上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新闻学院,并在纽约街头锻炼 了新闻报道的能力。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两人的巧合之处就不多了。 克莱尔在伯克利出生,长大成人;父亲是一位事业兴旺的公司律师,操持家务 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克莱尔的童年是在父母的疼爱保护下度过的,她是盎格鲁 —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而吉姆则是天主教徒,小时无人管束。 当吉姆12 岁在地铁苦读时,克莱尔已经十五岁,每天乘公共汽车去女子学校 读书。当他学习如何掌握篮球的跳投篮技术和在运动场上避免被攻击时,克莱尔则 在上网球和芭蕾舞课。当他办初中的校刊,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新闻记者时,克莱 尔则作为一名交流学生,去印度尼西亚上中学,并考虑当一名人类学家。 长大成人之后,吉姆言谈举止粗犷质朴,而她则文质彬彬,言谈慎审。 他,宽阔的脸上有一种饱经忧患、老于世故的神色,完全可以扮演一个秘密警 察的角色;而她,做事干脆利落,一头浅黄色的头发,煞有介事地一副职业妇女的 梳妆打扮,扮演律师,最为合适。 他们俩人在职业上的目标也是不同的。吉姆说他希望在报社得到提拔,并改善 他家的生活条件;而她则安于现状,希望通过解决工作和家务之间的矛盾而保持目 前的地位。 不过,这两位完全不同的人在价值观上则有些相似,这反映在他们参加普利策 奖竞选的作品上。吉姆调查了地铁系统不遵守安全规程,使许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的情况;克莱尔则揭发了瓦茨区创伤中心管理不善,危及病人健康的事例。这两位 记者的报道流露出对政府的深刻不信任和对受其害的人民群众的真诚关心。 这些价值观推动着吉姆和克莱尔沿着一条漫长的曲折道路,走到了今天这个普 利策奖宣布日。他们在这个大奖的边缘等待着,不知道它会给他们的生活和职业带 来什么变化。就克莱尔来说,当她思绪翻滚的时候,又想到作一个妈妈的责任,不 让小艾利森拖着冒水的软管走进家门。 山区标准时间下午一时当吉姆·德怀尔在他家里的计算机上搜寻新闻电讯,而 克莱尔·施皮格尔则在电视机上找新闻时,塔马尔·斯蒂贝尔却在新墨西哥州圣菲 城她的不大的房间里吃午餐中的填馅炖鱼和未发酵的面包。外面,羽毛似的卷云笼 罩天空,使今天成为一个灰蒙蒙的日子。寒风嗖嗖,冷气逼人,冬天在这个海拔七 千英尺的山城持续的时间更长,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上仍然是白雪皑皑。 塔马尔看了看手表,再过30 分钟,她就得去《阿尔伯克基日报》圣菲办事处 上班了。她要休息一会儿。幸而她不知道她已是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哥伦比亚 大学就要宣布得奖人名单了。 她的编辑蒂姆·科德尔知道她已经在36 天前举行的秘密评审中被提名为最终 候选人。他听到了风声,正象吉姆和克莱尔的编辑得到消息一样。科德尔是《阿尔 伯克基日报》圣菲办事处的主任。他的消息来自该报助理编辑罗德·德克尔特,而 后者则是从他的上司、助理主编肯特·沃尔兹那里得知此事的。沃尔兹在普利策奖 宣布日一周以前从另一家报纸的主编口里听到这个信息,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华盛顿 市参加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沃尔兹说,这位主编(沃尔兹不肯透露他的姓名) 没有参加评审工作,但他从另一位参与评审的主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 不过,《阿尔伯克基日报》的编辑们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塔马尔。这倒也好, 免除了她的情绪七上八下。而吉姆和克莱尔在过去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等待 普利策奖宣布日而一直忐忑不安。 塔马尔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仍然浮现着她最近在圣菲和阿尔伯克基之间的高速公 路上同死神的一次碰头。四天以前,在逾越节的前夕,在一次可怕的车祸中,她的 汽车报废,她也险些丧命。 “死神饶了我一条命,”她对同事说,“看看那辆被毁的汽车,谁也不会相信 我会活着回来。”塔马尔不是个信教的人,但她决定今年要过逾越节,所以今天的 午餐不吃发酵的面包,只有填馅炖鱼和死面包。犹太人的传统给了她十分需要的安 慰。这是一个灾难之年。 如果获得普利策奖,也许会多少减轻塔马尔的苦难。除了此奖有助于职业上的 提升外,与之俱来的3000 美元奖金也是受人欢迎的。塔马尔现在身无分文。她的 信用卡上的钱已经用完了。她现在欠债25,000 美元,大部分是学业深造的贷款。 她每周工资484 美元,靠这点钱是很难维持生计的。 她的工资还不到吉姆和克莱尔在他们报社所挣的一半。虽然这三位记者都已经 三十多岁了,但塔马尔还是个新手。她很晚才参加新闻工作。她在纽约度过了自己 动荡不安的童年,上学是时续时断,又碰到离婚的不幸,干了多年没有前途的工作, 浪迹世界各地,然后才在近年来踏入报界。 象吉姆一样,她也是纽约市人,生于布鲁克林。象吉姆的父母一样,她的父母 也是中下层阶级移民。在她的童年时代,父亲拼命工作,才使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提高到——用她的话来说——“中中”水平。不过,她的父母同吉姆的双亲不同, 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而是东欧犹太人。 她称自己是父母的“爱好文艺的女儿”,悠悠荡荡过了许多年,才认真考虑搞 个职业。她到报社工作,刚刚是第二年。她供职的《阿尔伯克基日报》发行额只有 118 ,000 份,比吉姆的《新闻日报》(发行700 ,000 份)或克莱尔的《洛杉矶 时报》(1 ,113 ,000 份)要少得多。一个通行的原则是: 报纸发行量越少,工资越低。 塔马尔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记者,只能得到新手的工资,而且该报又不属于那种 在给职工定工资标准方面比较慷慨大方的单位。她的经济状况反映在她的住房条件 上,连她自己也承认住的地方太狭窄了。它有点象她在大学住过的宿舍;在8 英尺 宽的一间住房兼厨房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书籍、磁带盒和纸张;由这里通向一间 小卧室,由于没有床架,弹簧床垫就放在地板上。 但是,就这样一块地方“每月也要325 美元”,她说。目前,在圣菲很难找空 房子。房租不到600 美元,就算是便宜的了。刚到这个城市时,塔马尔头4 个月不 得不住在盛情好客的同事家里,睡在儿童床上、甚至地板上。在离办公室只有几个 街区路程的地方能找到一间小住房,这是她的一大胜利,使她两个大目标之一得以 实现。另一个大目标就是摆脱债务。 如果获得普利策奖,她就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一大步。假如这笔奖金在它设 立以来的80 年中随着通货膨胀而加以调整的话,那么,对象塔马尔这样一些苦苦 挣扎着的作家和记者来说,就会更是一笔意外的巨大财富了。 1911 年,普利策设立的新闻报道奖金是1 ,000 美元。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 按照1990 年美元价值计算,那相当于13,290 美元。这样一来,这笔奖金同原先 的币值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而当初使普利策得到启示的诺贝尔奖金几十年来则不断增加。1901 年——颁 发诺贝尔奖的第一年,得奖人可以得到150 ,800 瑞典克朗,当时约合40,000 美 元,如果按1990 年美元币值计算,约为530 ,000 美元。今天,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可以拿到大约400 万克朗,约合70 万美元。 由此可见,从纯金钱的角度讲,获得诺贝尔奖金好象中了彩票一样,而获得普 利策奖金只不过象得了一笔意外的、数额不大的公司红利而已。 塔马尔细嚼慢咽地吃着午饭,偶尔看看时间,她这时根本没有想到奖金的事。 她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是普利策奖金日。当然,5 个月前她也得知编辑们把她的一些 作品送去参赛——这些报道揭示了一种稀有的血紊乱症和一种普通的食品附加剂氨 基丙酸之间的关系。她的上司这么做,她简直受宠若惊。虽然她已经34 岁了,但 她知道她仍是新手,不象吉姆和克莱尔已经当了多年记者。塔马尔从来没有得过什 么新闻奖。对她来说,忘掉普利策奖这回事,是很容易的。她知道,她赛不过那些 更有经验的记者,得奖总是人家的事。 另外,她还想,象那样的好事不会落在她塔马尔·施皮格尔的头上。那该别人 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