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普利策奖的创建者 约瑟夫·普利策肯定是会赞赏吉姆·德怀尔和他给《纽约新闻日报》写的报道 的。揭露地铁问题的报道正是普利策所主张的那种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而吉 姆正是他最称赞的那种具有顽强精神的记者。 “我相信自我奋斗的人,”普利策在设立奖金的遗嘱中写道。吉姆符合这个条 件,普利策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这个条件。他是1864 年乘坐一艘挤满了处境绝望 的欧洲难民的肮脏轮船来到美国的。刚到时,他不大会讲英语,身无分文,在他新 选择的这个国土上举目无亲,也没有任何社会地位。 但是,在7 年之内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走上变为巨富的道路。 他是自我奋斗出来的人吗?按照常规的定义来说,是这样。但是,坦率地研究 一下普利策在美国早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他不完全符合从一个穷移民变为大富 翁的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 普利策并非从零开始。他来到新大陆时拥有一些值得其他大多数移民歆羡的优 势。 普利策1847 年4 月10 日诞生于匈牙利。他在布达佩斯的富裕的贵族特权环 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意兴隆的马扎尔—犹太裔粮食商;母亲是奥地利日尔 曼人,笃信天主教,她把普利策的弟弟艾伯特培养为传教士。 普利策年轻时代经历的艰辛完全是他自己大胆冒险的结果。他在布达佩斯学费 最昂贵的学校读书,并且接受了家庭教师的广泛教导。他会讲完美无瑕的德语和法 语。童年时代,他就开始培养对欧洲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兴趣。 知识分子的业余爱好,他样样精通,比如,棋艺就不止一次使他在美国大出风 头。 普利策十来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母亲改嫁。他看不起新来的继父,所以他17 岁时便离家出走。他试图参加奥地利军队、在墨西哥的法国外籍军团和在印度的英 国军队,但都没有成功,每次都遭到拒绝,原因是:他的视力不好,身体孱弱和年 纪太轻。但他下决心当兵。他发现,美国正在法国招兵,凡是在美国内战中愿意为 联邦军打仗的人都可参加。所以普利策到汉堡报了名,很快就乘坐轮船,前往马萨 诸塞。 抵达波士顿时,普利策采取了一个同他自己的道德标准相反的行动。他是免费 乘船到美国的,而且征兵人员还给了他一笔奖金。但他决定把这笔钱用于自己。他 趁夜色,跳进波士顿港的水中,游泳到岸边,登上去纽约的火车,参加了林肯的骑 兵,把那笔入伍奖金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普利策传记的主要撰写人把这个情节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它说明他年轻时 多么勇敢。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跳船事件表明普利策在他一生中将如何行动。他 给别人定下了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但当涉及他个人的利益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置道 德标准于不顾。 普利策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就度过了内战的最后几个月。他碰到的一次最危险 的事件是:他打了一名低级军官,因为他挖苦普利策的鼻子,说了一些侮辱犹太人 的话。一位上尉军官搭救了他,使他免受严惩。这位军官欣赏这个脾气暴躁的小伙 子的棋艺,他正需要这样一个好对手。 内战结束,普利策到处飘泊,寻找职业,最后定居于圣路易斯。当时该市是美 国第四大城市,那里有很多日尔曼人。他做了几个月的各种杂活,还在骡马店干了 一阵子。他花了许多时间在公共图书馆学习法律和英语。在那里,他成了两个圣路 易斯人喜爱的棋伴儿。这两人是德语报纸《西部邮报》的老板。21 岁的普利策的 惊人的智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终于让他当该报的记者。 普利策由于他的棋艺,在这个“机会之邦”得到了第一个大好机遇,没有多久 就开花结果了。他通常工作16 个小时,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有 毅力的实干家。不久,这两位欣喜若狂的发行人就让普利策当了杰斐逊城的首席记 者。 在那里,普利策干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他当选为密苏里议会议员;他开枪打 了人。 当时,担任公职和当记者是可以兼容的,并没有被认为是互相冲突的职业。普 利策以同样的干劲,既当好共和党议员,又做好首席记者工作。他经常在议会的演 说中和在《邮报》的报道里谴责贪污腐化和弄虚作假的行为。 后来,他跳槽,成为正式的民主党人。 有一次,他同一个贪污腐化的承包商爱德华·奥古斯丁干起仗来。此君乃是一 个彪形大汉,他在杰斐逊市旅馆的走廊里碰到了普利策,破口大骂他是“该死的骗 子”。普利策气得满脸通红,二话没说,就冲出旅馆,去几个街区以外的他的公寓 房间,带了一支四管手枪回来,见了奥古斯丁,也骂他“骗子”。奥古斯丁骂普利 策“狗杂种”,便向他冲去。普利策掏出手枪,打了两枪,一发子弹射向别处,另 一发子弹击中奥古斯丁的小腿。 普利策在《邮报》上谈及这个事件时,对开枪一事含糊其词,反而极力说奥古 斯丁挥动着枪支。事实上,奥古斯丁手无寸铁。普利策显然犯了严重的人身伤害罪。 但由于有势力的朋友的帮助,普利策最终只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罚款一百美元了事。 自那次违法事件以后,普利策再没有开枪打过人,但他那暴躁的脾气则终其生 而未改。与他共事的人从来不必猜想普利策是否生气。因为他通常总是面带怒容: 两颊绯红,一双蓝眼睛射出凶狠的目光,他的六英尺二的瘦削身躯绷得很紧,前额 上的青筋跳动着,干瘦的下巴微微发抖(他30 岁以后下巴就长满了胡子)。他随 时会破口大骂。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普利策可能患有托氏并发症——这种神 经官能症的部分征兆就是无法控制地口出秽语。 1872 年,即普利策从事新闻工作的第四年,他发财的路程开始了。经济拮据 的《邮报》老板们认为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为该报不可缺少的人物,所以他们让他入 股。他究竟出了多少钱,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为他立传的 人们认为,他可能是赊股。但似乎也可能是他从欧洲他富有的家庭弄到了一笔钱。 如果考虑到《邮报》老板们急需现金,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他们让普利策入股, 这也许是他们的主要动机。 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通过什么方法,反正普利策25 岁的时候,已经成为 美国一家报纸的发行人了。他很快使该报起死回生,牺牲了一点儿尊严,用耸人听 闻的新闻捞了不少钱,一年之内就把大部分股权重新卖给原发行人,获得了3 万美 元。 普利策精明地、大刀阔斧地用这笔意外之财去赚取更大的财富。他先是用几千 美元购买了圣路易斯另一家苦苦挣扎的德语报纸《国家报》,该报的老板估计他会 继续经营下去。然而他只办了一天,就把十分珍贵的美联社经营权卖给了《圣路易 斯环球报》,对售价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从2.7 万美元到4 万美元不等。接着,他 又把该报的机器卖给了一个开办另一家德语报纸的集团,这份报纸开办不久就停办 了。普利策拍卖《国家报》,转手之间便获暴利。他对该报职工或该市的德国移民 却没有做任何好事。但他自己当然大发横财,如果他愿意退休的话,足够他享用终 生。 他把钱投入多种非报纸行业的事业中去获取利润。他脱离出版业5 年之久。在 此期间,他到世界各地旅游,研究法律,后来获准进入华盛顿市的律师界。 有一次他访问华盛顿,同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的一个远方亲戚凯特·戴维斯相 遇。他们俩1878 年在华盛顿英国国教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普利策去教堂,有案 可查的只有这一次。此外,他儿子拉尔夫在弗蒙特的舍尔伯恩教堂举行婚礼时,他 去过一次。再就是他自己的葬礼是在纽约的托马斯教堂举行的。即使普利策不是一 个无神论者,他至少也是不信宗教的。他不许任何人当着他的面谈论宗教。直到他 同凯特结婚以后,他才告诉她:他的部分血统是犹太人。普利策传的作者斯旺伯格 写道,“在戴维斯家族这样狭隘的、重视社会门第的家人的眼中,犹太人实际上是 不可能有任何地位的。”斯旺伯格认为,普利策之所以把他的家世对凯特保密, “无疑是害怕他会立即遭到拒绝。”后来,当她知道这些情况后,“她深感不安,” 不过,她倒也接受了丈夫的血统。据斯旺伯格说,“然而,反犹情绪毕竟是一个因 素,他们俩不得不为此终生伤脑筋。”这对新婚夫妇到欧洲度了10 周的蜜月后, 在圣路易斯定居下来。普利策开始考虑,究竟是开始律师的新职业呢,还是重操新 闻旧业。 1878 年年底,他立即下了决心。他获悉,《圣路易斯电讯报》这家奄奄一息 的晚报面临破产和强制出售的局面。普利策派了一名密使去拍卖现场。 这位秘密代理人是圣路易斯的任何人都认不出来的。他只花了2500 美元便买 下了这家濒临破产的报纸。而普利策则在大厅的后面饶有趣味地观看着这笔交易。 他本来没有必要采取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一生是如何喜欢秘密 行动。 在他把《电讯报》弄到手之后不久,另一家日子不好过的英语日报——温文尔 雅的《圣路易斯邮报》的发行人认为兼并是一条生存之路,便向普利策提出这个想 法,后者表示接受。 普利策成为这两家报纸合并而成的《圣路易斯邮报》的联合发行人,但他很快 就占了主导地位,排挤了他的合伙人约翰·狄龙。他独揽大权之后,以同样的手法 对付他的竞争对手。他由于迅速扩大了报纸的销路而取得成功。他的手段就是登载 耸人听闻的新闻和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发现,这两种做法可以增加报纸的销路。 普利策的本性擅长于这两种手法,特别是揭露社会阴暗面。此人天生是个空想家和 改革家。他是个情不自禁的批评家。如果他不选择新闻,而选择法律或政治的话, 他仍然会为社会改革而奋斗。在他领导报纸的第一年,他先后鞭挞了煤气公司的欺 诈行为、彩票的骚乱、运马车的垄断和保险公司的欺骗。 对这位年轻的发行人来说,鞭挞丑恶现象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奇的发现啊!他很 快懂得了,通过使《邮报》成为反对特权、维护民众利益的舆论工具,他就可以在保 护公众利益的同时,促进自己的利益。 报纸讨伐丑恶现象,并非普利策的发明创造,但他使之趋于完善。当时的任何 主编都比不上他对问题理解的深度,也比不上他揭发问题时的那股劲头,尽管这带 有很大的风险性。 关于耸人听闻的新闻,也是这样。采取这种有争议的做法,他并非第一人,但 是他却取得了空取的成功。当时任何其他报纸都没有普利策的胆量。 例如,一个著名的商人在旅馆的房间里死在情妇的身旁,《邮报》详细报道了 这桩见不得人的桃色新闻,它用的大标题是:《一位名人丧命于姘头的怀抱》。 有时,普利策把耸人听闻和鞭挞丑恶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例如,他曾搞了这样 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他从大陪审团的报告中搜集材料,列举了圣路易斯的许多富 翁把他们的房子供嫖娼之用。 有些人把这称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新闻报道,但是读者却趋之若鹜。 普利策为自己辩解说,他是先钓住读者,然后再进行教育。此外,他象成千上 万的读者一样,也喜欢有滋有味的报道。有时,他为了搞出惊人的新闻,竟不惜夸 大和捏造新闻。例如,他的报纸曾发表一条假消息,说阿富汗发生了革命,目的是 引《星报》上钩,因为这家与它竞争的报纸经常偷它的消息。 果然如此,第二天《星报》也发表了一条这样的假消息。普利策乘机在《邮报 》上揭露了《星报》的偷窃行为。 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道听途说,言不及义,因此,普利策早期夸张、甚至伪造 新闻的做法可能显得有趣,甚至有点幽默感。但是,若干年以后,当他已经成为全 国性的舆论制造者以后,他的这些错误的新闻手法则把全国推入了一场不光彩的新 闻战。 在圣路易斯,普利策式的新闻树敌太多,以至他感到必须随身携带一支手枪。 不过,他的做法确实吸引了读者,两年之间,《邮报》的发行额便从2 ,000 份增 加到近9 ,000 份。除了读者之外,还有广告。到1880 年,普利策夫妇便成了圣 路易斯的富户之一。他们建造了三层楼的宅第,雇了一些佣人,还购置了一辆豪华 的马车。他们的第二个(他们共有子女七人)、最有前途的女儿露西尔出生了。这 对夫妇象初来乍到的重要人物一样,经常出入于圣路易斯的社交场合。 在这样幸福的日子里,他们是无法知道:普利策绷得很紧的弦正在损害他的健 康;他们的两个孩子,包括露西尔,将夭折;即将到来的事业上的灾难将破坏他们 在圣路易斯的好日子。 到1882 年,《邮报》的发行量超过22,000 份。普利策几乎完全控制了该市 的报刊市场。该报在4 年之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堪称报业的奇迹,但这并非普利策 一人之功。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千方百计地聘请他能够找到的最能干 的人,付之以高薪,使其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出于这个战略,普利策到全国各地物 色最好的编辑,终于找到了约翰·科克里尔。此君34 岁,乃《巴尔的摩日报》的 主编,干事泼辣,咄咄逼人。 普利策把同他具有相同观点的科克里尔拉拢到圣路易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 英明之举。科克里尔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人才,对于如何办好《邮报》,完全同意发 行人的看法。他们同心协力,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就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与 此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1882 年年底,科克里尔在一篇社论中,对律师兼政客的阿朗索·斯莱巴克进 行了攻击,得罪了他,此人火性子脾气,冲进科克里尔的办公室,对他威胁恫吓。 这位主编从抽屉掏出手枪,把他打死了。当警察来到时,他们发现死者手中有一支 枪。人们怀疑,枪是在警察来到之前塞到死人手中的。真相如何,不得而知。斯莱 巴克遭枪杀一事引起轩然大波,轰动全国。正在休假的普利策不得不中途而返,回 到圣路易斯为科克里尔撑腰。 虽然斯莱巴克和他的妻子是普利策社交对象的一部分,甚至是他家中的座上客, 但普利策为他的主编大力辩护。在7 个星期中普利策多方游说,并写社论辩护,大 陪审团终于说,当斯莱巴克闯入科克里尔的办公室时,他带有武器,因而没有对科 克里尔提出起诉。 然而公众对此案忿忿不平,情绪继续高涨。对立的报纸仍然猛攻《邮报》。与 此同时,斯莱巴克的遗孀告发了科克里尔。圣路易斯社会各界纷纷指责普利策一家 子。《邮报》的订户和广告客户突然大幅度减少。普利策懊恼之余,感到别无他法, 只好把科克里尔解雇。他对科克里尔保证说,以后将设法弥补。 可是,该报的发行量继续下降,普利策的社会地位也日益低落。普利策夫妇意 识到,他们在圣路易斯不再受欢迎了。这件事给普利策的压力太大了。他的身体本 来就不好,现在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劝告下,这对夫妇计划到欧洲旅游 休息六个月。 旅途中,他们在纽约逗留。在同其他报刊的发行人交谈中,普利策偶尔听到一 个传闻,使他的旅游计划搁置起来:金融家杰伊·古尔德正在考虑把他的一份赔钱 的小报《纽约世界报》卖出去。普利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机遇。纽约 的报纸似乎已经多得不得了:有些赚钱,如《先驱报》、《纽约时报》、《太阳报 》和《论坛报》;有些赔钱,如《世界报》;有些凑合着过日子,如《晨报》。《 晨报》乃普利策的弟弟艾伯特所办,他没有去当传教士,却效法乃兄投身报业。 虽然报纸很多,竞争激烈,但普利策敏锐地注意到,它们大多数是共和党色彩 的或者是无党无派的,还没有一家象他的《邮报》那样强有力的民主党报纸。他这 样盘算道:既然他的编辑方针能够在圣路易斯赚钱,那么,它也应当使他在纽约发 财。 普利策同古尔德晤谈后,商定以360 ,000 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 对一家名声不大、设备陈旧、发行量只有15,000 份的报纸,这个数字相当可 观的了。在达成协议后,普利策又认真考虑了一番,决定打退堂鼓。凯特嘲笑了他 的疑虑不定,鼓励他按最初的想法办事。 他们的欧洲之行,也就作罢。如果他们飘洋过海的话,普利策也许可以避免一 场正在到来的他神经垮台的灾难。不过,那么一来,历史可就会在许多方面改写: 没有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没有了西(班牙)美(国)战争,没有了自由女神像在 美国落户,没有了“黄色新闻”词语,也没有了普利策奖。 1883 年5 月11 日,在《世界报》——普利策删去了“纽约”两个字——的 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以下的告读者书: “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份报纸是有用武之地的:它不仅便宜, 而且明白易懂;它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容量巨大;它不仅容量巨大,而且真正具有 民主精神——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当有钱有势者的奴仆;主要是报道新大陆的新 闻,而不是旧大陆的消息;揭露欺诈、无耻的丑恶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 ;真挚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和战斗。”《世界报》忠于他的诺言,它在新老 板的主持下的确很“便宜”,一份只要两分钱;的确“明白易懂”,它采用这样一 些标题,如《财产浪费于酗酒、为兄弟的罪行而坐牢》,《当丈夫不在的时候》等 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利策的这份报纸的确“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勇于为了 他所认为的“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斗争。在《世界报》发表上述诺言6 天后,它又 宣布了这样一些新的主张; 1.对奢侈品征税, 2.对遗产征税, 3.对高收入征税, 4.对垄断征税, 5.对有特权的公司征税, 6.征收岁入税, 7.改革公务员制度, 8.惩办贪官污吏, 9.惩办贿选, 10. 对强迫职工参加选举的雇主予以惩罚。 关于岁入税,普利策后来改变了主意,从该报的主张中删去。但他继续坚持其 他9 项主张。这些主张在他生前都已体现在美国的法律中。 与此同时,在圣路易斯,普利策把他以前的合伙人约翰·狄龙找回来主持《邮 报》。普利策和凯特则永远离开了密苏里。此后,圣路易斯的这家报纸继续兴旺发 达,逐渐成熟,成为美国最有威望的日报之一,也给普利策家增添了财富。 纽约成为普利策的新的用武之地。这里的市场巨大,竞争异常激烈,比圣路易 斯要复杂得多。但普利策立即采用了他在那个边境城市形成的编辑方针。他雇佣了 他能够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他信守对以前被解雇的主编科克里尔许下的诺言,把 他请到纽约,主编《世界报》。普利策实行高工资、高标准。在他的编辑室墙上写 着这样的口号:“准确!简练!准确!”他把手下的人驱使得团团转。他拼命工作, 他要求职工也这么做。 《世界报》一夜之间改头换面,采取耸人听闻、鞭挞丑恶的编辑方针,很快收 到了效果。一周之内,普利策就收到了许多群众的意见,他们——特别是新近涌到 纽约的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抱怨买不到《世界报》。3 个月之后, 发行额就从最初的15,000 份增加到39,000 份。 在以后的10 年中,它在美国报业史上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就。到19 世纪90 年代初,《世界报》有日报、晚报、星期日刊等几种版本,总发行量达62.5 万份, 为全国之冠。到1890 年,它搬到自己新盖的20 层高楼里工作。 这在当时是纽约最高的建筑物,它位于布鲁克林桥和市政厅附近的公园街。 在这些年代里,普利策成功地发动捐款运动,把自由女神像运到纽约,竖立起 来,从而巩固了他作为自由战士的地位。他同石油托拉斯作斗争,直到国会通过谢 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止。他自己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功地推动纽约民主党州长格罗 弗·克利夫兰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普利策在国会感到乏味无聊,不到4 个月,就甩手不干了。他更有兴趣的(也 颇为有效的),是办好自己的报纸,让别人当选为议员去贯彻他想象的民主政治。 他在其余生中,用舆论力量,设法使与他具有相同观点的人当选为总统,在这方面 有成有败。 普利策在社论中经常攻击超级富豪及其矫揉造作的贵族作风。有一次,他写道 :“新的《世界报》认为,这种贵族在共和国应当是没有地位的,这个词应当从美 国的字典中删去。”他有—篇社论痛斥纽约市的富豪阶级故作没落贵族之态,乘坐 豪华马车,招摇过市,去戏院看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虚伪吧),普利策夫妇在东73 街过着皇室般的生 活,他们4 层楼的深宅大院拥有仆役17 人之多。他们还在缅因州的巴尔港、乔治 岛和法属里维埃拉等地拥有多处豪华的度假别墅。他们在纽约的社交活动中,从来 不接触普利策在报纸上捍卫的工人阶级,倒是同他不断鞭挞的富豪厮混得火热。 这就是此君自相矛盾的性格。他对政府和公司的保密做法气得要命,然而在自 己的事务中他的保密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他宣传新闻要高尚,然而当他的利润受 到威胁时,他卑鄙得不择手段。他一会儿温情脉脉、慷慨大方、乐观自信、欢欣鼓 舞,一会儿又狂妄、残忍、吝啬、悲观、绝望和自我怀疑。 许多传记学家对普利策有各种描写,说他是“病态的人”、“不可救药的自大 狂”、“报界的拿破仑”;说他是“神经过敏”、“强迫症患者”、“缺乏幽默感”、 “狂郁症患者”、“过分紧张”、“亵渎”、“自怜”和“敏感易怒”。 普利策的神经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脆弱,使他更加难以接近。正如科克里尔所说, “在上午的一小时中,他是世上最好的报人。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里,他却令人讨 厌死了。”普利策对病痛全然不顾,在报馆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心力交瘁, 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1886 年家庭不幸又接踵而来。他的两岁的女儿凯瑟琳· 埃塞尔死于肺炎,这个打击使普利策更加埋头于工作以解愁。7 岁的拉尔夫和6 岁 的露西尔也患病,有伤寒的征兆。普利策为克利夫兰当选为总统出过大力,但他的 政绩不佳,使普利策深感失望,进一步加重了抑郁感。 普利策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直接对职工发泄。有一次,一个强壮的记者竟然在 编辑室中间同他的这位上司扭打在一起。普利策有时甚至对凯特发脾气,她在日记 里曾写到这种事。有一回,普利策狠狠地揍了她一顿,骂她不配当他的妻子,把她 赶出房间。她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啥时候才能安宁啊?”这个 答案在1887 年形成了,那时一场最后危机把普利策拖垮了,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他 离开了她的生活圈子。 那是纽约报纸之间的笔战打得特别激烈的一年。自从年轻的暴发户普利策发动 攻势,要把《太阳报》作为纽约的主要日报的地位打掉以来,共和党《太阳报》年 迈的发行人查尔斯·达纳就同民主党《世界报》交恶。普利策报纸的发行量扶摇直 上,而达纳报纸的销路却直线下降。这位老人亲自抓这件事。从1883 年至1887 年,达纳在社论中频频出击,取笑普利策的斗争经历屈指可数和他早年在圣路易斯 的败绩,然而并未能搞臭普利策。他又挖出斯莱巴克开枪打死人的老底,还经常批 评普利策不参加犹太人的活动。 1887 年3 月,达纳创办了晚报,其销路很快达到4 万份。普利策针锋相对, 也出版了自己的《世界晚报》,这份以耸人听闻的新闻为特点的报纸,每份售价只 要一分钱。它的销路很快超过《太阳晚报》,几周之内就达到日销75,000 份。 达纳未能击败普利策的《世界报》,显然感到闷闷不乐。这位老报人的失望情 绪在1887 年年底流露报端,当时这两家报纸围绕纽约市区检察长候选人问题展开 了论战。达纳考虑到纽约市犹太人选民很多,便攻击普利策是“犹太人的叛徒”, 称他为“不愿当犹太人的犹太人,要选民们拒绝《世界报》提出的区检察长候选人。 狠毒的达纳击中了他的对手的要害。对此异常敏感的普利策似乎很不愿意谈及 他的犹太人出身。对于达纳的攻击,他感到好象被抽了一鞭子。幸而普利策没有在 自己的报纸上对《太阳报》的恶毒攻击作出反应。但这些攻击使他受到了严重的伤 害,他神经方面的许多病症和焦急不安的情绪失去控制了。传记作家斯旺伯格对普 利策的弱点作了这样的分析: “在圣路易斯,有人把普利策叫作‘犹太人乔耶’并且嘲笑他的鼻子,这些挖 苦很可能给他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他不对凯特谈自己的出身,可能是害怕失去她的 爱情。这就使他承担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义务,保证她不受反犹太主义的伤害。她是 忠实的圣公会教徒,这就使得犹太人有可能把他对宗教的怀疑误解为对他的民族的 否认。……虽然他从来不反犹太人,而且在他的朋友和职员中有不少犹太人,但他 却不愿意谈论宗教或民族问题。……在他的晚年,他捐钱赈济民族大屠杀的受害者, 但是据说他要求朋友们不要议论犹太人或任何同犹太人有关的事情。”达纳残酷无 情地反复在这个题目上大作文章。在整个竞选运动中,《太阳报》竭尽冷嘲热讽之 能事,把普利策称作“犹瑟夫·普利策”、“流浪的犹太人”和“犹大·普利策” (注)。 (注)流浪的犹太人:据传说因他嘲笑了受难的耶稣,被罚永世流浪。 犹大:耶稣门徒,出卖耶稣者。——译注 这个手法果然奏效。达纳的这些社论除了折磨得普利策死去活来、忧郁症频频 发作之外,还把许多犹太人团结起来,斥责普利策为异端。在选举前夕,达纳发动 了最猛烈的攻击,把反普利策的情绪推向高潮: “既然犹大·普利策已经否定自己的民族和宗教,那么,纽约的犹太人就不必 为他而感到耻辱了。……耻辱完全落在他一人身上。阻挡他社会地位提高的不可逾 越的障碍,倒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由于他的某些令人讨厌的个人品质。…… 他面目可憎,倒不是因为他长得象希伯来人,而是因为它充满了普利策本人的特点 ……狡猾、恶毒、虚伪、背叛、不诚实、贪婪、爱财忘义等在他身上打下了不可磨 灭的明显烙印。…… “击败普利策和受他愚弄的年轻人,这是犹太公民和其他一切明智的、自尊自 爱和安分守法的人的利益之所在。……犹太人的投票将在这方面作出非常巨大的贡 献。”情况的确是如此。普利策支持的检察长候选人在选举中大败。达纳在《太阳 报》的头版欢庆他的胜利,在选举结果下面配了一张雄鸡啼鸣的图片。他在社论中 再一次称普利策为“流浪的犹太人”,并且对他说,现在该是他滚出纽约的时候了, 正象他当年离开圣路易斯一样。 一个意志坚强的真正大亨对这些攻击本来会一笑置之,然而普利策不是这样。 他象他的对手一样,把选举结果视为同个人有关系的事。达纳的无耻大骂刺痛了这 位年轻发行人的自尊心。 在普利策受辱的两周之内,他的身体上的灾难就降临了。一天上午他到办公室 要求看社论,当他拿到长条校样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看不清校样,更不用说阅读 了。他对同事们没说任何话,穿上大衣,乘马车回家了。到家后,经他的医生诊断, 他的一只眼球的血管破裂了,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严重恶化。普利策刚到40 岁, 就很快变成盲人。医生对他的病人的另一些病状也大为吃惊:慢性消化不良、失眠、 哮喘、过度疲劳和抑郁症。而潜伏在所有这些病症后面的心病则从来没有被诊断出 来。医生嘱咐病人在黑暗的房间卧床休息六个星期。 在普利策卧床休息期间,达纳继续以狡猾的方式在《太阳报》上发动犹太人攻 势,每周重印3 次以《不愿当犹太人的犹太人》为题的社论,每次都冠以同样的大 标题:《滚,普利策!——他的民族谴责道》。《太阳报》每天都发表“读者来信” (显然是该报自己写的),要求普利策滚出纽约。 当普利策的确离开纽约时,达纳大概很高兴吧。这位生病的发行人卧床休息6 周以后,离开纽约去寻找名医,以便恢复他的健康。被病魔折磨的他不得不在加利 福尼亚、科罗拉多、伦敦、巴黎、尼斯、威斯巴登、那不勒斯、君士坦丁堡、圣莫 里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疗养地转来转去,寻医治病。 他从未找到治疗之方。他的病日益严重,以致他不能容忍任何噪音。甚至一点 点令人不悦的声音,如同事吃烤面包的声响,都会使他的神经整天紊乱。所以他余 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开凯特和子女们、远离家庭喧闹生活的情况下度过的。他 再也没有在他心爱的《世界报》的编辑部工作过了。 不过,普利策的病倒并不意味着达纳和《太阳报》的胜利。在达纳围绕犹太人 问题大作文章之后不久,普利策就在病床上进行了报复:他在富兰克林街买了一块 地皮,就在《太阳报》不显眼的4 层楼房的对面要建设《世界报》的新的摩天大楼。 达纳拚命阻挠这笔地皮交易,但普利策胜利了。他为这块地皮、建筑工程和购置新 的印刷机共花了200 万美元。自此以后的许多月,在建筑大楼期间,每吊一根钢梁, 都使大街对过的达纳感到明显的羞辱。 这座大楼完工后,雄伟壮观,一个镀金圆顶冠其上,这在纽约是独一无二的, 从欧洲来的轮船远远就可以望见。此情此景一定使达纳每天恼怒不已,直到他7 年 以后逝世为止,终年78 岁。 新的《世界报》大楼上的圆顶房内有一间专供普利策用的巨大的半圆形办公室, 极目远眺,“州长”岛、布鲁克林、东河上游和长岛的景色尽收眼底。痛心的是, 普利策已经不可能从他的办公室欣赏这些景物了,他的紊乱的神经不允许他在那里 工作。1890 年这座建筑物落成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市长、州长以及其他 许多名流莅临祝贺。普利策则因为病情严重而未能亲临庆典。 给他治病的乔治·华盛顿·霍斯默大夫在陪病人到各地休养时写的日记中,认 为他的病人已无法可治了: “他病得十分严重,已经无法走动。他整天在沙发上度日。……从房间这一头 走到对面的桌旁坐下,都十分困难。……他的身体的垮台采取了神经崩溃的形式。” 同他疏远的弟弟的命运加重了他的病情。他的弟弟艾伯特曾经极力反对普利策打入 纽约的报业市场。艾伯特此刻远在维也纳,遥控着他的《晨报》。 他的神经不正常,最终会导致自杀。艾伯特患严重的失眠症和强迫性多食症, 以致使他病态地发胖到可怕的程度。 尽管普利策病得气息奄奄,但他的天才、勇气和意志创造了另一件杰作,象他 取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势一样使人惊讶。他想出了一种维持生命的办法,世界上任何 名医都不曾设想过:他一方面保持多病虚弱之躯不死,另一方面则继续控制着他的 报纸。他的解决之方有点离奇,然而却使用了二十多年。 最主要的是,普利策从他的生活中排除了任何噪音。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在 三个地方度过的:欧洲一些最安静的疗养地;他的私人游艇上一间象子宫一样的静 谧专舱;他在缅因州巴尔港的别墅专门建造的花岗石“静塔”中的隔音拱顶室。拱 顶室的窗户有三层玻璃,其双层墙的中间填塞着绝缘材料。通向主室的不大的过厅 有三道门,过厅的地板下面安装着滚珠,以减少震动。 到1890 年,普利策和凯特活着的子女有5 人:拉尔夫11 岁,露西尔9 岁, 约瑟夫6 岁,伊迪丝4 岁,康斯坦斯1 岁。但普利策大部分时间不同家人生活在一 起。 他还研究出了一种周密巧妙的控制系统,不管他病得多么厉害,不论他在地球 的什么地方,他都牢牢地掌握着他的报纸。这个系统的关键部分是始终陪伴着他的 一批男性随员。他们给他朗读信件、报纸和文学著作,抄写他口授给纽约和圣路易 斯的职工和家人的大批电报和信件。 为了使这种远距离通讯保密,这个妄想狂症日益严重的病人设计了自己的密码。 其中一些密码是有一定的含义的:上午版的《世界报》叫“老大”,后来出版的晚 间版《世界报》叫“老二”。有些密码有点古怪:西奥多·罗斯福叫“粘质”,伍 德罗·威尔逊叫“甜瓜”。还有一些密码是很离奇的: 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叫“地理学”,民主党叫“小鹅”。普利策全部记住了 两万个密码,而他的工作人员则使用一本有250 页的密码索引。 普利策在外地过日子的时候,给他的公司安排了大批密探。由于他无法监督他 的职工,他便秘密安排职工互相监视。差不多每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经理都受到另 一个经理的监视,他们全都给远在游艇、拱顶室或欧洲疗养地的老板打小报告。 在一定的程度上,普利策也让职工监视竞争对手。他不止一次向与他竞争的报 纸派密探,其办法就是,故意让自己的职工投奔对手那里工作,而同时却继续领取 普利策的工资。 虽然普利策不再能够指导《世界报》的日常报道工作,但他仍确定报道的大政 方针,决定员工的任免,口授社论,调整报纸的版面。内容上一些最重要的革新是 在他病倒以后作出的。 他引进了“人造”新闻。最著名的就是,雇佣记者内利·布莱去打破凡尔纳科 幻小说人物福格用80 天时间遨游世界一圈的记录。布莱在《世界报》上每天绘声 绘影地报道她与时间赛跑的经历,这纯粹是人为的“新闻”。但这一招儿确实吸引 了纽约和全国的读者追踪她用72 天时间周游地球一圈的足迹。 他首创了报纸“滑稽连环画栏”:雇佣奥特考尔特画贫民区顽童“黄孩子”恶 作剧的漫画。这组连环画在读者中间引起轰动,所以人们很快就把普利策轻松活泼 的办报风格称之为“黄色报纸”和“黄色新闻”。《世界报》在一些年中大力推广 这个叫法,后来因为这个词成为同耸人听闻新闻一样的贬义词,才不再使用了。 除了连环画栏以外,普利策设计的其他许多做法也成为美国日报的常见栏目: 体育版、妇女版、要闻版、插图、促销竞争。 由于他的竞争对手竞相模仿,以便迎头赶上,所以美国报纸的面貌迅速改观, 形成了所谓现代美国都市日报和“新型新闻”,比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的所谓 新型新闻要早得多。 他的一个对手模仿他的做法十分成功,结果导致一场发行战,最终还造成一场 真枪实弹的战争。这个对手的密码叫“迸出”,他就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 个傲慢的加利福尼亚人比普利策小16 岁,他用其已故父亲的矿业财产购买了《旧 金山考察家报》,经营得很成功,1895 年又决定打入纽约,正象普利策12 年以 前所做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斯特所购买的那家赔本报纸就是普利策的弟 弟、神经错乱日益严重的艾伯特所放弃的《晨报》。 赫斯特同《世界报》展开了竞争,任何其他对手还从来没有如此做过。 他成功地仿效了普利策的报道战略,并有所发展。他以工人阶级为对象,使用 简明的语言,刊登大量耸人听闻的、娱乐性的和鞭挞社会丑恶的新闻。赫斯特把其 报纸在报摊上的售价压得低于普利策报纸的价格,不惜为《晨报》赔进几百万美元。 他认为,当广告客户转到他的报纸时,他是会捞回这笔钱的。他还用前所未有的高 工资挖普利策的人,一度曾把《星期日世界报》的全部编辑人马(包括“黄孩子” 漫画家奥特考尔特)都争取过去。普利策用更多的预付工资的办法把全班人手重新 拉回。他们只呆了一天,又被赫斯特用更高的工资挖走,这回他们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一个秘书仍然忠于普利策,留了下来。 《晨报》的发行量开始猛增,迅速超过了相形见绌的《先驱报》、《太阳报》、 《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并开始接近《世界报》的数字,后者已经停滞不前。 普利策开始反击。他聘请了一位新的漫画家来接替奥特考尔特留下的职位。这 两家报纸的“黄孩子”漫画专栏互相争雄。普利策也把他的上午版报纸的零售价格 削减一半,象赫斯特一样只卖一份一分钱,指望这样便宜的价格会把读者从《晨报 》那里拉过来,搞垮它。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策略并未奏效,两家报纸的发行量都 未受很大影响,但《世界报》的广告客户却大批离开它了,因为普利策为了弥补报 纸零售价减少一半的损失大大调高了广告收费标准。 收入大幅度下降,使普利策大为震惊。他让他的报纸同赫斯特的《晨报》展开 疯狂的竞争。从1896 年至1898 年,纽约的读者目睹了美国报业史上最卑鄙的发 行战。两家的发行人为了争夺街头的销售量,鼓励其职工不择手段地去竞争;不准 确的、有倾向性的、夸大其词的、捏造的新闻,丑态百出。 最不光彩的是他们对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起义的报道。两家的发行人都抓住 这个新闻,派了一船又一船的记者去加勒比海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以便打赢在纽 约街头的争夺读者之战。这种新闻报道上的疯狂做法造成了数百万字的错误消息和 假新闻。两家报纸竞相采用吓人的大字标题、捏造的消息和虚假的新闻,它们的无 耻的煽动使群众对西班牙极为愤慨。席捲美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对报纸的销售是有好 处的,所以它们指示自己的战地记者制造更多的那样的报道。这些记者发回了许许 多多报道(大部分是无根据的),说西班牙出卖朋友,对古巴人犯下了滔天暴行。 两家的报纸都发表社论,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以解放古巴。 西班牙方面无力同美国一战,显然不想打仗。美国战舰“缅因号”于1898年2 月15 日在哈瓦那港不知什么原因发生爆炸,360 名官兵中有260 人被炸死。当时 马德里正向古巴提出某种形式的自治。《世界报》和《晨报》都抓住这个灾难,要 求立即对西班牙开战。其实,西班牙并无意炸毁美国军舰。 但是,在几周之内,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力图在发表社论、要求开战方面超过对 方。普利策在1898 年4 月10 日亲自发表署名社论,要求立即进攻西班牙的殖民 地。“那将很难说是战争,”他写道,“但它将是壮观的。”麦金莱总统知道西班 牙希望和谈。他对普利策的要求置之不理。但是9 天以后,参众两院通过了开战的 决议。普利策的社论是导火线,他得到了他的战争。 西美战争持续了4 个月。它象煽起战争的新闻界一样,是可悲的。死亡的美国 军人大约有5 ,000 人,但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到400 人,其余的则死于疾病。关于 西班牙的伤亡情况,没有正式的统计,但死亡人数估计要比美国多得多。这场战争 使美国耗资2.5 亿美元,按1990 年币值计算,超过40亿美元。美国得到了西班牙 的属地波多黎多、关岛和菲律宾,并获得了帝国主义的名声,这个臭名一直到今天 仍然戴在美国头上。 赫斯特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浅薄的机会主义者,他个人没有多少有意义的信 念,因此,对他的可耻的新闻行经是不难理解的。而普利策则不同了,他是个理想 主义者,尽管他也有许多过火的行为,但他毕竟真诚地相信报纸应当准确和公正。 他很快滑入不负责的新闻泥沼,就比较难以理解了。 这方面的部分解释当然在于他的体质衰弱和神经多病。赫斯特对《世界报》发 动全面攻势之日,正是普利策为女儿露西尔愁肠百结、心身特别脆弱之时。他已经 有一个孩子凯瑟琳死于肺炎。当古巴危机出现时,露西尔正病得很厉害。在普利策 的所有子女中(包括1895 年出生的男孩赫伯特),露西尔最象乃父:精力充沛、 聪明、有事业心。毫无疑问,露西尔是普利策最喜爱的孩子。但是,在1897 年岁 末,她刚度过17 岁生日不久,就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当她病逝的时候,普利策同 她一起在查特沃尔德别墅,老父悲恸欲绝。 普利策作为出版家的这段最不光彩的历史,可能还有别的解释,这就是他的自 相矛盾的性格。诚然,他重视负责任的新闻,但他同样重视利润。在赫斯特对他发 动进攻以前,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把它们加以协调。可是,在赫斯特 进攻的面前,利润占了上风。在三年时间内,普利策违反了他倡导多年的大部分新 闻原则。 在这次不长的西美战争期间,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间的斗争一直继续不断。战争 结束以后,许多有教养的美国人对“黄色新闻”感到厌倦和腻味了。 普利策也是如此。所以他指示他的主要报纸——上午版《世界报》不要再搞耸 人听闻的新闻了。 普利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的责任感。不过,利润动机可能仍然隐藏在他的 指示的背后。虽然他的令人作呕的战争报道使他的报纸发行量达到空前的高度,可 是,《世界报》第一次开始赔本。报道战争,耗费太大;一分钱一份报纸的价格太 低。尤其重要的是,许多广告客户转向比较负责的报纸,认为它们的读者才具有购 买力。 实际上,当普利策发现“黄色新闻”不能带来利润时,他才摒弃它。虽然上午 版《世界报》迅速恢复名声,重新赢得广告客户,但晚间版《世界报》则继续向城 市工人阶级兜售耸人听闻的新闻。 总的来说,普利策对美国是功大于过。他不屈不挠地鞭挞政治上的贪污腐化和 商业上的卑劣行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的清廉和社会的改革。 对反托拉斯法的制定,他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这项法律约束了放任自流 的美国商界的放肆行为。在他的其他重大贡献中,还包括《世界报》1905年对保险 业一项巨大丑闻的揭露,这导致纽约制定一系列法律,把保险公司置于严格的控制 之下。 普利策最勇敢的一次胜利是1909 年《世界报》对一项欺骗案的揭发,它涉及 到美国付给法属巴拿马运河公司的4 ,000 万美元的处置问题。联邦政府控告了普 利策,说他诬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金融家摩根、政治家伊莱休·鲁特和其他一 些人。但普利策没有被吓倒而封嘴,他的报纸继续报道此事。后来,法院把这些控 告一一驳倒,普利策为新闻自由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对普利策忠心耿耿的主编约翰·科克里尔有一次称普利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 大的新闻工作者”。对这个提法也许值得商榷,但是,把普利策视为美国历史上最 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则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怎么说,在影响现代报纸的性质方面, 他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 他是一位巨人,他也按巨人的形象期望于他人。毫不奇怪,没有人能够达到那 个标准,最后他免不了要失望的。不管是总统还是政治家,不管是编辑还是记者, 不管是他的子女们,都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露西尔如果活着的话, 也许可以得到他的信任。普利策认为他的两个年纪较大的儿子拉尔夫和小约瑟夫是 低能儿,对待他们很残忍。而对年纪最小的儿子赫伯特则倍加照顾和宠爱,他毫无 根据地相信这个儿子有能力将来接管他的出版王朝,其实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儿子长 大成人。这位老人当然是自欺欺人。他之所以相信小赫伯特,只因为他尚年幼,没 有自己的主见;一旦他形成自己的观点,很可能同父亲发生矛盾,而使他失望。 当普利策1911 年在停泊于查尔斯顿的269 英尺长的“自由号”游艇上逝世时, 赫伯特才11 岁。虽然赫伯特从来没有在他家的事业中工作过,也从来没有对之表 现出任何兴趣,然而普利策却把报业公司股票60%的收入遗赠给这个孩子,他把这 些钱存在一家信托公司。拉尔夫得到了20%。在这个家庭最没有地位的小约瑟夫获 得10%。剩余的钱分别遗赠给公司的经理们。 普利策没有给他的两个活着的女儿留下任何股票。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大男 子主义,因为他担心,如果给女儿遗赠财产,那些贪财的男子可能为了得到这些股 票而娶其女。 小约瑟夫去圣路易斯接管《邮报》。虽然他的父亲看不起他,但他勤奋工作, 干得满不错。在出色的编辑们的帮助下,他领导这份报纸发展成为全国最受人尊敬、 有影响和有盈利的报纸之一。 与此同时,拉尔夫竭尽全力来经营《世界报》,但是,由于没有他的隐居的父 亲在背后撑腰,它很快走下滑路。人们本以为赫伯特继承了乃父智慧,其实他毫不 管用。当他1919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对新闻事业显然不感兴趣,倒是陶醉于 坐享清福、放纵自己。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吃喝玩乐,到国外旅游。 1923 年,他终于搬进了《世界报》大厦圆屋顶办公室,说他准备致力于事业。然 而到那时,报纸的境况迅速下降,不断亏损。赫伯特半心半意地表示要当一个出版 家,但是3 年以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决定放弃报业,把《世界报》的3 个版本以500 万美元的代价卖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老板砍掉了《世界报》上午版和星期 日版,只保留了低质量的晚间版,作为新合并起来的《世界电讯报》的一部分。后 来,它也寿终正寝。 赫伯特对普利策世家的主要贡献是生了小赫伯特·普利策。这位少爷长大以后, 成为棕榈滩上的花花公子,吸毒、乱搞女人,丑闻迭出,轰动一时,全国报纸屡次 以大字标题刊登此君的新闻,直到1982 年为止。小赫伯特控告他的妻子罗克珊, 要求离婚,两人唇枪舌剑,互相指责对方私通、集体奸淫、同性恋和吸毒。全国的 新闻媒介,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刊登了这样离奇的指控,说罗克珊搂着性玩具睡 觉。 小赫伯特·普利策的离婚案引起普遍的注意,本来是小事一桩,但也并非完全 无益。它大大有助于美国公众更加了解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奖金的历史。这桩丑 闻导致一家小报采用典型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与性玩具通奸!”约瑟夫·普利 策也许并不需要这样的注意。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类新闻使他成为富 翁。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