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再度访问普利策奖金日 1990 年4 月12 日东部时间下午3 :05 美联社新闻稿开始出现在吉姆·德怀尔家里电脑的屏幕上,他的电脑通过调制 解调器同曼哈顿闹市区的《纽约新闻日报》联结在一起。象往常一样,每年普利策 奖一宣布,美联社就开始一段一段传发得奖人的消息: 美联社纽约电——报道旧金山海湾地区地震、“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轮漏 油事件和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主宰了今天的普利策新闻奖。 …… 吉姆看到了另一条报道戏剧奖的新闻稿。第二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奥古斯特· 威尔逊被当作一条大新闻。关于图书奖的一条单独新闻是以美籍古巴人奥斯卡·希 于洛斯获得小说奖开头的,他显然是获得此类普利策奖的第一个拉丁美洲裔人士。 14 项新闻奖,每一项作为一条单独新闻,连续出现在屏幕上。这种叫作“又 讯”的短消息只有一两段: 《圣何塞信使新闻》对10 月17 日地震的报道获得一般新闻报道奖,而奥克 兰《论坛报》关于地震造成的破坏情况的图片获得现场新闻摄影奖。 《论坛报》兴高采烈的工作人员给该报的头头们和编辑们喷洒香滨酒…… 当吉姆把电传纸卷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否可能成为新闻界的受虐狂者。他 知道他没有得奖。正如同3 月份他被告知他成为最终候选者一样,昨天他又被告知 他落选了。他的编辑唐纳德·福斯特打电话,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吉姆的妻子卡西。 不过,吉姆并不知道,奖金委员会没有怎么讨论,便就专题报道奖作出了决定。 据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说,主要是因为一些委员们遗憾地认为,吉姆的专栏文章应 当挪到评论奖类。但是,一谈到把他的作品放到评论奖类,又受阻于这一事实;委 员会已经决定把今年的评论奖授予《洛杉矶时报》的吉姆·默里。罗伯茨和克里斯 托弗都说,这次表决是举手一致通过的,没有人弃权。 吉姆此时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得奖。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盯着美联社的新闻时有 点发抖的原因。他希望得奖者,不管他是谁,一定有了不起的作品,实际上是难以 置信的好作品。只有这样的消息,才能使他过去24 小时产生的极大沮丧情绪有所 减轻。 东部时间下午12:05 当克莱尔·施皮格尔在曼哈顿海滩她的家坐在电视机前时,她感到极为失望, 因为有线新闻电视广播公司只字未提普利策奖金的事。她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 为这是文字新闻奖,而不是广播奖。有线新闻电视广播公司今天晚些时候将报道普 利策文学艺术奖,但是,新闻奖则受冷遇了。 克莱尔不断地调换频道,想在别的新闻节目中找到关于普利策奖金的消息,但 是,没有什么结果。 她感到失望,便关了电视。不过,克莱尔已经知道她的参赛作品的命运。 正象她在3 月份得知她成为最终候选人一样,昨天《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谢尔 比·科菲已经告诉她落选的消息。 如同吉姆·德怀尔一样,克莱尔也在找关于谁得奖的消息。 再没有比“象筛子一样泄露消息”更坏的话了。然而,描写普利策奖金系统漏 洞之多,则没有比这句话更切贴的了。作者询问了28 位新闻奖最终候选人,其中 21 人表示,在普利策奖金日正式宣布以前,他们已经得到消息了。这21 人中, 甚至包括奖金委员会主席的记者——《费城问询报》的吉尔伯特·高尔,他承认, 当他成为最终候选人时,他的编辑就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而当他的作品被选定授予 公共服务奖时,他又得到了消息。 这21 人中的另一人克莱尔·施皮格尔今天晚些时候必须带她的女儿莱斯利去 医生那里治肚子里的病。当她开着汽车,听车里的无线电时,她听到一则关于普利 策奖的消息,终于发现谁得奖,这正是她过去一个月来一直希望的。克莱尔后来告 诉人们,当她听到这个消息时,她的情绪立刻好起来。 东部时间下午1 :05 塔马尔·斯蒂贝尔在她的圣菲公寓里吃着犹太人逾越节的传统午餐填馅炖鱼和 未发酵的面包,想起车祸,仍然不寒而栗。她努力只考虑工作,把思想集中于今晚 她要去报道的县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但四天以前在25 号州际公路上发生的车祸, 或者说险些发生的车祸,依然萦绕脑际,不能不想。 她竭力想把那件事挤出脑外,然而,当时可怕的情景总是顽固地跳回来。每次 想到这里,她就不由得打颤。 上个星期天,在逾越节以前的一个狂风呼啸、没有月光的夜晚,塔马尔在高速 公路上驱车急奔阿尔伯克基,以便在机场接一位朋友。据她回忆,当时她的车速快 了一点儿,思想上又在考虑同她姐姐沙伦的不和,几天以后她的另一个姐姐卡里要 切除肿块,也使她担心。 塔马尔正在走神儿,突然一大堆鬼怪似的风滚草朝着她的汽车前灯袭来。大部 分南方人对风滚草已经习以为常,朝它直接开过去就是了。但塔马尔是纽约人,别 人曾对她讲过如何对付风滚草,她一慌,想不起了。惊恐之中,她本能地躲闪起来。 汽车失去了控制,左右摇晃三次,玻璃碎了,金属弯了,发出了揪心的咯吱声。 汽车毁坏了,停在高速公路的中线上。幸而没有同别的汽车相撞。塔马尔解开 安全带,从被毁的汽车中走出来。她居然连块皮都没有划破。 然而今天,每当她想到星期日晚上发生的事,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她拚命想恢 复心情的平静,因此,决定过逾越节,虽然她认为她的信仰介于“不可知论和无神 论之间”。在过去几天里,她在宗教的传统中找到了慰藉。她发誓本周绝不吃发酵 的面包。 当不谈车祸的时候,塔马尔又开始为她的两个姐姐发愁。沙伦仍然不跟她说话。 卡里预定今天下午切除胸部的肿块。塔马尔又打颤了,她开始默默地祈祷。 电话响了。她跳起来,神经开始紧张。 “祝贺你,”打电话的人说。塔马尔听出这是埃德·马雷诺的声音,他是美联 社驻圣菲的记者。 “多谢,”她回答说,多少有点不高兴。塔马尔认为,埃德打电话,大概是嘲 笑她的车祸吧。 “现在我想你在报社将有自己的停车场了,”他开玩笑说。 “太有趣了,埃德,”她说,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到他是具有幽默感的。 “你还没有听到?”他问。“你得了普利策奖。”他说,这是新墨西哥州的报 纸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要写一篇报道,请她讲几句话。塔马尔认为,埃德是在 开玩笑,她生气了。她要去上班了。 但他坚持说,这是真的,并开始把美联社的新闻稿念给她听。她仍然认为,他 是在残酷地作弄她。这时,电话机上等待呼叫的装置响了。 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打来的电话,一位记者要她谈谈她是如何写出 获得普利策奖的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的。 现在,塔马尔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感到吃惊。她对记者说,她还没想好,便 又拨回同埃德谈话。 “埃德,现在我不可能同你谈。我要去了解一下,是否我应当先同我自己的报 纸谈,”她说着,就挂了电话。 后来她认识到,这样的反应是愚蠢的,她得向埃德·马雷诺赔礼道歉。 但此刻,她的头脑不是按通常的方式处理信息的。 晕头转向的塔马尔冲出门外,奔向办公室。途中,她在邮局停留了一会儿,汇 一笔早就该汇的钱。在邮局时,她发现自己的裙子上有污渍。“天哪,”她自言自 语道。“如果人家给我拍照,这象什么话?”她又回家,换一身比较整齐干净的衣 服——一条较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件有腰带的白色丝衬衫。当她正要迈出房门时, 电话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 第一位来电话的是塔马尔的地方新闻编辑主任霍华德·霍顿,他高兴的不得了, 使塔马尔感到好笑。霍顿这位编辑主任平常是一个热情不外露的人。 接着打来电话的是办事处的主编蒂姆·科德尔,他在氨基丙酸的报道中起了关 键作用。 “不错嘛,”他没有说出“普利策奖”几个字。 “天哪,”塔马尔说,“你会相信吗?”“当然啦,”科德尔回答说。他是一 位非常冷静的主编,几乎变成了耶稣会教士。 还有一些电话:一位好朋友的、一位记者同事的,还有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尼 尔·雅各布斯。 “该死的,快来这儿,”雅各布斯说。“大家都等着你呢!”现在一切都清楚 了。塔马尔决定给纽约的父母亲打电话,以便让他们直接从她的口里听到这个消息。 她的母亲在帕特南县皮克斯基尔家中接的电话,听到此事后尖叫了起来。她的父亲 在曼哈顿办公室听到电话后,感情颇为激动,亲切地对她说:“这足以弥补你过去 给我们造成的许多tsuris(意第绪语:烦恼)了。”塔马尔停了一会儿,使自己激 动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出去坐进她本周一直使用的租来的汽车,直奔办公室。这 一英里半的行程,使她可以利用这段短暂的宝贵时间深深地呼口气。 下午2 :15 当镇静自若的塔马尔·斯蒂贝尔踏进圣菲闹市区《阿尔伯克基日报》办事处的 大门时,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鼓掌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甚至地方新闻编辑主 任霍顿也到场,他通常是4 点钟才来。 有人带来了几瓶香槟酒和一些塑料杯。人们拥抱塔马尔,向她表示祝贺。与此 同时,香槟酒的软木塞子砰砰地打开,充满泡沫的酒汩汩流淌出来。 象大多数现代报纸一样,《阿尔伯克基日报》也是严格禁止在上班时间饮酒的。 希尔迪·约翰逊和《前方报》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职工在午餐时喝啤 酒,就可能被解雇。但是,普利策奖金日则例外,这一天编辑、记者可以公开地在 编辑部开怀畅饮,而不必担心失去工作。 此时此刻,全国另外13 家报纸的编辑部也在举行类似的普利策奖金庆祝会。 最狂欢的恐怕要数奥克兰和圣何塞的两家报纸了,它们的全体员工共同分享了报道 地震所获得的奖。但是,当湾区记者饮酒庆祝自己发往全世界的地震图片获奖时, 别人却怀疑如此欣喜若狂的庆功是否适宜,因为这种奖是以两千多人丧生的巨大天 灾为背景的。 不过,《阿尔伯克基日报》的庆功则不那么残忍。氨基丙酸的报道拯救了人的 生命。这的确值得庆贺。 然而,塔马尔却没有喝酒。她正在吃药,医生说,这种药不能同酒混在一起。 在只有12 人的这个小小办事处里,庆祝会开得热热闹闹、真心诚意。 他们当然是为塔马尔而高兴。但他们也为这个办事处、为他们自称的“北方日 报”而兴高采烈。 “在我报道氨基丙酸期间,有四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帮我顶班,”塔马尔后来说。 “这就是办事处的风格。你工作时间很长,写很多报道,绞尽脑汁;但如果需要帮 助别人,也会欣然去做。所以获得此奖,实际上造成了全体工作人员‘大家共同完 成’的气氛。”办事处职工觉得,总社把他们这些在前哨基地工作的人当作二等公 民。 他们说,由于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办事处的地位比总社编辑部要低。所以荣获 普利策奖,对他们这些在“北方日报”工作的人来说,特别感到幸福。 正当圣菲浸沉在高高兴兴的欢庆气氛中时,阿尔伯克基总社来了电话。 高级领导人希望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立即到总社编辑部。 下午3 :20 摄影记者尼尔·雅各布斯驱车60 英里,把塔马尔从圣菲送到阿尔伯克基。途 中,他们在汽车里接了个电话。这是新墨西哥州长加雷·卡拉瑟斯打来的。他祝贺 塔马尔成为新墨西哥州的第一位普利策奖金获得者。他对她开玩笑说: “现在,你该要求他们大大提高你的工资呀,是不是?”“是啊,州长,”她 回敬说,“我觉得,如果你要求他们给我大大提高工资,那会更有份量得多。”他 笑了。“你告诉他们,加雷·卡拉瑟斯说,他们应当把你的工资增加一倍。”并没 有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公司把塔马尔的3000 美元奖金翻了一番,增加到6000 美元。这已经成为报界的一种普遍传统,这是对下述看法的一种反应:普利策奖金 的票面价值未能完全跟上多年来通货膨胀幅度。 下午3 :45 塔马尔和雅各布斯把汽车停在《阿尔伯克基日报》停车场,从汽车里走出来时, 她感到有点紧张。两位摄影记者等在那里,她走向办公大楼时,给她拍了照片。其 中一人拿着摄像机追踪她。她笑了,觉得有点好笑。 不过,对她如此注意,反而使她不自在。她喜欢参加聚会,同人们聊聊。 但她讨厌成为注意的中心。一想到要当众讲话,她就发愣。那简直是活受罪。 塔马尔走进编辑部时,全场起立,欢呼鼓掌。这里的人比圣菲要多得多。 阿尔伯克基有一百多人。塔马尔几乎全都不认得他们。 许多人走到塔马尔跟前,轮流拥抱她。其中包括主编杰拉尔德·克劳福德、副 主编肯特·沃尔兹、编辑主任罗德·德克尔特,以及其他一些人。拥抱之后,是一 阵尴尬的沉默。 “你们是不是等我讲话?”塔马尔问。 当然是啦。她最害怕的事情终于来到了。 她深深地吸口气,然后轻声轻语地说,这个奖实际上至少有一半归功于主编蒂 姆·科德尔,首先是他把氨基丙酸的报道任务交给她,在工作中给了她很多帮助。 “这是两个人完成的任务,”她对大家说。“我将把奖金的一半给蒂姆。 如果他不接受,我将把它捐献给他喜欢的慈善事业或类似的事业”正当她讲话 的时候,科德尔走了进来。她一看到他,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她不得不停下来。 她和科德尔拥抱在一起。此时无言胜有言。 有人用餐车推进一块大蛋糕和葡萄汁。一个小小的聚会就这样开始了。 许多工作人员走过去向塔马尔表示祝贺,然后拿些蛋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当塔马尔认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庆祝会时,她更加不安了。这里的工作人 员很少有人同她讲过话。他们不认识她。他们并不真正为她而高兴。 他们可能甚至有几分妒意呢。不管他们怎么想吧,反正塔马尔在这里感受不到 她在圣菲同事中间那种欢快的情绪。 总社所选择的饮料就鲜明地显示了阿尔伯克基和圣菲之间的差别。总社的庆祝, 用的是葡萄汁。圣菲的欢庆,饮的是香槟。阿尔伯克基严格遵守公司的规定,感情 是有节制的。圣菲为获得普利策奖而狂欢起来,办公室的一些规章制度,全然不顾 了。 塔马尔向阿尔伯克基的编辑们表示歉意,她不能吃蛋糕,她解释说,因为那是 发过酵的。听到此话,该报的艺术记者戴维·斯坦伯格朝塔马尔走过来。 “喂,”他说,“我在犹太教法典中看到,逾越节不能吃发酵的东西。 但获得普利策奖,是可以例外的,你可以吃。”阿尔伯克基三家电视台的工作 人员来了,都想现场采访塔马尔。 当她接受采访时,她的头脑简直发呆。三家电视台的记者都问她,在获得令人 羡慕的普利策奖以后,将来有什么打算。 “这个嘛,”她说,“今晚我要去报道县里的养狗许可证听证会。但是,有朝 一日,我希望能够成为《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过后,塔马尔责备自己不该提 《纽约时报》的事。她的上司听了,该有何想法?然而,那是她的真实思想。而她 一贯是努力讲真话的。 《阿尔伯克基日报》自己也派了一位记者采访塔马尔,给该报写一篇关于获奖 的报道。这篇报道在第二天上午见报,刊登在头版上方,占四栏篇幅,带花边。文 字报道配有一张彩色图片,画面上塔马尔和蒂姆·科德尔互相帮助打开一瓶葡萄汁。 画面的前面是一块大蛋糕和几瓶葡萄汁,瓶面贴的“韦尔奇造”标签精心地对准镜 头。大标题的文字直截了当:“本报记者获得普利策奖”。 该市另一家报纸《阿尔伯克基论坛报》今晚出报,报道的调子低沉得多,也极 不显眼。这类报道说明了新闻奖的一个普遍真理:得奖者当作大事来报道,落选者 一笔带过。 每年这一天,那些通常满嘴职业道德的报纸头头们在24 小时内暂时停止了他 们的客观评判力。 塔马尔又熬过了两次采访,其中的一次是美联社记者埃德·马雷诺的采访。塔 尔马对早些时候给他吃闭门羹,表示道歉。接着,报社请她把明天在头版刊出的《 阿尔伯克基日报》记者的报道过一下目。这次,塔马尔表示满意,“斯蒂贝尔”拼 写正确。 下午6 :15 阿尔伯克基的头头们没有说今晚有宴请活动,这倒使塔马尔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急切地想回圣菲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去县里采访听证会。 尼尔·雅各布斯等着,同样急于回家。他也意识到,普利策奖金庆祝活动,至 少在阿尔伯克基,算是正式结束了。 下午7 :15 当塔马尔回到圣菲办事处的办公室时,她惊奇地发现有一大堆鲜花,有许多是 全国各地的朋友送来的,还有许多是来自商界和专业公司。在这些鲜花中有24 支 长茎玫瑰花,那是《阿尔伯克基日报》的发行人汤普森·兰送来的。 等待着她的,还有几十个电话祝贺以及一些礼品。例如,阿尔伯克基的工作人 员送给她一种叫作“健身熊”的玩艺儿,让塔马尔在适当的时候捏捏。 艺术批评家戴维·斯坦伯格送给她一些未发酵的面包和一本关于燔祭的著作。 塔马尔在参加听证会以前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她尽量做一些在忙乱的日子里堆 集起来的工作。办事处的地方新闻编辑主任霍华德·霍顿看见她,走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在参加今晚的听证会以前,至少完成一篇报道,”她回答 说。 “不,不必了,”他说。 霍顿让她忘了养狗许可证听证会吧。“这类新闻以后有的是,”他说,“但是 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获得一次普利策奖呢?”他叫她穿好上衣。他们一块出 去接受他所说的“饮酒治疗”去。 “我不能喝酒,”她说。 “我能,”他回答说。 一些记者和朋友跟着他们去闹市区的一个名叫“桃红庵”的酒吧间。 东部时间下午9 :15 此时,吉姆和卡西·德怀尔正在曼哈顿索霍的斯普林街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 同一位朋友安静地共进晚餐。 吉姆本来差一点儿就得到了普利策奖金的荣誉,然而竟落选,因此,心情略有 不快。吃顿意大利美餐,总是可以提精神的,尤其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更是如 此。 意想不到,他的母亲今晚也帮助他振作起来。当他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是 谁击败了他时,他的当护士的母亲玛丽·德怀尔惊叫了起来:“噢,氨基丙酸。那 个报道了不起啊!” 东部时间下午6 :15 但是,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城镇曼哈顿海滩,克莱尔·施皮格尔今晚却未能象吉 姆·德怀尔那样成功地克服自己的失望情绪。 当塔马尔去接受“饮酒治疗”、吉姆用索霍的锥形奶油面卷治疗心灵创伤的时 候,克莱尔正在家里轮番地给她的丈夫布雷德和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克莱尔和布 雷德正出价想在帕萨迪纳购买一幢房子。 克莱尔拚死拚活地想弄到那个住处。那是一幢古老、宽敞的英国式庄园,占地 一英亩,离洛杉矶商业区只有15 分钟的路程,比她目前的乘车时间少三分之一。 住在那里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做到工作和照顾家务两不误。 “哎呀,”她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在普利策奖金上输了;今晚,我在我 们非常想得到的房子上可能也要输。”克莱尔还从来没有如此情绪低沉过。 1990 年4 月13 日东部时间上午3 :30 4 月13 日星期五,即普利策奖金日的第二天,塔马尔·斯蒂贝尔终于上床睡 觉。她和她的报社同事们结束了在“桃红庵”的饮酒,把这个聚会挪到一个私人家 庭继续举行。晚些时候在圣菲办事处的办公室还有一些值得纪念的余兴,但那不是 为了塔马尔·斯蒂贝尔。她仅仅喝了一些矿泉水。 在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塔马尔变得精疲力竭。她发现她难以入睡。 她躺在黑暗中,凝视着天花板,感到她的身体在经历了她一生中最难以置信的 一天后象腾云驾雾似的。过去二十四小时的种种事情、形象和情绪,象电影般地一 幕幕闪现在她的脑海里。 埃德·马雷诺的电话,她母亲的尖叫,她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姐姐卡里的 电话,阿尔伯克基紧张的聚会,圣菲的热烈场面,风滚草,汽车的摇晃,逾越节, 同她不说话的姐姐沙伦再也没有音信。 塔马尔又浑身起鸡皮疙瘩。她努力克制自己的烦闷情绪。“我哪儿出毛病了?” 她问自己。塔马尔现在还说不清楚。她正在经历着普利策奖金以后的初期忧郁症。 象其他得这种病症的人一样,她感觉不到幸福,她哭不出来,她弄不清自己的情绪。 她不断想起沙伦。毛病就出在这里,塔马尔想。她需要同沙伦谈谈,但她不知 如何同她谈。如果沙伦愿意谈,她该说些什么。 塔马尔在黑暗中想象着电话的刺耳声音。电话线的另一端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来吧,塔马尔。我一向知道你是与众不同的。我爱你。”这想象中的声音就是沙 伦的声音。然后,在塔马尔的想象中,她终于让这个声音消失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