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塔马尔·斯蒂贝尔:追踪“神秘的病毒” 起初,那个妇女犹豫不决,有点不满。她看病,是她个人的事,她说。 她不想讨论她的病,尤其不想在电话上同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记者谈论此事。 不过,塔马尔·斯蒂贝尔一直坚持,答应不会引用她的名字。经过多方劝说, 那个妇女终于勉强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她说她患有严重的肌肉疼和背疼。这不是病 毒,大夫诊断是嗜曙红细胞增多症,这是异常的血紊乱病。病因还不清楚。 塔马尔接着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听说你一直服用氨基丙酸,是这样吗?”那个妇女变得不耐烦起来。她说她 的确在一直服用氨基丙酸作为食品补充剂,以缓解月经前的综合症。但这同她的病 没有关系。别人的病肯定也同它没有关系。 塔马尔又问:“你服用的是什么牌号的氨基丙酸?”那个妇女一听,就气忿地 挂了电话。 塔马尔叹了口气,把电话听筒轻轻地放回原处。她自言自语地说,争取提供消 息的人的信任,需要耐心地做工作,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塔马尔向着圣菲商业区《阿尔伯克基日报》办事处的窗外眺望了一会儿,想了 想她在宇宙中的位置。现在是1989 年11 月2 日下午5 点多钟。她肯定不想再次 出击了。她觉得,她个人的生活碰到了麻烦,她担任报纸记者的年轻生涯毫无进展。 在最近的一次报道中她出了一两个错误,仍然使她感到不安。她的自信心本来就不 足,现在更下降了。她想,也许她不大适合搞新闻工作吧,也许她挑错了职业,应 该知难而退吧。 她看了看从这次不成功的电话采访中记下的一些东西。她把这个生病的妇女的 一些话潦草地记在报社驻圣菲办事处编辑主任蒂姆·科德尔半小时以前送给她的一 个笔记本上,在那本子上科德尔写了“神秘的病毒”几个字。 科德尔是那天下午在办事处会议室主持一个会议时写下这几个字的。他和一些 记者、特约记者正在筹划办事处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小报,这是一份必须出的广告副 页。科德尔提到,本来应该参加会议的一位食品问题编辑因病未来。他临时上阵, 同记者们交换关于流感的消息。一位特约记者、圣菲的自由撰稿人路易斯·威斯伯 格说,他认识的一个妇女好象患了流感,痛疼异常,已经住院。他说,最值得注意 的是,给这个妇女看病的医生发现她患的不是流感,而是一种罕见的病;新墨西哥 州北部也有一个妇女住院,症状相同。他说,给这两个妇女看病的医生正在设法找 到她们病症之间的联系。 会后,科德尔找到了塔马尔,她正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工作。他很喜欢这个34 岁的新手。她虽然刚开始搞新闻业务,但却聪明能干,富有创造性。 她那股子干劲,特别受到科德尔的重视。她要努力工作,讨人喜欢。她具有新 闻工作者的敏感性。给她一点点线索,只要有新闻,她就准能捞到。 “这大有搞头,”他把笔记本送给她时说。“先找路易斯·威斯伯格聊聊,然 后抓住这个线索搞下去。”虽然塔马尔缺乏经验,但她是采访这个消息的理所当然 的人选。她是圣菲办事处的“医疗记者”。这就是说,当她不采访市政厅、县政府、 艺术、警察或其他特别任务时,她就写关于保健方面的问题。办事处的8 名记者要 负责采写整个墨西哥州北部和州首府的新闻。每个人必须兼管许多方面的任务。 塔马尔便去找特约记者路易斯·威斯伯格,请他重新谈谈他的新闻线索。他在 介绍情况时又加了些新东西:患怪病的两名妇女服用一种治疗失眠和月经前综合症 的食物补充剂。她们的医生怀疑,这是否是她们病症的共同因素。 塔马尔突然对此发生兴趣。她问:“是否是氨基丙酸?”“是的,”威斯伯格 说。他想就是氨基丙酸。 塔马尔的脑海一下子翻滚起来。对于这种成药,她有过亲身的体验,曾经服用 过整整一年,不是治月经前综合症,而是治失眠症。多年来,人们广泛推荐这种氨 基酸药丸,说它是治疗月经前综合症、失眠症和肌肉疼的好成药。塔马尔1976 年 服用了一整年,使她的失眠症大大好转而毫无副作用。 塔马尔得到那个患病妇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后,便精神焕发地去给她打电话。 她想,这可能是一篇饶有趣味的报道。 但没想到这个妇女不愿意接受采访,她一接电话,马上就挂了。这使塔马尔多 少有点震惊和泄气。当她凝神望着编辑部的窗外时,她不禁自问:“我干这个工作, 够格吗?”接着,她的目光落到了科德尔送给她的笔记本上。 她不想让科德尔失望。他是一位好上司。她还意识到,至少有一个妇女——也 可能是两个妇女——受到了她曾经服用过的那种药的危害,这种可能性虽然还在探 索,遥远得很,但却使她很感兴趣。 她看着她的笔记本,注意到:那个不友好的妇女在挂电话以前,提供了她的医 生的姓名。塔马尔给这位医生打了电话。这位医生证实,她的确有个病人患有嗜曙 红细胞增多肌肉风湿痛综合症。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血紊乱症,但不是病毒。其症 状除了肌肉和关节剧痛外,身体出现红疹,极度虚弱,甚至发生咀嚼困难。她说, 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支气管哮喘、过敏、药物反应或寄生虫感染而引起的。 这位医生还证实,她的病人服用氨基丙酸。不过,她强调说,诊所多年来一直 使用这种药,并没有出过问题;她的这个病人或者第二个住院的病人的症状是否同 氨基丙酸有关系,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塔马尔打听到了住在附近的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二个妇女的医生的名字。她给他 打了电话,回答是相同的: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服用氨基丙酸;是否有什么关系, 还不能肯定。不过,第二个医生说,他知道还有一个医生,后者正在治疗一个嗜曙 红细胞增多症特别严重的病人,这个患病的妇女也服用氨基丙酸,这种巧合颇为 “可疑”,但是不必匆忙下结论。 塔马尔一听到这个消息,象被雷电击中了似的。这三个妇女的年龄全都在37 岁至43 岁之间,得的全是这个怪病,住地在30 英里的半径范围之内。 她们全都服用氨基丙酸。 这当然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但塔马尔感到不安。是否应该让公众知道这个情 况?是否应当把这三个令人担心的病例告诉其他医生和诊所? 丁梅博士是圣菲医疗中心的主任,第一个妇女就是在那里治疗的。当塔马尔向 丁梅提出这些问题时,这位主任怒发冲冠。 “这不仅仅涉及到我一个人,”丁大夫说。“我同这个城市和阿尔伯克基的其 他医生都谈过,他们认为把氨基丙酸和这种特殊的情况联系起来,是一种转移视线 的手法。许多人都服用氨基丙酸,没有一个人有不良反应。”丁主任怒气冲冲地威 胁说,如果塔马尔引用丁主任的名字和那位医生的名字,或者把这家诊所同那位患 病的妇女联系起来,丁博士就要控告她。 接着,塔马尔给新墨西哥流行病办公处的医疗调查员罗恩·沃里斯博士打了电 话。他承认,他的办公处正在调查这些情况,但他说,氨基丙酸只是正在考虑的一 个可能的原因。 “可能是感染,”他说。“可能是药物中的一种物质,可能是食物过敏,也可 能全无关系。我所知道的是,这三人是在同一时间出现这种症状的。”沃里斯警告 塔马尔,如果《阿尔伯克基日报》发表关于氨基丙酸可能同这三个病例有联系的议 论,那将是“不道德的”,那将无异于发表没有根据的“耸人听闻的新闻”。 于是,塔马尔决定把她的问题直接提交联邦政府。她给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 心打了电话,但那里的医生都不熟悉新墨西哥州的情况,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所 以她又给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打电话,它让她找区主任杰拉尔德·文斯。文斯说, 氨基丙酸无需经过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所以它不管此事。 “氨基丙酸通常作为食物补充剂使用,”他说。“不存在安全问题。”不存在 安全问题?那天晚上,当塔马尔在一个朋友家里的地板上就寝的时候,这个问题始 终萦绕她的脑际。她奔波了6 个月,仍然未能在紧张、昂贵的圣菲房屋市场上找到 一套她住得起的公寓。 不存在安全问题?天哪,她想道:多么倒霉的一天啊,有人嘭地一声对她挂了 电话,有人扬言要控告她,有人警告她不要搞“耸人听闻的新闻”,有人坦然地向 她保证不存在安全问题。 那天夜里,塔马尔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回想着, 在七十年代,为了治疗失眠症,她曾经服用过大量的氨基丙酸。不过,那已经是遥 远的事了。 在开始报业生涯以前,她经历了多变的生活:结婚和离婚,当服务员,干各种 收入很低的工作,在伦敦住了好几年干打杂的活儿,断断续续地上学念了点书。 她经历了漫长艰苦的道路,才到了圣菲城。她终于当了日报记者,可是才干头 一年,她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 那天夜里,她拚命想睡觉,可是无法入睡,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腾,一个比一 个大: 这三个妇女病得如此严重,原因何在?这同氨基丙酸是否有关系? 明天我对我的编辑如何交待?我能完成这项报道吗?我适合这个工作吗? 什么时候我才能象个样子?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塔马尔·斯蒂贝尔1956 年出生于布鲁克林,比吉姆·德怀尔在几英里以外的 曼哈顿开始生活道路早一年。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斯蒂贝尔出生于维也纳,在二 十来岁的时候乘船抵达美国,避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住集中营的命运,而他的双亲 正是在那里死于纳粹之手。塔马尔的母亲弗雷德尔·斯佩克特出生于纽约,那时她 的双亲刚刚逃离沙皇的俄国,免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不久。 弗雷德尔在5 岁以前就能歌善舞,成为纽约娱乐场所的一个儿童明星。 到她成年以后,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她改名为弗洛伦斯。她在夜总会演唱的 时候,认识了在那里当服务员的艾尔弗雷德。他们俩私奔后,移居布鲁克林,开始 追求美国梦。弗洛伦斯当了教员,而艾尔弗雷德(他把名字缩写成弗雷德)不断变 换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搞房地产和保险生意。 斯蒂贝尔夫妇生了3 个女儿,塔马尔最小。当她四岁的时候,家庭移居纽约市 以北罗克兰县的一个小镇子西奈亚克。 “那是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的聚居点,很偏僻,大部分是犹太人,但也有别的民 族,”她回忆说。“我们是一个中产阶级偏下的家庭,正努力向上爬到中产阶级。 我从来没有上过私立学校,上不起。晚餐大都是土豆、鸡蛋拌土豆、炸鸡蛋拌洋葱, 全都掺和到一起。吃炸牛排,就算是盛大的宴会了。 我们在罗克兰县始终是局外人,我小的时候不了解它,实际上我现在也不了解 它。这正是它的特色。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在她的记忆中,她十来岁的 时候是个“野孩子”,好奇心多,并不淘气,在童心旺盛的日子里“什么都想试试”。 “我父亲没有男孩子,我想我就是个男孩儿。什么事,父母都让我干。 晚上也不管我,啥时候回来都行。我成为大姑娘以后,对我也没有什么约束。 如果我不回家,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就行了。”塔马尔象个假小 子那样尽情地玩乐,用她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女嬉皮士。 当她15 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在一段时期内分开过日子。塔马尔离开家,跟一 个朋友住在一起。她继续在公立学校读书,始终是个好学生。当她不上学的时候, 她往往搭乘他人的便车在全区到处游逛,特别喜欢到曼哈顿参观画廊和博物馆。15 岁下半年,她去纽约市立图书馆打零工,晚上乘公共汽车回家,如果耽误了公共汽 车,就搭乘别人的便车。 但搭乘便车,终于碰到了坏人,有一次让她乘车的那个家伙袭击了她。 “我挣脱了他,”她说。那个满脸雀斑的褐色小子,劲儿大着哩,不过个头只 有五英尺。后来她学了柔道,不再搭乘便车了。 “我在中学的时候独来独往,是个旁观者,”她说。“有些小集团,我也沾点 儿边,但从来没有参加进去。”当她16 岁的时候,她用在图书馆打工挣的钱买了 一辆旧汽车,换了一所公立中学,天天自己开车去上学。但她不喜欢那所学校。甚 至专为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办的速成班,也使她觉得单调无聊。她不费吹灰之力,就 得到满分。这种缺乏挑战的生活,使人感到沉闷。 她便退学而参加罗克兰社区为中学高才生办的两年制大学预备班,第二年到英 国学习。“这时我的生活才真正发生了变化,”她说。 19 岁的时候,她到西伦敦学院学习。那里的思想、那里的人、那里的挑战, 使她十分兴奋。在纽约州一项奖学金的资助下,她多呆了两年。然后,她又用一年 时间到海外旅游,足迹遍及欧洲和中东,靠当服务员维持生活。 1977 年,她返回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但她没有上约瑟夫·普利策的 新闻研究院。作为大学肄业生,她还没有资格上这个学院,更主要的是,那时她对 新闻学位不感兴趣。她决定主修语言学,攻读拉丁语系语言。 塔马尔很喜欢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但生活又出了问题,”她说。 这回是爱情问题。 “那时我住在Y 第92 街,有一天晚上我被挡在我寝室的外面。我一看,是个 门卫,我要求让我进去。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白天 上课,晚上当警卫。许多个夜晚,我们呆在一起聊天。我们彼此爱上了。”不久, 她便同这个立志当作家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塔马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书店工作, 以便他能够不上夜班,专心写作。 “1979 年,我们正式结婚。他是个天主教徒,不可知论的天主教徒,我则是 个不可知论的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在联合国的教堂举行结婚典礼的原因。 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无神论的、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文化。我们的婚礼非常大方。 我母亲雇了个摄影师,作了特殊的安排,偷偷地给我们拍了照,因为所有的照片只 反映了犹太人的传统,而没有反映基督教的传统。”她现在认识到,那可能是一个 不祥的兆头。这对新婚夫妇很快发现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不到一年,他们的婚 姻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一致认为,生活需要有个变化,巨大的变化。 “1980 年,我们认为,该是离开纽约的时候了。我们把公寓房子卖了,大部 分东西处理掉,于是移居旧金山,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住的地方,没有钱。” 塔马尔的母亲曾坚决反对他们采取这个冒险行动。“别走了!你们会离婚的,”她 对女儿说,然而倔强的塔马尔哪里肯听啊。 “不离婚,才怪啦,”塔马尔现在说。“一年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这是件大好事。”那时她在旧金山公立图书馆当管理员。靠那点微薄的收入, 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她另谋工资较高的工作,便给美联社驻旧金山办事处当了 秘书。 编辑部的气氛使她感到愉快。那里的人们聪明、工作紧张、处在当前大事的边 缘,这一切很合她的心意。在以后的两年中,她常对美联社的同事说,她想当记者。 对这位27 岁女秘书的话,很少人认真对待。不过,也有一个人听在心里,那就是 新闻编辑比尔·希夫曼。 “如果你想干这个工作,”他对她说,“你应当上大学,取得学位。”塔马尔 听从了希夫曼的劝告,辞职上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她一面工作一面读书, 于过三种不同的工作,同时争取一些赠款、奖学金和贷款。 1985 年29 岁的时候,塔马尔终于大学毕业,还获得PBK 联谊会的崇高荣誉。 但她获得的不是新闻、文学、政治或任何其他同新闻职业有关的学士学位,而 是电影理论学位。在伯克利学习的日子里,她的注意力从新闻转移到了别的方面。 接着,她参加了该校研究生课程的学习,以便获得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 “但是,钱又成了问题,我不得不休学,”她说。 所以她又去做全日工作,这回是给一家做流产和美容手术的诊所当办公室经理。 象她以前的许多工作一样,她在这个岗位上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不过每周付给的 五百美元工资倒是比她过去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挣的多,甚至她后来终于从事新闻报 道时也没有挣那么多。 塔马尔31 岁,正为自己的前途而感到失望和焦虑时,关键时刻到来了: 一天她浏览《旧金山纪事报》的招聘广告,发现双周刊《索诺马索引评论报》 需要一名记者。她被接见了,这使她高兴。但她没有得到这份工作,这使她沮丧。 不过,塔马尔获悉,这家小报不久要增版。几个月后机会到来时,她拚命谋求 这个职务。这回,该报雇佣了她,每周工资只有335 美元。 虽然现在的工资比过去的年工资减少了八千美元,塔马尔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 接受了这项工作,劲头十足地干了起来。在以后的14 个月中,她过着清贫的生活, 为索诺马的这家小周刊拚命地工作,报道了许多火灾、汽车事故、学校董事会会议 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等新闻。虽然经常经济拮据,但她喜欢这种工作。她对自己说 :“这正是我爱干的工作!”她开始幻想到全国最大城市(它碰巧是她的出生地) 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那里去工作。 塔马尔终于听到有一个较好的机会:《瓦莱乔时代先驱报》这家不错的报纸需 要一个记者。它是家小报,只发行两万六千份,工资也多不了多少,每周385 美元, 但怎能从索诺马一下子跳到《纽约时报》呢?她这么想,是对的。 她得到瓦莱乔的工作,在那里干了6 个月,主要是报道犯罪消息和政府会议。 后来,她又发现一个机会,《阿尔伯克基日报》驻圣菲办事处需要一名记者,最初 的周工资是484 美元。她想,这倒不错。关于圣菲,她听到不少好话:环境优美、 城市吸引人、气温宜人、适宜居住,还是个跑步的好地方。圣菲肯定比瓦莱乔要好, 她想。最主要的是,每周484 美元的工资比现在的工资提高了25%以上。 她申请了。同时申请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一百名其他记者,其中多数人具 有比她更丰富的经验。看了她在索诺马和瓦莱乔写的新闻报道的剪报,圣菲办事处 编辑主任蒂姆·科德尔和报社地方新闻编辑霍华德·霍顿决定让她乘飞机来新墨西 哥州见见面。 “在头几次谈话中,她的聪明机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副编辑主任罗德· 德克尔特说。“她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她的谈吐正确,认为干事要具有进 取精神。她表示,如果有机会,她愿意搞调查性新闻。据我的记忆,她胸怀大志。 她说,有朝一日,她希望能够到一家全国性大报工作,去当驻外记者。她说她搞新 闻工作,开始得晚了。我觉得,她想要弥补失去的时间。”虽然塔马尔的经验不多, 德克尔特说,但她身上有一股闯劲儿,所以报社的编辑们决定给她一个机会。报纸 果然录用她。她在事业上迈出了最大的一步,调到了一家中型都市报纸,其发行额 超过10 万份。在她的生命史上,她的搬迁费第一次由公司付给。不过,由于她的 家当很少,塞到她的汽车里就行,所以费用有限。 1989 年5 月,在阿尔伯克基东北60 英里处的一个最古老的美国移民区圣菲 城,塔马尔重打锣鼓另开张了。圣菲城的旧大陆的风光,使塔马尔着迷: 一排排古朴典雅的房舍,屋顶铺着整齐的瓦片,庭院有棚子遮阴;蜿蜒狭窄的 街道两侧林立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店铺;到处都有画家和手艺人;整个城市散 发着一种旅游胜地的轻松气氛。在这里,她将继续报道警察局新闻和公众集会,偶 尔也写写医疗方面的报道,正是这方面的报道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1989 年11 月3 日星期五的黎明,塔马尔在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自我怀疑的不 眠之夜后,知道了她的关于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的文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报道。 她一清早就去编辑室,开始打电话。她需要知道:全国最大的嗜曙红细胞增多 症权威是谁。她给州和联邦的保健官员打了几十次电话,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她 应当同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梅奥医疗学院免疫系、门诊部和基金会的负责人杰拉 尔德·格莱克博士谈谈。 “给梅奥门诊部打电话,有点象跟联邦的官僚机关打交道,”塔马尔说。 “拨了电话号码,并不能马上找到梅奥的医生。首先要通过接待人员、公关人 员层层关口。”她几乎花了8 个小时才找到格莱克博士来接电话。她幸运的是,那 天格莱克正好在医院,但他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圣菲时间下午七八点钟他才给 她回电话。他实在没有时间,他对她说,但他认为他有责任谈谈。他说,他的女儿 也是记者。 当谈话结束的时候,塔马尔感到欢欣鼓舞。格莱克博士实际上给她的报道加了 个漂亮的装璜包装。他把三起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例称作“大同盟”。 他说,他认为氨基丙酸可能有关系。 “闪电可以响一次,但不能响两次,”格莱克博士说。“这也可能是不相干的 事,但三个病人身上发生的情况都不相干吗?我不相信。我接受的训练使我必须寻 找意想不到的联系。第一次,可能是偶然的;第二次,就值得注意了;第三次,我 就要全力以赴地赶快进行调查。”塔马尔挂上电话肘,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奔向 科德尔的办公室。 “是氨基丙酸吗?”他问。 塔马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概述了在过去两天深入挖掘中所听的一切情况。 科德尔马上兴奋起来。那时已经快午夜了。 科德尔给阿尔伯克基编辑室打了个电话,提醒他的上司、总社副编辑主任德克 尔特说,圣菲办事处有一条敏感的最新报道,当地和州的医疗界施加压力,不让发 表。科德尔说,这条报道的材料是扎实的。他希望在圣菲地区版的头版发表。但他 认为,德克尔特应当首先看看。 德克尔特在他的电脑终端机上调来这条报道看了看,给科德尔回电话说,这条 报道不能给圣菲版,而应当放在报纸的头版上。 不过,德克尔特首先给塔马尔提了几个问题。他让他的上司、主编助理肯特· 沃尔兹过一下目。因为如果这个爆炸性新闻引起巨大反响的话,沃尔兹将首当其冲。 于是把这条报道给沃尔兹看了。他说,好极了。改动一两个地方后,照原样发 表吧。沃尔兹最关切的是,没有征求一下氨基丙酸生产厂家的意见。 塔马尔和她的编辑们都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沃尔兹提得好。老实说,到现在为 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到采访一下药品生产厂家。为了公正起见,应当听听他们的看 法。但现在已是星期五深夜。在下星期一以前,是无法采访医药公司的。 这样,《阿尔伯克基日报》便让塔马尔的报道度过了周末。她实际上感到松了 一口气,因为她正想花更多的时间来对稿子加以推敲润色,以免给人以耸人听闻的 感觉,而且她确信在两三天之内别的报纸是无法同她竞争的。 11 月6 日星期一,塔马尔采访了氨基丙酸生产厂家,对她的报道作了修改。 果如她所料,她从医药公司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新信息。所有的公司都不认为它们 的产品同三起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有关。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建议医生更仔细地研究 一下病人的食谱。还有一家公司的发言人说,如果发现病情同氨基丙酸有关的话, 那么,罪魁祸首不会是药本身,而很可能是往胶囊填药的工人和包装工。 塔马尔的报道在11 月7 日星期二上午出版的《阿尔伯克基日报》头版上刊登 出来,占了25 英寸的专栏版面,放在折页的下面,文章的大标题占了6 栏,措词 谨慎。 这篇报道修改了多少次,连塔马尔也记不清了。至少有6 位负责不同版面的编 辑轮流为它绞过脑汁,提出问题和修改方案,一直到付印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塔马 尔把最后定稿通读了一遍,文字严谨,无懈可击,便签字了。 遗憾的是,在她发稿以后,她的文章出现了一个印刷错误。《阿尔伯克基日报 》地方新闻编辑部在给塔马尔·斯蒂贝尔写的这篇最重要的文章署名时,把“斯蒂 贝尔”错误地写成“斯泰贝尔”。 不过,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塔马尔没有时间去为这件小事而恼火。她的报道 引起的连锁反应之大,是报社的任何人都没有料想到的。 科德尔、德克尔特和沃尔兹硬着头皮顶住曾经警告不要发表“耸人听闻新闻” 的、极度敏感的医药界的怒潮。编辑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会引起反响,但没有料想到 会这么大。塔马尔的报道触发了许多新的报道:墨西哥州又发现不少嗜曙红细胞增 多症病例,都出现在服用氨基丙酸的病人中。 11 月8 日星期三上午出版的《阿尔伯克基日报》上,塔马尔·斯蒂贝尔的署 名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6 栏大字标题写着:“又发现9 起病因不明的综合 症”。在前一天的报道发表后,州保健官员听到了新墨西哥州各地医生的意见。大 量新病例的报道促使州的流行病专家米利森特·艾德森博士要求人们自愿停售氨基 丙酸。在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她还要求: ●服用氨基丙酸的人们立即停用此药,直到保健官员把问题调查清楚为止。 ●这类病人如果肌肉十分疼痛,应立即找医生看看。 ●有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人的医生立即通报流行病办公处。 11 月9 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7 名调查人员分赴新墨西哥州各地,从洛萨 拉莫斯到拉斯克鲁塞斯,收集受害病人的氨基丙酸。与此同时,塔马尔在她的连续 第三篇头版报道中,又谈到了四个相同的病例。这回的一个受害病人是阿尔伯克基 的38 岁的妇女朱迪·科迪·保尔森,她的病情公开发表了。她在飞往梅奥门诊部 洽疗她的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时,看到了前一天《阿尔伯克基日报》登载的塔马尔的 报道,大吃一惊。保尔森从盐湖城机场给塔马尔打电话,描述她的病情,她过去18 个月来一直大剂量服用氨基丙酸,根本没有想到此药会同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有关系。 她的医生也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一点。 对保尔森的采访是惊人的。美联社把这条报道转发美国全国的报纸。 这一下,可炸窝了。 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人开始在其他一些州也被发现,其中不少人服用氨基丙酸。 首先是密苏里,接着是亚利桑那,然后是俄勒冈和密西西比,都纷纷发现这样的病 例。到11 月12 日星期日,这种病例总数已达55 个。现在塔马尔的报道已成了 全国性新闻。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立即着手调查。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告诫消费者暂时停用氨基丙酸。 此时,塔马尔已经精疲力竭。她为这个报道苦战一周有余。她现在需要的是, 休息一天,或者至少美美地睡一两个晚上的好觉。过去这些天,她简直是以汽车为 家,那里放着她的衣服,她碰到可以暂时借住一下的人家,便把车停在那里。在11 月份她采写氨基丙酸报道的那些日子里,她在四个不同的人家睡过,地板、沙发、 小小的儿童床都可以凑合一夜。 她心里想的个人问题,不止这些。她的汽车上保的那家保险公司正在考虑取消 对她的保险,因为她不断接到超速通知单,其中有一些是采写新闻时超速的。“我 承认超速了。我喜欢开车,有时集中思想考虑问题,不知不觉就超速了,”她说。 她有两个姐姐,她同其中的一个姐姐最近发生不和,这也使她苦恼。塔马尔和 沙伦姐妹俩相差两岁,她们几周以前吵了架,打那以后,姐儿俩就不说话了。 “我们的关系糟透了,”塔马尔说。“其实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太糟糕 了。”内疚、忿怒、悔恨和爱这许许多多情感在她心中激荡了好几周。每天,甚至 在氨基丙酸报道引起巨大反响的时日里,塔马尔也在思念沙伦,考虑显然已经无法 挽回的感情破裂。 她的报道发表第一周结束以后,塔马尔终于有可能安安稳稳地休息一整夜了。 然而,她却难以入睡。她的神经绷得太紧。她试着用沉思、音乐、作体操、看电视 等方法来催眠,都没有效果。她买了一瓶加利福尼亚红葡萄酒,想借酒使自己镇静 下来。她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的酒量不大,在圣菲这个海拔七千英尺的地方,饮酒尤其应当小心。我却 把瓶子里四分之三的酒都灌下去了。酒劲儿发作,我立刻昏昏入睡。 然而,第二天的后遗症却够呛。”圣菲办事处的编辑们科德尔和霍顿看到塔马 尔精疲力竭的样子,想让她休息一下,缓缓劲儿。他们建议让别人代替她搞一两天 报道,她坚决反对。 在这项报道成为全国性头版重要新闻以后,塔马尔隐隐约约感到,阿尔伯克基 总社鉴于这个报道十分重大,想让有经验的老手抓过去,最可能的是,交给专门搞 医疗问题的记者。没有任何编辑直截了当地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她承认,过度的 疲乏可能加重了她的自大狂。但是,她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所以她事先提醒她 的上司们:要想叫她把这项报道任务撒手,没有门儿。 “在圣菲办事处,要搞一项报道,有时需要力争才行,”她说。“给人这样一 种感觉:同阿尔伯克基总社的编辑部相比,我们这里是后娘养的、败将之兵、二等 公民。我们仍然被视为叛徒集团,好象我们是坐在暖气管道上,吸着可卡因,喝着 烈性酒,至少这是人们对圣菲办事处的看法。 “在阿尔伯克基,集体气氛非常之浓。编辑部的墙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桌子上只准放某些东西。没有人在编辑部大吼大叫。我们办事处使我喜欢的地方是, 一篇稿子出来,人人关心,都可以出点力。没有那么多你我之分,大家通心协力。 我认为,这可以使稿子写得更好。我喜欢这种气氛。 我不相信在阿尔伯克基也会是这样。那里的气氛是安静肃穆的,跟圣菲完全不 同。”塔马尔牢牢抓住这项报道任务。在以后的16 天里,她连续奋战,每晚睡觉 的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 她的编辑们说,他们理解塔马尔的心情,她担心更有经验的记者会抢走这项报 道任务。但他们一致认为,决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事实上,助理主编沃尔兹 也表示反对这样做。他不认识塔马尔,当她的报道最初发表时,对她的作品了解不 深。但是,几天之内,她就赢得了他的充分信任。 “她很讨人喜欢,富有幽默感,很好共事,”他说。“如果要找出一个词儿来 形容她的话,那就是坚持性。她办事,一往直前,不会轻易退缩。如果她认为有不 同答案的话,她就不会持否定态度。”关于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的病例的报道不断增 加。到11 月14 日为止,18个州的病例总数达81 个。单单是新墨西哥州,就有 30 例。这个数字迫使州的保健官员——其中有些人几天以前还指责塔马尔故意发 表“耸人听闻的新闻”——禁止出售或陈列氨基丙酸,违者将被罚款一百美元和监 禁六个月。 四天以后,即11 月18 日——科德尔把那本写着“神秘的病毒”几个字的笔 记本交给塔马尔的16 天之后,这个报道成为全国报纸的头版重要新闻。 促成这一点的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它发表了一份全国性通告,要求收回以氨 基丙酸作为主要成份的所有产品。此时,37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报道的嗜曙红细 胞增多症病例总数已达287 个。俄勒冈一位服用氨基丙酸的妇女已经死亡。 不到五个月,全美国报道的病例总数超过1500 个。其中63 人死亡。大部分 患者为服用这种食物补充剂的妇女。 12 月初,在塔马尔发表其重要报道一个月以后,她的生活渐趋正常。氨基丙 酸问题在新墨西哥州开始平静下来,实际上转移到了全国性报纸上。她终于找到了 一套不大的公寓,月租金为325 美元。她的汽车的保险单也恢复,这使她大大松了 一口气。同她姐姐沙伦的不和依然如故。但塔马尔不再失眠,也无需借酒镇静了。 为了表扬塔马尔的杰出工作成绩,《阿尔伯克基日报》的发行人汤普森·兰让 她乘他的私人专机到基韦斯特旅游度假一次,费用由公司承担,作为对她的奖励。 她接受了这次旅游,但却说了一些不知感恩的话。她说,她并不特别欣赏这样的旅 游,因为它有点不对头: “象这样的奖励对旅游代理人和房地产经纪人来说很适合,但对记者来说就不 见得恰当了。我们写报道,并不是为了得到奖励。”当塔马尔旅游后,回到圣菲时, 她又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阿尔伯克基日报》把她的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提 出来参加普利策奖金的竞选,还附了一封由报社主编杰拉尔德·克劳福德签署的 (实际上是由手下的工作人员罗德·德克尔特执笔写成的)正式推荐信。这封信概 述了塔马尔采访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的情况,最后说: 这个疑难病症的重要部分仍然没有解决——医务调查人员仍然不了解氨基丙酸 为什么会致病以及它是如何致病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没有塔马尔·斯 蒂贝尔的报道,数以百计的患有这种危及生命之病的人会继续服用这种食物补充剂 (医生们现在确信,正是这种补充剂导致他们生病),还有许多人会不知不觉地感 染上这种病。 新闻工作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新闻报道造成的旋风会使记者的生活发生巨 变。在这个重大的关头,塔马尔突然不知不觉地被卷进了同吉姆·德怀尔和克莱尔· 施皮格尔争夺1990 年普利策奖金的旋涡。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自然界的一场大风向塔马尔刮来。在圣菲和阿尔伯克基之 间的荒芜平原上,一阵冬季狂风骤起,把已经枯死的苋草连根卷起,随风飘荡,变 成了所谓的风滚草。它象一个体积很大、但重量很轻的球一样,飘行几周、几月之 久,把种子撒在广袤的平原上,直到4 月份为止。4 月的一个夜晚,另一场突然刮 起的暴风把风滚草吹向州际第二十五号公路,打到塔马尔·斯蒂贝尔驾驶的风驰电 掣的汽车的前灯上。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