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最后陈述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 怎样落到万恶的反革命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布哈林 3 月11 日,法庭听取两起辩论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整个上午一直到休庭的时 间都被检察长维辛斯基占用了。他代表苏联检察院作了总结发言,其中几乎用了2/3 的篇幅专门指控布哈林。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充斥了谩骂 与指责,而仅仅缺少一件东西:事实。 “我国的最高法庭已不是第一次审理这样的案件了,它们的极其严重的罪行是 破坏我们祖国的利益,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然而, 我要是推出下述说法恐怕是不会错的,即我们的法庭是第一次审理像这次这样的案 件,审理有如此罪行和如此残暴行为的案件,这些残暴行为已在本庭昭示于你们面 前,昭示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审理这样的罪犯的案件,这些罪犯现在就坐在你们面 前的被告席上。 “随着每日每时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的发展,揭示出被告越来越多、越来越 可怕的卑鄙的、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系列,揭示出一连串的极其恶劣的残 暴行为,在这样的残暴行为面前,即使最顽固、最丑恶、最无所顾忌和卑鄙的罪犯 的残暴行为,也将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这次审判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次审判极其细致和准确地揭示、证明和确 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 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是一伙没有原则、没有廉耻的杀人犯、间谍、破坏分子和 捣乱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货色“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即‘右派—托洛茨 基集团’,他们的上层人物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他们这些人不是政党,也不是政 治流派,而是刑事罪犯的并且不单纯是刑事罪犯的集团,他们是卖身投靠敌国情报 机构的罪犯,这样的罪犯甚至连刑事罪犯也是予以鄙视的,就像看待最堕落的、最 低级的、最可鄙的、最最道德沦丧的人那样。”(23)维辛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 益的代表,非常愤怒地谴责了泽连斯基往粮食特别是奶油中投放玻璃和钉子的罪恶, 把它称为最可耻的行为。接着,他非常轻易然而却厚颜无耻地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 因推到了这些所谓罪犯身上。按照他的说法,像苏联这样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是 根本不可能出现物资匮乏的现象的。正是由于这些罪犯的破坏,人民才缺吃少穿。 戴着无产阶级法律学家桂冠的维辛斯基,居然像市井无赖那样满口恶言秽语, 把布哈林称作“狐狸和猪的可恶的杂种”。他除了谩骂以外,根本拿不出证据,也 拿不出多少像点样子的理论分析,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罪行。他 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 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 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和粗鲁 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维辛斯基的 评述也是如此: “当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莱温在 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阿·马·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文中写到了伟 人的死,伤心、哀叹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写道:‘伟大人物的生与 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莱温没有补上:‘是死于这 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24)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 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对阿历克谢· 马克西莫维奇10 年的医务观察中,这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 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 地知道,他在阿·马·高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 犯就这样道出了杀人的秘密。”(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 被指控为杀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 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见,说 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参加。然而这 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和实行过。它是狭隘 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26)他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 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道:“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 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畜生轧个粉碎! “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而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会 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在我们敬爱的 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27)布劳德和科 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 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最 后的陈述”。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 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 有罪。 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 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以 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 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1901 年18 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 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宁在组 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基肯定不是替 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 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 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 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 的辩护:“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 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 斯基、高尔基、佩什科夫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 些罪证是以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 行的东西再也没有提出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该事件 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我的名字。” 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 与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 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 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 位要人的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 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5 人被害案的 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 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 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 还呼吁没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 罪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理会, 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不讳地 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庭上才知道反 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 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 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中,情不 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做的事情。正是 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 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 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 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 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 伍的异己分子而被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 革命家面对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 的法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能 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 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该 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他的严厉 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自己打成反革命, 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 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 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义 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种生活, 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罗森 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 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 曲《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么能允 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透顶的人又怎 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是,罗森戈尔茨无法 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派来的 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权欲看得重于 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 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 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阴谋集 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前, 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 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14 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功绩”。可 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 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非常地一致,即他的“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 “功绩”是阴谋活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 他说,假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 和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最后 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头露尾。他 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的中央控制小组, 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 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 明白审判组织者和“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 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 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 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 对“医药谋害”活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 科夫的死依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 和可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需 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犯被处死, 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的时刻,对着扩音 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志们,你们饶恕我吧!” (31)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 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否认自己的“罪 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 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 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 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 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 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 哥达在其中的作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 亲近的秘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 做,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最 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了一个基 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场 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他在受到 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如,莱 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不过,我对这 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 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 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这里说 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 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 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 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 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 魔舞“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的念头, 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有幸认识这些领 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 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 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 之一。”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 到现在还在欺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 头认罪,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即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确认 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党的话,那 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 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既定方针,即 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他的战友李可夫同 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 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 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33)“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 :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 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右派 —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 (1 )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2 )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的、 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 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过这件事。甚至在我的 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并非上策(‘并非上策 ’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 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34)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 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 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 任,但他明确地否定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 他否定了反革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抢劫, 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应该是相互认 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中。然而,我是从 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 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 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 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 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可见,坐在被告席 上的人并非是什么集团。”(35)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 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 团成立于1928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 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 “怎么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 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的虚假 性。“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有什么 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 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 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 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霍贾耶夫硬 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 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 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 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 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 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杀害的,对 此我毫无所知”(39)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1918 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 “对于肉体消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 那种逻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 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捕了,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但他肉体 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 是中世纪的司法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全部 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 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的 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 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治权力。最后陈 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变为社 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可 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 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 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 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 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 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 的指控都否定了一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 而当我们抛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 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导人持 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公正地写 道:“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己会被枪毙的。 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 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 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 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也没有 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极为信服。他 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 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 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41)哈罗德·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 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 暴政提出抗议,敢于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 斯廷斯基。他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 深沉的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史的见 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的 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命,她必 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为一个布尔什维 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 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 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 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 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 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 法庭变成抨击暴政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 一个曾经是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 相径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稳定和团结。 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但党和人民还相信 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 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 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 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胁的。在30 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消息报 》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 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 如大海的思想境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 该是有着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 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死与党 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渺小,而后者 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心郁结的法庭上,布 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 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被 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如果说你一定会死去, 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 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 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 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我正是怀着这样 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 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42)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 讲完了他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 主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内务 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之中的许多 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尤如被上帝赋予无限 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 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 1938 年3 月12 日晚上9 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官们 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 个小时。3 月13 日凌晨4 时法庭复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 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告都站 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刑部分。被告 中有18 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森戈尔茨、伊万诺 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夫等判处“极刑——处以 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普列特尼奥夫、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 判处25 年、20 年和15 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奥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对 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 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1932—1933 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为“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纠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乌 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 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 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 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者。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克列斯 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组织,进行破 坏活动,其中包括颠覆火车和破坏矿山等事件。 切尔诺夫根据李可夫的指示,用制造瘟疫、降低生产指标等手段破坏农牧业生 产。而罗森戈尔茨在外贸人民委员部从事破坏活动,资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据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的指示,在西伯利亚、北高加 索、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组织富农暴动组织,企图当苏联受到外 国进攻时在后方进行破坏。1934 年,李可夫亲自组织了企图暗杀斯大林、莫洛托 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1937 年8 月,罗森戈尔茨竭力要求斯大林接见他,以图对斯大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组织了谋害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行动。 高尔基是由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毒死的。杀害古比雪 夫的行动是由莱温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完成的。杀害明 仁斯基的行动是由布拉诺夫、莱温、卡扎科夫完成的。 莱温、卡扎科夫还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企图谋害叶若夫。 判决书中说:“尼·布哈林及其同伙企图杀害弗·列宁、约·斯大林和雅·斯 维尔德洛夫,拼凑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新政府。 为实现阴谋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尼·布哈林的同意和认可,于1918 年7 月 掀起了莫斯科叛乱;而女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1918 年8 月30 日谋杀弗·列宁的 行动,则是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阴谋的直接结果。”(43)判决书说, 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8 名被告“承认犯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 国刑法典(1926)第58—1 (a )、58—2 、58—7 、58—8 、58—9 、58—11 诸条款所载明的罪行,被判处刑事惩罚中的极刑——枪决,没收个人所属的全部财 产。”(44)1938 年3 月15 日凌晨,被列宁称之为“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 人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和他们的 难友们一起被枪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沙皇的宪兵和暗探局、白匪 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所未能办到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胜利20 年后, 被一些人轻易地办到了。可以想见,在这一天,那些曾把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视为 叛逆,而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会和苏联的某些追求个人权 欲的人一样,感到庆幸。 对于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经验,他们从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着他们的 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经受了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所经受的一切,受尽了牢 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经受了自己的亲属被作为人质时的巨大的压抑和痛苦。同 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同样受到了斯大林关于可以保留他们生命的空头允诺的愚弄。 他们所经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实说,丝毫不逊于他们在沙俄的监狱里经受的折磨。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审判的组织者们真的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吗?这是不 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制造伪证诬陷被告而得到证明,因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 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着这样做的。既然不是这样,这些革命的同志为什么受到如 此残酷无情的待遇呢? 看来,这只能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寻求答案。对于这 一点,曾经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历过20 年代的党内斗争的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 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和30 年代的新鲜经验使他们懂得刑讯、 人质和欺骗的全部意义,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诺。 他们懂得,不管他们坚持真理还是昧着良心屈服,他们都要被消灭。他们没有 拿原则作交易,而是冷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 他们对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从容不迫地 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虽然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但由于当时 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理解采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临刑前,布哈林很镇 静,他要求给他铅笔和纸,以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信的 开头是以称呼革命时期斯大林的化名开始的:“科巴,你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 (45)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连同列宁针对斯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而写 的那封尖锐的信等类似文件,保存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的家属,大都因为是“人民的敌人”的家属而 受到了株连,被监禁和流放。或许正是因为把他们当作人质,并允诺保留他们的生 命,才迫使他们的亲人同意作出当局需要的交待,接受当局的任何判决。布哈林、 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万诺夫、乌格拉诺夫以及雅哥达等人的妻 子都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卡扎科夫的儿子也被监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儿1939 年6 月被捕,在监狱的半年中被审讯了35次,后来被流放。雅哥达的妹妹也被送到 了劳改营。切尔诺夫的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儿玛丽亚1938 年在法庭上为父亲和她本人辩护,当天即被枪毙。死时年仅23 岁。 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怀疑这些被审判的人是人民的敌人。苏联的报刊于 1938 年2 月28 日开始报道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自该日起直到被告们被处决, 苏联的报刊像前两次公开审判时一样,充斥了所谓劳动人民集会、来信、签名的报 道。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些“卑鄙龌龊的杀人犯和间谍的匪帮”。报刊的社论和文 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无情惩处罪犯的要求。 当时正在召开的科学院生理学大会通过了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致敬的决议。没有 政治气节的“民间诗人”江布尔照例为《真理报》炮制出一篇题为《消灭它!》的 诗作。按照报刊的报道,人民似乎对判决的执行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鼓舞。苏联著名 作家、《永不熄灭的月亮》一书的作者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通过小说《继母》中 的一个人物说:“我一拿起报纸和书,第一件使人惊讶的事,就是都在说谎,劳动, 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中到处如此。大家都说谎: 共产党员、资产阶级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敌人,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说谎。 这是怎么啦?群众性的精神变态、病态、盲目状态吗?”(46)皮利尼亚克所说 的正是30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精神状态。正是因为他在披露伏龙芝之死内幕的小 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直言不讳,他于1938 年被当局秘密处 死。 判决执行以后。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似乎被历史抛进了阴暗的角落。报刊继续 连篇累牍地歌颂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关于北极探险队帕帕宁等人的连续报导特别 醒目。3 月16 日,探险队的人回到了列宁格勒,于是报刊上大肆渲染起对他们欢 迎、接待、颁奖等活动。一时,鲜花和香槟酒的芳香掩盖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残杀 的枪声。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准备最高苏维埃的选举。选举运动变成了歌功颂 德的运动,其中包括对镇压所谓的人民的敌人这一功绩的歌颂。斯大林在向党的第 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谈到了这样的选举。“1937 年判决枪毙了图哈 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烈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 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 年初,判决 枪毙了罗普哥里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 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 来呢?”(47)坐在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人被消灭了。可是,被消灭的人不仅是他们, 还有许多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要犯,根本没有在法庭露面,也被消灭了。 其中一些人在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叶努基泽、 鲁祖塔克和安季波夫。还有卡拉汉、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雅可夫列夫,他们在苏 联党和政府中以及在所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此外,还有被列进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党中央委员瓦列伊基斯、柳比莫夫、洛博夫、卡巴科夫、苏 利莫夫、拉祖莫夫、鲁缅采夫和科马罗夫。很显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秘密 处决了。可是,当时的苏联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 么被消灭? 实际上,前反对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未经审判而除掉的。比如,托洛茨基主义者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别洛博罗多夫、斯米尔加、索斯诺夫斯 基;季诺维也夫主义者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阿夫杰耶夫;民主集中派的所有人; 工人反对派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和麦德维杰夫;布哈林主义者乌格拉诺夫、科托夫、 B·M·米哈伊洛夫、利亚多夫、施密特、A ·H ·斯米尔诺夫和多加多夫;还有前 右派分子梁赞诺夫、米柳京、特奥多罗维奇,前左倾分子洛莫夫和克雷连科。免遭 清洗的重要的反对派成员只有两个妇女,一个是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另一个是克· 尼古拉耶娃。 经过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 夫、拉狄克、布哈林和李可夫,以他们为代表的20 年代被打成反对派的人,基本 上被全部地消灭了。 当然,苏联的大清洗不仅是消灭原反对派,但其他事件已不是本书的写作范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