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文学、艺术、音乐奖的75年 可以这么说,如果约瑟夫·普利策不另设文学艺术奖的话,他的新闻奖也决不 会这么有名。首批全国性的文学戏剧奖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主要是 由于在报刊显著地发表人们争论的结果。 20 世纪初美国文学的觉醒,生不逢辰,正碰上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担任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主宰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33 年。他的清教徒式的风格多年来 一直使获奖作品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小说、戏剧尤其是如此,它们并不能准确地 代表美国创作界的最佳作品,甚至也说不上是“杰出的范例”。 前面提到的《爱笑的小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爱笑的小伙子》是奥利 弗·拉法吉的一部描写美国土著民族爱情故事的悲剧性小说。小说中的印第安人恪 守美国白人给他们规定的许多清规戒律,他们讲的是古老的西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印 第安人专用的那种僵硬呆板的语言。这部小说并非美国的经典之作,甚至也说不上 是优秀作品。 在《爱笑的小伙子》获得普利策奖的1930 年,奖金委员会不仅拒绝了托马斯· 沃尔夫的《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而且也拒绝了威廉·福克纳的《声音与疯狂》 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后面的三部著作现在被认为是经典性作品。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丧钟为谁而鸣》也未能获得普利策奖。 《丧钟为谁而鸣》曾在1941 年得到奖金评委会的推荐,但被奖金委员会拒绝 而未获奖,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忿怒地斥责这部小说是“令人作呕的和淫 荡的”。虽然10 年以前已经从小说奖的规则中删去了“健康的”这一要求,但巴 特勒仍然表示讨厌海明威,因为他描写了一个男人在睡袋里同一个女人消磨时光这 样的情节。 巴特勒校长也未能发现福克纳的魅力,后者的几部最好的小说都未能获得普利 策奖。除了《声音与疯狂》以外,还包括:《在我弥留之际》(它在1931 年输给 了玛格丽特·艾尔·巴恩斯的《仁慈的年代》)、《八月之光》(它在1933 年输 给了T.S.斯特里布林的《商店》和《押沙龙,押沙龙!》(它在1937 年输给了玛 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巴特勒1945 年83 岁的时候退休,于是普利策奖金委员会补救了过去的失误。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的一部不那么重要的作品)获得了1953年普利策奖。福 克纳晚年两部不那么有价值的作品《寓言》和《掠夺者》分别获得了1955 年和1963 年的普利策奖。 到那时,普利策奖已经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不仅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最优秀 的作品受到了冷遇,而且当代一些最伟大的作家被完全无视。除了托马斯·沃尔夫 外,还包括: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西奥多·德莱塞和弗兰纳里·奥康纳。 与此同时,奖金却令人不解地授予了:玛格丽特·威尔逊的《能干的麦克劳克 林一家人》、卡罗琳·米勒的《怀中的宝贝儿》和马丁·弗莱文的《黑暗中旅行》。 有几次普利策奖评委作出的关于小说的决定受到普遍的称赞,如1940年授奖予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47 年授奖予华伦的《国王供奉的人们》。但总的 来说,获奖作品有争议的较多,如,1936 年普利策奖授予哈罗德·戴维斯的《角 中之蜜》,而没有授予托马斯·沃尔夫的《时间与河流》和斯坦贝克的《托蒂亚平 地》。 1947 年又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感情用事地进行幕后操 纵,决定把“小说”奖的名称,改为“故事”奖。这完全是为了使委员会有可能把 1948 年奖授予詹姆斯·米切纳的《南太平洋的故事》,它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 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罗曼蒂克短篇故事的集成。 过后不久,1950 年,图书出版业开始主办全国图书奖,其部分原因就是不满 意普利策奖对美国文学界的不公正态度。在作家和出版家中间,全国图书奖受到普 遍的尊敬,但是,对广大公众来说,普利策奖则比它有名得多,这是新闻界广为宣 传的结果。 这两类奖都依靠有资格的评论家、作家和教育家作为它们的评审员。所不同的 是,由新闻界负责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对普利策奖拥有最后决定权。这些新闻 界人士有时因不听取专家评委的意见而引起公愤。下面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奖金评委会推荐托马斯·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获1974 年普利策奖, 但委员会认为这部受到评论界推崇的小说行文混乱,决定那一年不发故事奖。这样 一来,委员会的成员们就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一年是美国小说故事特别丰收的 一年。库尔特·冯内古特、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约翰·奇弗、伯纳德·马拉默 德、菲利普·罗斯、戈尔·维达尔、艾萨克·辛格、桑顿·怀尔德、托马斯·伯杰、 斯坦利·埃尔金、阿瑟·科恩、托马斯·麦关恩和约翰·加德纳等人的新作在他们 眼皮底下一扫而过。 ——1977 年又发生了同样的惰况,评委会推荐诺曼·麦克莱恩的出色的三部 曲小说《河流潺潺而过》获得故事奖。《出版者周刊》称赞这位芝加哥大学退休教 授的以其故乡蒙大拿为背景的作品是一部“极好的处女作”。但奖金委员会认为这 部著作没有什么价值,决定那一年不发故事奖。当时74岁的麦克莱恩对此一笑置之, 认为大部分由东部人组成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之所以摒弃他的作品,大概是因为 “这些故事涉及到他们的老根子吧”。 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时常被指责有种族主义倾向。这种指责的产生是因为美国 最受人推崇的两个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和詹姆斯·鲍德温一直到死都没有得过普 利策奖。1988 年,48 位作者联名写信给《纽约书评》双周刊,抱怨鲍德温既没 有得过普利策奖,也没有得过全国图书奖,这是不公平的。 这封信还愤慨地指出,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被爱的人》未能获得1988 年全国图书奖或全国书评奖。在这封信发表几周以后,《被爱的人》获得普利策奖。 于是,有些人指责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屈服于压力。显然,有时委员会是有口难 辩的。 不过,有一回奖金委员会确实作出了一项非常好的决定,受到普遍的喝彩,产 生了小小的奇迹。 这就是约翰·肯尼迪·图尔的充满酸甜苦辣的奇异经历。他获得普利策奖以及 随之而来的名声,来得太晚了,对他的生活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却使他的母亲 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图尔的小说《笨伯联盟》获得评论界的好评,在他死后于1981 年获得了普利 策奖。他24 岁于1962 年在波多黎各当兵时,开始写这部以新奥尔良为背景的关 于流浪汉冒险的滑稽故事,完成于1963 年。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同西蒙和舒斯特 的一位编辑进行了长期的通信,这些通信现在仍然保密。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但是,在图尔多次访问之后,手稿 于1965 年或者1966 年被退回了。以后,图尔再没有作过认真的努力来出版此书。 这位未来的作家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他从部队复员后,执教于新 奥尔良的多米尼加学院。1968 年12 月,他辞去教职。三个月以后,他在他的汽 车里被一氧化碳废气窒息而死。 他的母亲西尔马在他自杀后,为了使他的小说出版问世,到处奔走。她忙碌了 10 年之久,毫无结果。她的唯一的一本复写稿已经被弄得很脏了,每从一家出版 社退回,损坏的程度就增加一分。它至少被八家出版社退稿。 1976 年她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她从报上看到,小说家沃克·珀西那年在新奥 尔良的洛约拉大学讲学。 1976 年的一天,珀西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位七十四岁的老太太推着一 辆扶车,一踮一跛地走了进来,跟在她身后的司机拿着一摞破损的手稿。她自我介 绍,说她是一个退休的教师,眼下孤零零地就剩她一个人了。 她恳求他帮帮忙,给她已故的儿子的小说找一家出版社。她向他保证,这可是 “一部杰作”啊。 为了把这个老太婆打发走,珀西满口答应看看稿子,但心里却想,看不了四五 页就得退稿了。然而,他看完五页之后,竟欲罢不能,又看了下去。 他发现它“确是一部奇书,手笔不凡,嘻笑怒骂,自成一体,把新奥尔良的生 活写活了”。珀西决定助一臂之力。他自己的出版社不肯接受此书,理由是:在今 日的市场上,出版一部处女小说,而没有健在的作者参与促销,是很难成功的。但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正要出版一批“有价值的非商业性小说”,因此欣然接 受此书。 1980 年5 月,《笨伯联盟》出版问世了。虽然此书出自堂堂学府出版社,但 是最初仍然被人视之为地下读物,甚至是宣传迷信的低级玩艺儿。不久,全国报刊 纷纷发表评论,溢美之词,跃然纸上。接着,它便荣获普利策奖。 西尔马老人家代表她的儿子接受了此奖。由于得了普利策奖,她为此书的出版 而含辛茹苦、奔走多年的事迹也成为全国报刊的头版新闻,从而有助于这部小说畅 销不衰。她靠儿子的此书发了点小财,于1984 年含笑而死。 普利策奖的评审人员挨骂不少,但在此项授奖上却值得称道,倒不是因为他们 使一个悲剧故事获得一个欢乐的结局,而是因为他们挑选了一本出色的书,为文学 界做了点公道的事情。 象故事奖一样,戏剧奖也总是引起争论。普利策的“过份高的”要求,再加上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的过份拘谨的价值观,使戏剧奖象小说奖一样受到了多年 的束缚。大家对普利策奖的决定的不满,导致产生了另一种全国性的戏剧奖,正象 它导致全国图书奖的出现一样。 在许多评论家的美国最佳戏剧选的清单上,坦内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 位居前列。事实上, 《时代》周刊的威廉· 亨利、1351990 年戏剧评委会主席 已经把《玻璃动物园》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四部戏剧之一。不过,它在1945 年 却输给了玛丽·蔡斯的平淡乏味的《哈维》。 两年以后,忿怒的美国戏剧界创办了自己的安托万内特·佩里(托尼)奖。 普利策奖导致新的戏剧奖的产生,这实际上已经是第二次了。1935 年,莉莲· 海尔曼的《孩子们的时间》被拒绝授予戏剧奖,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和普 利策奖金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讨厌这个戏剧中的女人同性恋主题。那年的戏剧奖被佐 伊·艾金斯的《老处女》捧走。百老汇的戏剧评论界一气之下,创设了自己的纽约 戏剧评论奖。 海尔曼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甚至她的最著名的戏剧《小狐狸》也未能获得 1939 年奖,此奖为罗伯特·舍伍德的《亚伯·林肯在伊利诺斯》所得。 普利策奖金评审人员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承认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最伟大的剧 作家。奥尼尔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只有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歌方面的获奖总数可 以与之相比。不过,奥尼尔的最佳作品并非总是能够获得普利策奖的。他的三部比 较优秀的作品都未能获奖:《清晨变成了厄勒克特拉》在1932 年输给了一部音乐 剧《我为你歌唱》;《在榆树下的欲望》在1925年输给了西德尼·霍华德的《他们 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卖冰的人来了》在1947 年未能获奖,是因为普利策奖金 委员会认为那一年没有任何剧作值得获奖。 总的来说,普利策戏剧奖的评审工作反映了美国戏剧的最佳作品,在这方面取 得的成就无疑超过了小说故事奖的评审工作。例如,1938 年授奖予桑顿·怀尔德 的《小城风光》;1948 年授奖予坦内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1949 年授 奖予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1955 年授奖予坦内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 顶上的猫》;1957 年授奖予尤金·奥尼尔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 不过,偶尔仍然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决定。例如,1958 年戏剧奖授予凯蒂·弗 林斯改编的《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这部剧作是根据托马斯·沃尔夫的同名经典 小说改编的。而原作则被拒绝授予1930 年的故事奖。评论家们对此只能瞠目结舌。 1963 年的事情则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普利策戏剧奖评委会推荐爱德华·阿尔 比的《谁怕弗吉尼亚·吴尔夫?》获奖,但遭到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拒绝,因为它 认为该剧不够“高尚”。由于后来舆论哗然,委员会乃商定,从今以后,委员会的 所有成员,凡是自己没有读过的书,没有看过的戏剧,都可以对之不表态。这等于 无意之中承认他们不负责任,因而使评论界十分恼怒。委员会还决定从规则中删去 “高尚”的字眼,然而为时已晚,对阿尔比的戏剧已无所裨益。不过,他的《微妙 的平衡》倒是在1967 年获奖。 普利策奖的评审人员有时也使那些对他们冷嘲热讽的批评家们受到了一定的报 应。事情发生在艾尔弗雷德·于里的《给戴西小姐开车》获得1988年戏剧奖以后。 他的戏剧讲的是一个脾气古怪的犹太人寡妇和她同很有耐心的黑人司机之间的友谊 的故事。评论界对这部剧本普遍反应冷淡。然而,这部剧改编为电影后,却出人意 料地十分叫座,赚了不少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奖。 当然,得奖的多少和票房收入的高低并不能证明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 但普利策奖的评审人员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向批评家们表明:究竟谁更了 解公众的趣味。 同小说和戏剧奖相比,历史、传记、诗歌和非小说类图书方面的普利策奖基本 上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只有传记奖有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1957 年,传记评委会推荐了两部优秀传记作为最终候选者:艾菲厄斯·梅森 的《哈伦·菲斯克·斯通:法界支柱》和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罗斯福: 狮子和狐狸》。但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拒绝了这两项提名,把奖金授予了马萨诸塞州 年轻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 由于谣传此书实际上出自肯尼迪的同事西奥多·索伦森之手,人们要求普利策 奖办公室撤销这位参议员的奖金。当时担任普利策奖负责人的约翰·霍恩伯格调查 了此事,得知肯尼迪1954 年背部动手术后长时期休养康复期间确实写了此书。授 奖是站得住脚的。 肯尼迪就是在人们围绕此书是否出自他的手笔的纷纷议论声中获得此奖的。此 书基本上是把其他传记作家撰写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人物 的传记加工改写而成,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政治论著,有助于他竞选美国总统。肯尼 迪在《纽约时报》的好朋友、1940 年至1954 年曾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任职的阿 瑟·克罗克大力说服曾跟他共过事的委员会委员们否决传记评委会的决定而把奖金 授予肯尼迪的著作。 1962 年传记奖又出了问题,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当时奖金委员会一致决定 把那一年的传记奖授予W.A.斯旺伯格的《公民赫斯特》,他是专写报业大王传记的 能手。不过,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仍然拥有最后决定权,他们反对给斯旺伯 格授奖,据他们说,此书不符合约瑟夫·普利策的宗旨,因为后者规定受奖的传记 著作必须“用显著的例子教育人民进行爱国的无私服务”。这些条例后来被修改, 删去了那种陈腐的要求。11 年以后,斯旺伯格的一部虽然不那么有价值、但也颇 为扎实的传记著作《卢斯和他的帝国》终于获得普利策奖。 约翰·霍恩伯格在他的普利策奖金史中写道,虽然小赫斯特对斯旺伯格写的关 于他父亲的过份直言不讳的传记并不满意,但他也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拒绝 授奖是不公平的。但据另一些人说,小赫斯特私下则对董事们采取强制手段,威胁 说,如果该校给此书授奖,他将对它进行报复。不过,这些说法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赫斯特传被拒绝授奖,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们唯一的一次否决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 决定。 多年来围绕诗歌和音乐奖,倒很少有感情激动的事。这似乎是很正常的,因为 约瑟夫·普利策并没有要求设立这些奖。 普利策对诗歌不怎么感兴趣。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它。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普利 策奖的管理人员增添诗歌奖。他们是在美国诗歌协会的建议下于1922年设立此奖的。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诗歌奖是普利策奖中争论最少的,这大概是因为美国公众 象约瑟夫·普利策一样,对诗歌并不特别热心。 然而,早期的奖金评审人员犯了严重的疏忽错误,应该在普利策奖金的耻辱簿 上写它一笔。他们从来没有给T.S.艾略特或埃兹拉·庞德授奖。 约翰·霍恩伯格在他的普利策奖金史中写道,“记录中没有提到曾经考虑过T.S. 艾略特或庞德,从而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作品被评审人员认为不在授奖计 划的范围之内。”把这段话翻译得明白一点,就是:这两位移居国外的人虽然是在 美国出生和受教育的,但却选择了在欧洲居住,因而不是“美国”作家,而按奖金 条例规定,只有美国作家,才能受奖。 霍恩伯格关于评审人员思路的推理,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位139 教授应该再加 一句:就这件事情来说,评审人员是错误的。这两位诗人的大部分最佳诗作是在美 国写成的。艾略特的最有名的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写成 的,至少过了10 年他才成为英国国民。 关于评审人员思路的一个比较真实的猜测是:他们不喜欢这两位诗人或他们的 作品。艾略特有点古怪,他的诗歌是复杂的,某些人往往很难看懂。 庞德是法西斯主义者,对美国诗歌协会来说,他的诗也有点晦涩。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吧,反正在美国诞生的两个最伟大的诗人从来没有得过普 利策奖。 不过,说句公道话,也应当指出,许多作家的诗作确实得过普利策奖,他们是 :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埃德娜·文森特·米莱、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W.H.奥登、卡尔·桑德伯格、西奥多·罗思克、华莱士· 史蒂文斯、罗伯特·佩恩·华伦,当然还包括四次得奖的罗伯特·弗罗斯特。 同诗歌不一样,音乐是约瑟夫·普利策最喜爱的艺术之一。他特别喜欢贝多芬、 华格纳和李斯特的乐曲。这位出版家向纽约交响乐团遗赠了50 万美元,相当于他 对普利策奖金的赠款。 但他的遗嘱并没有要求设立音乐奖,而只要求为一位专修音乐的大学生设立奖 学金。1943 年,在普利策逝世多年以后,奖金委员会擅自把奖学金改为音乐奖。 这个可疑的决定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为什么这样改,理由至今不明。 普利策的意图在他的遗嘱中说得很明白:他要表彰和鼓励美国的文学艺术。得 奖者必须是美国人。主题也必须是美国的。既然他那么热爱生育他的欧洲的音乐, 他本应设立普利策音乐奖来表彰士生土长的美国的音乐。 在设立那个可疑的普利策音乐奖的近半个世纪来,受奖的作品大部分是美国人 对欧洲音乐的模仿。黑人W.C.汉迪的怨曲或者两位白人乔治·格什温和伦纳德·伯 恩斯坦的富有怨曲色彩的曲子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得奖的几乎总是来自欧洲的 白人的作品,诸如《交响协奏曲》和《幻想曲》等等。 1943 年奖金委员会成员撰写的音乐奖条例如下: 奖励美国人以任何较大的形式创作的、当年在美国首次上演的出色的音乐作品, 包括室内乐、管弦乐、合唱、歌剧、歌曲、舞蹈音乐或者其他形式的音乐剧…… 什么叫“较大的形式”呢?奖金委员会未必能选择一个比这更傲慢无礼的词来 表达其含义了:美园黑人作曲家不得申请。使这个条例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因为 在美国国土上创作的最具有独创性、最有持久魅力和影响的音乐都植根于美国黑人 之中。唯独有个小小的例外,轮到得奖时,黑人音乐却被置之脑后。 1965 年,普利策音乐奖评委会推荐爵士乐大师杜克·埃林顿获得特别奖状, 令人耳目一新,其原因就在这里。埃林顿是乐队指挥,他演奏的《请乘A 列车》, 曾使地铁名闻遐迩。后来,地铁发生事故,使调查此事的《纽约新闻日报》的专栏 作家吉姆·德怀尔被提名为普利策新闻奖的候选人。 埃林顿的被推荐是一个里程碑。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创作真正具有美国特色 的音乐的黑人作曲家被提名获得普利策奖。三位评审员——《新闻日报》的罗纳德· 艾尔、《纽约人》周刊的温思罗普·萨金特和《圣路易斯邮报》的托马斯·谢尔曼 ——打开了新局面,向奖金委员会提出了由尤恩执笔撰写的下列推荐信: 我的评委同事们和我一致认为,过去一年在美国首次上演的音乐作品中,美国 作曲家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值得获得普利策奖……因此,我们谨提出给美国作曲家、 钢琴家和指挥爱德华·杜克·埃林顿以某种适当的奖励,他在过去30 多年的时间 里对美国音乐界作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贡献,写出了许多艺术性很高的乐曲,主要 是爵士乐。…… 当评委会推荐信的消息透露到新闻界时,各地爵士乐的爱好者欢欣鼓舞。约瑟 夫·普利策可能喜欢华格纳,而不喜欢埃林顿,但更多的美国人可能同意马克·吐 温的观点,马克·吐温曾经说:“华格纳的音乐华而不实。”遗憾的是,普利策奖 金委员会拒绝授奖予杜克·埃林顿。他的音乐不符合条例列举的标准。 象埃林顿、格什温和伯恩斯坦这样一些作曲家终其生都没有获得普利策奖,而 象利奥·索尔比、弗吉尔·汤姆森和莱斯利·巴西特之类声望并不那么高的人反而 得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满有理由地说,埃林顿不仅仅应当获得一份特别奖状,而且应当获得普利 策奖本身,远在1965 年以前就应该获得。 《我为你歌唱》这部音乐剧获得1932 年戏剧奖,本应有格什温的一份儿。这 项奖授予了音乐剧本的作者乔治·考夫曼和莫里·赖斯金德以及抒情诗人艾拉·格 什温,后者是乔治·格什温的兄弟。1936 年,乔治·格什温第二次受到冷遇,他 的《波吉和贝丝》未能获得戏剧奖,此奖授予罗伯特·舍伍德的《白痴的欢乐》。 伯恩斯坦的《西海岸的故事》或者较早时期的《传真》、或者《在城里寻欢作 乐》、或者较晚时期的《祈祷词》本来应该在1958 年获奖。 除了埃林顿、格什温和伯恩斯坦之外,还有许多人可以列入未能获得普利策奖 的伟大的美国作曲家的名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普利策奖负责人罗伯特·克里斯托弗试图解释什么 样的音乐可以获奖时,他显得多少有点尴尬。 “流行音乐不行,”他说。“奖励的是现代作曲家——什么钢琴协奏曲啦、组 曲啦、严肃认真的音乐。”任何追踪和倾听过这类作品——如1979 年的得奖作品 “无限之弦外音”——的人都不得不同意克里斯托弗使用的“严肃认真”这个字眼。 他指出,条例是很具体的,奖金只限于授予“较大型的”美国音乐。音乐奖的 尴尬史,其关键就在于此:这些指导思想错误的条例乃出自那些从来没有创作过任 何音乐的、大部分是中年的白人之手。 往好处说,这种奖金是愚蠢的、装腔作势的;往坏处说,则是制度化的种族主 义。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可以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颁发一系列特殊奖状,如1976 年给爵士乐作曲家斯科特·乔普林颁发的死后奖状,他是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唯一 的黑人。但是,搞这样一个名单,是吃力不讨好的,最终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 个较好的办法是干脆取消音乐奖。约瑟夫·普利策本来也没有要求设立此奖。没有 这样的奖,美国也是可以过日子的。而设立这种奖反而把反映美国天才大师的作品 排除在外。 不过,也应当为普利策文学、艺术、音乐奖说句公道话。授奖之事,从性质上 讲,是主观的,带有危险性。没有任何一个颁奖机构可以不犯困扰人的错误。这也 包括最伟大的奖——诺贝尔奖金。单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论,它就没有表彰这样一些 大师: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弗朗兹·卡夫卡、托马斯·哈代、约 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D ·H ·劳伦斯。 普利策奖多年来固然忽略了许多名人,但也有两位作家拒绝受奖。剧作家威廉· 萨罗扬的剧作《你生活中的好时光》获得1940 年戏剧奖,但他加以拒绝,宣称接 受此奖会损害他的作品。他认为普利策奖金的记录是“对平庸之作的表扬”,他不 愿意成为它的一部分。 1926 年,当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获得小说奖时,他仍然 对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在1920 年拒绝他的《大街》愤愤不平。当时推荐刘易斯这部 小说的评委会集体辞职,表示抗议奖金委员会以不够“健康”为由,拒绝此书而把 奖金授予艾迪丝·华顿的《天真的时代》。刘易斯拒绝接受对他的《阿罗史密斯》 的授奖,谴责所有的奖励都是“危险的”。他给奖金委员会写了下面这封信:“谋 求奖金的人往往不去追求尽善尽美,而是为身外之物的奖金拚命。为了迎合一个任 性的委员会的偏见,他们投其所好,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写触犯人家的东西。”刘易 斯说,奖金是“加在作家身上的紧箍咒,使他们变得安份守己、彬彬有礼、惟命是 从,结果是文思枯竭。”他说,颁奖者变成了“最高法院、枢密院,根深蒂固,神 圣不可侵犯,谁敢挑战,便是亵渎神灵”。 “小说家只有不断地拒绝普利策奖,才能不让这种权力永久地凌驾于自己之上,” 他写道。 对刘易斯的话如何看,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他的话也许值得钦佩,也可能是 伪善的。仅仅过了四年,他便显然忘记自己的宣言而接受了1930 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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