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预料之中的判决 1937 年1 月28 日下午4 时,维辛斯基开始发表他的长篇起诉词。经过在莫 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的亮相和表演之后,他变得更加老练、成熟,从而也更加厚 颜无耻。他几乎已经接近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维辛斯基形象”,一个挂 着共产党员招牌、满口革命词藻、蛮横跋扈的诡辩士。 像在第一次公开审判时一样,他作为检察长,根本没有也不打算用实际证据包 括物证来证明“平行中心”和每个被告的罪行,整篇讲话除了耸人听闻的罪名的罗 列和堆砌外,便是对领袖的肉麻的吹捧和对被告的肆意的谩骂和贬斥。使人感到惊 奇的是,他作为一名检察官,居然在挖掘和运用词汇和词语相当丰富的俄语中,有 如此高的造诣和本事,能把各种各样的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随时抖落出来,劈 头盖脸地倾泻到被告头上,运用自如,游刃有余。 他首先用几句话概括地表明了对被告的评价,说他们代表了堕落的深渊、道德 和政治沦丧的极限和最终表现、犯罪的可怕的极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被称为托 洛茨基破坏、恐怖和阴谋集团的人,进行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党和反对列宁和列宁 主义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他们似乎从开始跟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的 时候,就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罪犯、匪帮、破 坏分子、暗杀者、间谍。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这些曾举着军刀向敌人营垒冲锋的 人,却比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子、米留可夫分子还要堕落、凶恶和卑鄙。这些 人为什么和怎么变成如此凶恶的敌人呢?维辛斯基没有去解释和说明。但是,他立 即转换成颂扬的口吻说,斯大林的预言已经完全变成现实,因为斯大林曾说过托洛 茨基主义已经变成法西斯主义,而现实生活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确已彻底地和无可 挽回地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狂。 自诩为无产阶级法律学家的维辛斯基在任意咒骂被告的时候,除了重复列举被 告的只有思想而没有行动的口供外,举不出一件可称为事实的罪证。 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面前的所谓间谍时,无意中露出了破绽,因为他根本不清 楚他们是不是间谍。 “就是这个拉泰恰克,他就坐在被告席的右边,一副沉恩的样子。他不知是个 德国间谍呢,还是个波兰间谍,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他是个间谍,这一点 是不可能有疑问的。那么他应该算什么呢?撤谎者和骗子。”(35) 可是,这完全不妨碍维辛斯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对被告罪行的审定是严肃 的,这种严肃性是资产阶级法庭所没有的。 “我们借助于技术鉴定对被告本人的供词进行了检查。虽然我们知道欧洲一些 国家的法律中,被告对自己罪过的承认被认为相当可靠而已经不必再对其罪过进行 怀疑时,法庭认为自己有权不再对这些供词进行检验,但我们仍为了恪守绝对客观 的原则,甚至在已具有罪犯本人的供词的情况下,仍对供词进行了技术方面的检验。 无论是关于11 月7 日的爆炸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矿的矿山失火案,还是关于卡 麦罗沃联合企业的失火和爆炸案,检验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检验肯定了对恶毒的 阴谋存在不可能有什么疑义。”(36) 前文已经叙述调查和技术鉴定进行的情况,那不过是做一做官样文章。奉命下 去调查的人不过是走过场似地下去跑一圈,按照上级的意图以调查和专家组的名义 给事故贴上“阴谋破坏”的标签。调查组的人根本不敢当真地调查,发现了疑点也 不敢秉公报告。不过,即使他们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审判的组织者也可以不 接受,可以销毁这样的鉴定,可以重新委派调查组,甚至可以根本不去做什么检验, 而径直宣布技术鉴定的结论。法庭的听众和法庭以外的人民,有谁敢于或有权力去 检查鉴定是否存在和鉴定的真伪呢?就连可憎的维辛斯基,他也未必敢于对明知是 假案的案件说个“不”字。名义上代表人民的法律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甚至变成了 反人民的东西。法律变成了一些人手中的政治工具和娼妓时,法律的可悲之处就在 于此。 可是,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就连这样徒有其名的调查和检验实际上也是不需 要的。因为,按照他的所谓理论,作为刑法的灵魂的物证,是可有可无的,而涉及 阴谋的案件则根本不需要物证。他在谈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缺乏物证的情况时说: “被告们的行动是他们自己实施的不过,从法律要求的观点看,我们手中有什么证 据呢? 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阴谋,是您说的,但是您的材料在哪里呢? 我敢于 肯定他说,依照刑事诉讼科学的基本要求,有关阴谋的案件中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提 出的。”(37) 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卖办地耍弄着蛊惑人心的言辞,以图煽动人们对被告的憎 恨。“他们爆炸矿井,焚烧车间,颠覆火车,残害和杀害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我 们国家的儿女。戈尔洛夫斯克氮肥厂的800 多名工人通过《真理报》报告了因破坏 分子的叛卖行动而死去的这个厂的优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请看这些死者的名单: 卢尼奥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1902 年生;尤金,一个有才干的工程师,1913 年生;库尔金,共青团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23 岁;斯特列尔尼科娃,女突击 手,1913 年生;莫谢伊茨,突击手,也是1913 年生。这是被杀害的。受伤的人 有十多个。马克西缅科被害了,他是个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了生产指标的125 —150 %;涅米欣,一个优秀的突击手,他牺牲了10 天的休假,下到了‘中心矿 ’的井底,可是有人在那里等着他,把他害死了;爆破工尤里耶夫也被打死了,他 曾参加与中国白匪的战斗;兰宁被打死了,他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老矿工,等等, 等等。”(38) 维辛斯基在谴责和肆意咒骂那些已被害死和正在受审的革命家时,没有忘记贯 彻上司的意图,即把大清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进行下去。他明确指出,第一次公 开审判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都隐瞒了自己的重大罪行,审判不能就此止步。他 说:“托一季联合中心”的被告曾发誓说出了全部真相,但是后来对他们犯罪的细 节进行分析时,到处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谈到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维辛 斯基断言他们连自己罪行的一半也没有说出来。维辛斯基虽然没在审判庭公开宣布 下一步的清洗目标是布哈林、李可夫的右倾反对派集团,但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暗 示。他点出了皮达可夫1918年所谓与社会革命党人谈到逮捕列宁从而实现政变的罪 行,暗示了布哈林及其“左派共产主义者”因同样“罪行”将被揭露。为了明确暗 示下一步将清洗布哈林,维辛斯基引证了索科利尼科夫关于所有反对派是统一的供 词。当然,这样的供词是由内务部制造出来的,供词并不代表被告的本意,而是代 表了内务部的意图。雅哥达、叶若夫、维辛斯基等善于通过被告的嘴表达他们要达 到的意图。索科利尼科夫被引证的供词说,早在1932 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 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就在以前被认为是右倾反对派的纲领上基本达成一致。这就是 以上三个反对派共同遵守的纲领性方针:柳金纲领。 “柳金案件”在前文中多次提到,它就是1932 年9 月由国家安全总局进行审 讯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这个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是:马尔捷米扬· 尼基季奇·柳金,191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莫 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勤于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是 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39)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1906 年入党, 1932 年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工农检察院的领导人;1918 年人党的帕维尔·安德 里阿诺维奇·加尔金,1932 年任莫斯科印刷联合公司第26 印刷厂厂长。 以他们三人为首,出于对斯大林粗暴破坏党内民主、背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 主义原则和行政命令体制的不满,而于1932 年夏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确实是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组织。由他们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散发的《致联共(布) 全体党员书》中提出的党的迫切任务是: 1.废除斯大林及其集团的专政。 2.立即撤销党的机构的全部领导人,规定进行基于真正党内民主的党的机构的 选举,以建立避免篡位者的坚强的组织保障。 3.立即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4.立即坚决使党在所有问题上回到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40) “呼吁书”中说,“列宁对斯大林的担心,关于他不守纪律、不老实和不诚恳, 关于他不会使用权力的担心,完全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及其集团毁坏着共产主义事 业,应当尽快地结束斯大林的领导。”(41) “联盟”的纲领,即后来被称为《柳金纲领》的是一个长达167 页的理论文件。 它的题目是《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根据柳金在受审时提供的材料,《 纲领》分以下部分:1.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2.斯大林——一个无原则 的政客;3.斯大林——一个诡辩家;4.作为领袖的斯大林;5.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6.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7.简单的、扩大的再生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8.关于 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9.列宁主义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10. 从以往年代看党内 斗争的教训;11·对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苏联当前状况的观点的评价;12. 共产国际 的危机;13. 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经济危机,党的危机,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传送带的危机)。 从“联盟”的这两个文件看,它确实是反斯大林的。但其中没有任何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反党的内容。在1932 年联盟成员受审期间直到柳 金1937 年1 月被处死,虽然国家安全总局经过许多努力,也未找到关于联盟反党 和反革命的言论和活动的材料,其中包括奉命竭力要寻找的进行谋杀党的领导人的 恐怖活动的材料。相反,从侦查得到的材料证明了“联盟”成员在“联盟”的文件 中申明的立场,即“联盟”是联共(布)的一部分,“它没有不同于党员群众和工 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相反,它将只是最坚决彻底地表达和捍卫这些利益。它与之 对立的不是党,只是斯大林及其集团。”(42) 柳金和他的“联盟”的立场和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唯一一点在当时可 以认为应受到指责的,是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所采取的方式,即背着党中央向党内呼 吁和秘密串连的方式,这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但这是在缺乏党内民主和高压政 策下党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方式。参加“联盟”的人正是遭到了这种高压政策的镇压。 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被消灭的人,代表了当时苏联党和人 民的真正利益。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当然远远比不上后来被公开审判的反对派领袖, 尤其是布哈林。但是可以说,他们是苏联党20 年代的正确路线的最后一批坚持者, 是30 年代斯大林错误路线的最早一批坚定的反对者。基于历史的正义和对事物的 全面评价,苏联最高法院1988 年6 月13 日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成员的判决,1988 年12 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柳金的党籍。 历史已经为柳金和“柳金纲领”正名。我们用一些篇幅阐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 :即使当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原反对派首领与柳金和柳金纲领有牵连,也不能 说明他们有问题,因为柳金和柳金纲领不是反党的和反革命的。 这是其一;其二,维辛斯基在法庭引用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说,还在1932年, 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就在柳金纲领上达成了一致。 这一说法完全是捏造,是别有用心的恶意的攻击。因为柳金当时在制定自己的 纲领时,主张向全党呼吁,反对依靠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从柳金被捕到被处决, 内务部在长达几年时间的侦查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组织上的联系。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拉诺夫仅仅作为被动的客体,接受过“联盟”散 发的文件。而当时布哈林根本不在莫斯科,不可能接受文件。只有所谓“布哈林学 派”的两个知名人物阿·斯列普科夫和д·马列茨基接受了散发的文件。至于“托 一季联合中心”中的托洛茨基一翼的被告,甚至连与柳金集团联系的口供都没有。 内务部在审讯柳金时,曾让柳金交待幕后支持者,除了得到柳金义正词严的驳斥外, 一无所获。柳金在1932 年9 月28 日受审时严正声明:“我背后没有策动者,过 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本人是组织的策动者,是组织的首领。是我一个人写下了 纲领和呼吁书的全文。”(43) 1937 年1 月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乌尔里赫的主持和维辛斯基参加 下,通过了按1934 年12 月1 日法令秘密审判柳金的决定。第二天即1 月10 日 匆忙召开的对柳金的只有40 分钟的秘密审判会上,柳金不承认自己有罪,拒绝回 答问题。他懂得,他早已预料到的时刻已经来临。还在两年多以前,他从狱中寄给 妻子和儿女的一封信中就说:“不要忘记一点,即我们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年代。现 在比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刻’。谁也不 能担保明天他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他的亲人将会发生什么事。”(44)柳 金站在法庭上,懂得那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但他仍拒绝屈服。 法庭做了形式主义的审判,认定他多年来积极从事反对联共(布)领导的活动,他 是建立的反革命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法庭宣布柳金的上述罪行 时,甚至无中生有他说:“柳金领导了一个蓄谋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采 取恐怖行动的恐怖集团,表示过他本人参加谋杀斯大林的意图。”(45)柳金当天 被处决。 在柳金纲领已作为反革命纲领,柳金本人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首领刚刚被处决之 后,维辛斯基公开把右倾反对派即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柳金和柳金纲领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给他们的问题定了性,并且预示他 们不久将遭受柳金同样的命运。 在发表起诉词的最后,被招降纳叛当上了总检察长的前临时政府官员维辛斯基, 居然压抑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高声地控诉起来:“我不是一个人! 尽管死者已被埋葬,但他们现在与我一起站在这里,指着这个被告席,指着你 们被告们,他们用他们在坟墓中已经腐烂的手指着你们。是你们把他们送入坟墓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控诉!我与我国的全体人民一起控诉,控诉重大的罪犯,这 些人他们只应该受到一种惩罚:枪毙,毁灭!”(46) 第二次公开审判与第一次不同,一些年轻的被告有辩护律师。但这不是本来意 义上的辩护律师,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比如,辩护律师布劳德在开始辩护之前作 了这么一段表白:“法官同志,我不准备向你们掩饰辩护人在这一案件中所处的极 其困难的、从没有先例的艰难处境。法官同志,须知辩护人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儿子, 他也是伟大苏联的公民,因此,那种巨大的愤懑、憎恨和震惊的感情,现在笼罩着 我们从大人到小孩的全国人民的感情,检察长如此鲜明地表现在自己讲话中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辩护人也不可能感觉异样的”(47) 辩护人这样的表白是自然的,因为辩护人是由法庭认可甚至直接由它挑选的。 不论辩护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产生的,他却像法官和听众一样受到一种巨大的政治上 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站在反革命一方的被告 划清政治界限,并且不敢对法庭的审判提出些许疑义。 不然的话,他也会很快坐到被告席上。因此,辩护人的所谓辩护不过是对检察 官的起诉简单地表示同意,完成这一徒具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已。布劳德在开始所谓 的辩护后,对检察长的起诉表示了完全的同意,认为所有的事实都已得到了证实。 他甚至完全同意检察长对案件的政治和道义的评价。 辩护结束以后,被告开始作最终陈述。第一个是皮达可夫,他满脸颓丧。 他的最终陈述很短。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去。 他已经对面前的所谓法庭和审判及身处幕后的审判组织者完全绝望,懒于再说什么, 只求以自己的牺牲去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没有谴责法庭,而是谴责自己在法 庭上的行为,在临终之前仍表达出对一个革命者不应有的怯懦和屈服的悔恨,从而 曲折地表达了对审判的抗议。他的话充满了悲枪,感人肺腑。他说:“法庭判处的 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给的惩罚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 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 失去了自己。”(48) 与皮达可夫的最后陈述比起来,拉狄克的可算是长篇大论了。直到这时,他也 没失去他独有的夸夸其谈的风格。首先,他承认了对他的指控:“一个具有理智的 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寻找理由为自己开 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35 年的人,既然承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 不可能再用什么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 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 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49)但是,拉狄克不愧是一个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记 者。他对托洛茨基及左右被告进行谴责的同时,几乎令人察觉不到地抛出了一些模 棱两可,语义双关的看法,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审判的异议。他说:“可是当我看到 关于奥利别尔格的材料时,我就问别人谁知道有没有奥利别尔格这个人,而没有一 个人知道,于是我就明白了,原来托洛茨基除了受过他的学派训练的干部之外,还 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受过德国法西斯教育的特务组织。”(50)这一段话以特有的机 智否认了“平行中心”的间谍活动罪,否定了他和其他被告与德国谍报组织的联系。 不仅如此,拉狄克手下忽高忽低跳动的琴键突然奏出了他自受审以来的最强音,它 表达了拉狄克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思想,他真实的感情和立场。 他几乎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整个审判和整个案件赖以存在的根据发出了挑战。 他提醒法庭说,整个案件和审判都是建筑在他和皮达可夫的供词上,而缺乏必 要的定罪证据这是个事实。“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个事实呢?对于这个事实来说, 有两个人的供词:我的供词,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信件(可惜它们被销毁了), 还有皮达可夫的供词,他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的所有别的供词,它们都是 以我们的供词为根据的。如果你们是与纯粹的刑事犯罪分子、间谍打交道,那么你 们根据什么能够建立你们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人说的是事实,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呢?”(51) 拉狄克毕竟是拉狄克。在“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中,他的分析和表达能力为 别人所不及。所有的人都缺乏他运用自如的生动、明快和犀利的言辞。 不过,在向法庭屈服和效劳方面,别人也没有他的琴键跳动得那么远。他除了 有力地谴责托洛茨基外,还特别地指出,还有许多1/2 托洛茨基分子、1/4 托洛茨 基分子、1/8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虽然不知道恐怖组织的存在,但是同情和帮助过 反革命的阴谋中心,他们由于自由主义而反对党,从而帮助了反革命的阴谋中心。 而且,他在自己最后的陈述中,再次给他在受审期间留下的可以说是他的污点添墨 加彩。他用明确的语言“揭露”说,布哈林的罪过和他一样,布哈林领导了另一个 恐怖组织。当然,没有拉狄克的“揭发”,内务部也会找到别人扮演这种角色。实 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中,已经不只是拉狄克一人充当了内务部和检察院 诬陷布哈林的人选。而且,即使没有别人的诬陷,内务部照样可以把任何人打成反 革命。但是,拉狄克对布哈林的诬陷至少可以认为是他向法庭屈服的表现。 其他被告的发言没有什么特色。德罗布尼斯、穆拉洛夫、博古斯拉夫斯基谈到 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和光辉的历史。素科利尼科夫发言很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发 言则很短。许多人都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攻击,而阿诺尔德则强调了自己政治上的不 进步。 1937 年1 月30 日凌晨3 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对“反苏托洛茨基 中心”的判决书。判决书是违反法律规定,于1937 年1 月28 日,即审讯结束前 的两天拟定的。判决书拟定后,同样违反法律规定,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乌尔 里赫呈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暨叶若夫审核。这一判决书与最后在法庭上宣布的 判决书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它一律将被告判处死刑。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说, 1933 年,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成立的同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其成员有皮达可夫、 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这个“平行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要 推翻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为此,该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破坏、间谍和恐怖活动。为了领导他们的阴谋破坏 活动,该中心在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地方中心机构,其中,按照皮达可夫的指 示在新西伯利亚市成立了西西伯利亚中心。反革命中心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 扰乱生产计划,降低产品质量,在工厂、矿山制造火灾和爆炸,颠覆火车,破坏铁 路等。另外,反革命中心的成员还充当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的间谍,建立了一些旨 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集团。 判决书宣称,“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对他们的所谓罪行供认不 讳。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的有关规定,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 布尼斯、利夫希茨、博古斯拉夫斯基、克尼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舍斯托夫、 图罗克、普申、格拉舍被判处枪决。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瓦西里耶 夫)被判处10 年监禁,斯特罗伊洛夫被判处8 年监禁。 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未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罪恶活动的组织 和执行。另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体现根据认罪态度好坏给予区别对待的政策。拉 狄克听到判决后,露出轻松的神态。他扭头看了看其他被告,耸了耸肩,负疚地笑 了笑,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运。关于拉狄克的命运流行着一些传说。据 说,他在乌拉尔服刑,一人孤处,似乎是软禁,条件比较舒适。也有人说,拉狄克 被流放到北方的劳改营,在那里被刑事犯打死了。还有关于拉狄克并没有死的种种 传说,甚至有的人说1956 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由拉狄克起草的。据《苏共中 央公报》1989 年第9 期所公布的材料,阿诺尔德和斯特罗伊洛夫1941 年被秘密 处决,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于1939 年5 月被同狱犯人打死。显然,这是内务部 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杀人灭口的办法。 宣布判决的时候,出席审判会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以及聚集在联 盟宫周围的群众,一片欢呼,拥护判决。第二天,赫鲁晓夫领导的莫斯科市委在红 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表示拥护“严厉的但是公正的审判”。当时莫斯科 是零下27℃的严寒,但仍有2000 多人聚集在红场上倾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的 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的人们举着标语牌,要求立即执行判决。当局“顺应” 民意,如期执行判决,又一批革命者惨遭杀害。 “平行中心”被告的亲属受到了株连。德罗布尼斯、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妻子蹲 了劳改营,甚至拉狄克的妻子和女儿也被推进劳改营。 许多在公开审判时同样被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重要成员的人没有出庭,而且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是在当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们被秘密处决了。比如老 布尔什维克别洛博罗多夫,他就是当初签署乌拉尔苏维埃关于枪毙沙皇一家的决议 的人。公开审判时提到他,但是没有让他出庭。另外,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乌格拉诺夫等大人物在公开审判时被提到过,但以后便杳无音讯。 1937 年1 月28 日,《真理报》登载一条消息:叶若夫被授予国家安全总政 委的称号,同时登载了叶若夫被修饰过的相片。当此之时,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嗜血成性的侏儒,是何等地荣耀。注释: ①《1937 年的农村来信》,载《共产党人》杂志1990 年第1 期,第94页。 ②《大恐怖》,第168 页。 ③《大恐怖》,第168 —169 页。 ④《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第96—97 页。 ⑤《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第97 页。 ⑥《大恐怖》,第169 —170 页。 ⑦⑧《斯大林的杰作》,第103 、99 页。 ⑨《斯大林的杰作》,第97 页。 ⑩《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14 页。(11)《大恐怖》. 第170 页。 (12)《斯大林的杰作》,第103 页。 (1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14 —215 页。 (14)《大恐怖》,第171 页。(15)尤里·费奥法诺夫:《恢复事实真相》, 载《消息报》,1988 年6 月13 日。(16)(17)《大恐怖》,第172 、173 页。 (18)《大恐怖》,第174 页。(19)《苏共二十二大速记记录稿》,莫斯科1961 年俄文版,第2 卷,第216 页。 (20)(21)《大恐怖》,第174 —175 、175 页。 (22)《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3 页。 (23)《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0 页。 (24)《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3 页。(25)《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 平行中心”》,第40—41 页。(26)《大恐怖》,第176 页。(2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28)《大恐怖》,第 177 页。(29)B ·丹尼洛夫:《集体化是如何进行的》,载《真理报》,1988年 9 月16 日。(30)《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59 页。(31)《斯大林周围的 人》,第81 页。(32)《大恐怖》,第177 —178 页。 (33)《大恐怖》,第178 页。 (34)《大恐怖》,第178 —179 页。 (35)《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5 页。(36)《大恐怖 》,第180 页。(37)《大恐怖》,第180 —181 页。(38)《大恐怖》,第181 页。(39)柳金1923 年曾任达吉斯坦州委书记。当时,党中央的干部o ·Я·卡 尔克林曾去达吉斯坦出差,他向中央报告说,“我在这里不论与谁谈话,都对柳金 反映很好。”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栩栩如生),载《文学报》,1988 年, 第26 期。(40)B ·A ·斯塔尔科夫:《马·尼·柳金》,载《苏共中央公报》 1990 年第3 期,第159 页。 (41)《栩栩如生》。(42)(43)《马·尼·柳金》,第159 页。(44) 《我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马·尼·柳金致亲人的信件摘录(1932 —1936),载《苏共中央公报》1990 年第3 期,第173 页。(45)《马·尼·柳 金》,第162 页。(46)(47)《大恐怖》,第181 页。(48)(49)《斯大林肃 反秘史》,第197 、216 页。(50)(51)《大恐怖》,第182 页。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