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从1943年9 月起他就多次谈到,如果战争对纳粹和法西斯不利,他的政权将 英勇奋战到底。但是,1945年2 月,他却在考虑,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民族在一战 中得到的奖赏并为其带来了荣誉,现在又是意大利在斯拉夫(和德国人)的海(指 亚得里亚海)岸的最后大本营,那么他是否应该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呢?但是, 纳粹德国却认为的里雅斯特已经算是归还德国,因此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最终 选择了瓦尔泰利纳这个地方。它是和瑞士(墨索里尼年轻时曾到过瑞士两次)接 壤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尽管那个地方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名 气,但它距离米兰的距离非常近。正如墨索里尼向格拉齐亚尼所讲的那样,“法西 斯主义必须死得英勇”——这话格拉齐亚尼肯定是爱听的。 实际上,在瓦尔泰 利纳,墨索里尼仍然没有认真筹划过军事策略,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死得多么伟大。 正如斯潘帕纳托评论的那样:“大家在谈论抵抗,但是我不清楚怎样抵抗,在 哪儿抵抗。”墨索里尼也并没有制止这种混乱。相反,4 月24日,他略显轻松地承 认:“没有命令;我不能再下达命令了。”他又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每个人 都有只能充当观众的时刻,朋友们一定要集中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而不要抱怨将 要发生的事情。听到这里,斯潘帕纳托弯下身来吻了一下领袖的手——至少,他自 己是这样说的。 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 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了他,而且他们以前 已经多次干过这种事。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不需要纳粹-法西斯联盟和战争了。或 者,也许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民都有责任?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 与此同时, 墨索里尼也在试图与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取得联系,尤其是准备和社会党代表进行谈 判,而在一战前,他也曾是社会党的一员。他还想做最后一次交易,想在与对手的 讨价还价中占到一些便宜,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4 月25日下午3 点,在米 兰红衣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的宫殿里安排召开了一次会议。舒斯特是一个爱 国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在天主教势力中认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 他的童子军组织,他提倡要为其提供“健康的、基督教和意大利式的教育”。他争 辩说,进军罗马让国家避免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并为1929年教会和国家 之间签订《拉特兰条约》铺平了道路。他称赞法西斯主义的帝国战争“为埃塞俄比 亚提供了向天主教信仰和罗马文明敞开大门的机会”。到1937年的时候,舒斯特还 对宣扬法西斯神秘主义的山德罗·墨索里尼学校的成立进行称赞,而这所学校是以 信奉天主教的伟大的阿纳尔多的名字来命名的。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公然推崇 种族主义之时,舒斯特才开始怀疑法西斯主义是否并不比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的 其他意识形态更加优越。墨索里尼按时到达了主教的宫殿,然而,抵抗力量的首领 们却迟到了。红衣主教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闲谈。 关于墨索里尼与罗 马天主教会成员的最后交往,舒斯特给后人留下了生动详实的记述。他回忆说,在 欢迎领袖时,自己对他为挽救意大利于灭亡之中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了使意 大利不再继续遭受最后的劫难而愿意到国外的监狱里抵罪”的想法表示感谢。但实 际上,他的这些话可能加深了墨索里尼的悲哀。舒斯特继续说道,教会永远不会忘 记领袖为《拉特兰条约》付出的努力。他还认为墨索里尼受到自己的法西斯党的领 导层如此恶劣的对待的确令人遗憾(红衣主教是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托·法里 纳奇的旧敌,1931年曾就罗伯托·法里纳奇的不忠警告过阿纳尔多)。经过起初 这番随意的评论之后,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这位来客有些沮丧,话很少。于是这位 仁慈的传教士送给墨索里尼一小杯葡萄干露酒和一块甜点。谈话依旧很不和谐地进 行着。 舒斯特又问墨索里尼是否读过他的新作《圣贝尼迪克特》,墨索里尼不得不承 认自己还没有看过这本很有价值的作品。于是舒斯特十分关切地强调说,他所写的 正是领袖的真实写照,坚持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领袖理解他所说的“您经受的考验 正是在永远公正仁慈的上帝面前的赎罪”。墨索里尼又一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紧紧握住了红衣主教的双手,而在舒斯特看来,这是领袖在表达感激之情。 《圣本尼迪克特》这一话题使得谈话转移到蒙泰卡西诺的悲惨命运,以及圣人 和伦巴第国王托蒂拉相遇的修道院上来。他们二人都清楚,著名的本尼迪克特纪念 碑是于1944年时被入侵的英美联军毁掉的(提到联军的轰炸,舒斯特始终无法抑制 自己的情绪)。由于对他人的罪恶达成共识,两个人因此而显得兴奋了一些。更明 显的是,为了探求对墨索里尼的不朽灵魂进行拯救的方法,舒斯特甚至声称,一位 牧师在蓬扎岛找到了某种能“复活”墨索里尼宗教感觉的方法。墨索里尼曾于1943 年8 月在那座岛上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对于红衣主教在谈话中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 以及所流露出的探测内心想法的意图,墨索里尼仍是感觉不自在,谨慎地回答说, 他对于放在自己面前的《救世主传记》的思索“达到了某个程度”。舒斯特没有就 此追问得太深,但是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起了独裁者衰败的故事,也就是拿破仑 在圣海伦娜遇见上帝的故事。 为了逃脱主教对其精神状态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即将成为战犯并被流放的令人 恐怖的设想,墨索里尼声称,明天他要解散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将带 着3000人退到瓦尔泰利纳背水一战,然后他会投降。舒斯特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 精明地告诉他只有300 人会跟他走,墨索里尼悲哀地承认这种估计可能是正确的。 舒斯特意识到这对于墨索里尼不断减少的自信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于是便把讨 论转回到宗教事务上来。他向他的客人询问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然后又说使自己 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掌管意大利教会命运的人却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宗教仪式细节。 当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又一次引起了尴尬时,舒斯特发现更为安全的 做法就是陈述他自己对于东正教的观点,即东正教永远都不应该和“真正的基督教 会” 天主教相混淆。 在谈话的开始,两位老人很有可能就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 者的罪恶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最终谈话却被抵抗派谈判者们的到来打断了。对于他 们的到来,舒斯特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却听到墨索里尼说他只相信古代史,因 为现代版本都被“激情”歪曲得很厉害。他还记得领袖抱怨“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像 奴隶一样对待,最终还是背叛了我们。”当会谈结束墨索里尼准备离开时,红衣主 教没有忘记把那本《救世主传记》再次递给领袖,以免他在匆忙混乱之际疏忽了这 份珍贵的礼物。 不管墨索里尼对红衣主教打算捕获并拯救其灵魂的意图有何看 法,他现在又改变了方向。他向几乎没有和他进行过谈判的反法西斯发言人喋喋不 休地说起了德国的罪行。有消息传来,德国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沃尔夫已于下午5 时同意结束对盟军的抵抗。由于情况紧迫,讨论被迫终止,墨索里尼向抵抗派代表 承诺说,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他们进一步的消息。然而,一回到住处,他却准备 立即带着亲信随从逃往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他的做法可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 尔三世与巴多利奥相比了。1943年9 月8 日,国王和巴多利奥把罗马和意大利人民 丢弃给了入侵的纳粹分子和那些选择跟随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自己逃 命去了。 在科莫的36个小时之内,千疮百孔的萨罗共和国政权化为了乌有。在最后的危 难时刻,墨索里尼和他的谋士无法决定是该前往瓦尔泰利纳还是该寻求瑞士的怜悯 和援助。4 月27日破晓前,他们继续向着科莫湖西岸前进,但是既没有朝着法西斯 自吹自擂的防御工事进发,也没有向着边境前进。拉凯莱和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了 科莫。墨索里尼给妻子写了一封很凄楚的信,恳求她“能原谅我对你做的那些没良 心的错事。你知道,你始终都是我惟一真正爱着的女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在 上帝和我们的布鲁诺面前向你发誓。” 抛开对拉凯莱不朽的爱情告白,在护送 墨索里尼一起走的人之中有佩塔奇和她那个饭桶哥哥马尔切洛(他们化装成西班牙 领事夫妇)。包括帕沃利尼在内的许多其他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也跟着他们离开了 科莫。还有尼古拉·邦巴奇这个忠诚的伙伴始终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他们第一次 见面是在1910年,那时邦巴奇是切塞纳(弗利铁路沿线附近罗马涅的一座市镇)的 一名社会党记者,墨索里尼当时在那里工作。邦巴奇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 1 月,他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后来,他逐渐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妥 协,赞成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同时也享受着国家的新闻津贴。1943年9 月 以后,他成了墨索里尼的随从之一,时常出现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由于坚持主张 新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化形式,他成为了公众人物。在这个危难时刻,他 几乎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而这位领袖曾始终坚持他不需要、也不能需要友谊。邦 巴奇在墨索里尼身边待到最后一刻的事实暗示着,墨索里尼来自于社会冲突和罗马 涅仇恨的根源并没有被彻底斩断。 然而,这支护送队伍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 仅仅用1945之后的怀旧情绪是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除了法西斯的车队以外,还有 撤退下来的纳粹士兵前来增援,这些士兵塞满了两辆装甲车,德国空军中尉沙尔迈 尔带领着他们,希望从某条小路穿过到达德国的领土。为了更好地隐瞒身份,墨索 里尼决定独自和这些曾经的盟友一起走。他穿上他们的大衣,戴着德国头盔隐藏起 众所周知的面貌特征,躲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裹上一条毯子抵御着初春的寒意。在 科莫湖和瑞士之间的乡村地区,游击队十分活跃。4 月26日傍晚,大雨如注,第52 加里波第旅堵住了位于栋戈南侧湖边的道路。在庞塞特,湖泊周围山峰险峻,游击 队在路中间横放了一棵巨大的树干,还有岩石和碎石块,等待着看谁想从此经过。 18个月以前,当墨索里尼首次在加尔尼亚诺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曾有些懊恼 地说道:“湖泊是处于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妥协状态,我不喜欢妥协。”他的预见是 对的,他命中注定要死在科莫湖畔。 第二天早晨6 时30分,有消息在游击队中 传开,一队敌军正朝这里行进。经过短暂的交火,一颗飞散的纳粹军队的子弹打死 了一个正在道路上方加工大理石的无辜工人,德国要求谈判。沙尔迈尔起初打算强 硬一些,但是游击队派来了增援部队。游击队还注意到,邦巴奇、戈弗雷多·科波 拉、梅扎索马和鲁杰罗·罗马诺虽然都声称得到墨索地区牧师的庇护,但他们的庇 护是无效的。刚过晌午,当沙尔迈尔接受了意大利人必须投降的条件后,游击队认 出了那个狂热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副总理弗朗切斯科·巴拉科,于是怀疑其他法西 斯分子也混藏在这支队伍里。 下午3 时,游击队允许这队人开始缓慢地前进并从这里通过,但是每个人必须 出示自己的证件。正在这时,一个名叫朱塞佩·内格里的游击队员叫他们的头领乌 尔巴诺·拉扎罗过来,极其自然地用当地方言(这对于法西斯民族的大同理想是一 个莫大的嘲笑)说道:“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头儿!”他先把拉扎罗怀疑的注意力引 到蜷在卡车后面黑暗中的一个身影,德军坚持说那个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喝 醉了躺在那儿。但是当拉扎罗扯掉了那个人身上的毯子,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了。 他用法西斯式的称呼喊道:“同志!”那人没有理睬他,他又喊到:“阁下!” 那人还是没有吭声,于是他喊道:“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听到这最后一 个称呼,那人才有了反应。拉扎罗摘掉了那个人的头盔,领袖果然出现在大家的面 前。 “他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看得出他已精疲力竭, 但不是恐惧”,拉扎罗后来回忆道,“墨索里尼似乎彻底丧失了意志,在精神上他 已经死了。” 他一直拿着一把机关枪和一支手枪,却没有要用它们的意思。在解除武装后, 他被正式逮捕了,并被带到栋戈的市政厅。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也是他的最后一个 晚上,墨索里尼是在栋戈的兵营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中,复仇之神的最后一次到 访,实际上要比这位能力超凡的领袖所预言的那种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平凡得多。 其他人也被带到了栋戈: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佩塔奇兄妹俩已经无法要求外交豁 免。帕沃利尼企图逃跑,但是被子弹击中,由于害怕立即毙命,他还是被拖了回来。 那天傍晚,在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桑德罗·佩尔蒂尼,最终成为 1978年至1985年间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在广播里宣布了领袖已被抓获的消息。佩 尔蒂尼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他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上对他的同志们说,应该“像对 待一条疯狗”那样把墨索里尼打死。 墨索里尼生命中的最后24个小时笼罩着毫 无意义的争议。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关于一个文件皮包的命运,墨索里尼被第52加里 波第旅拦截的时候随身带着这个包(似乎没人问过那里面是否包括一本已被翻阅过 的舒斯特写的《圣本尼迪克特》)。显然,墨索里尼到最后一刻仍很珍惜这个公文 包,它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存在着很多说法。其中有墨索里尼对1943年7 月25 日那次政变中逮捕他的人所提出的诉讼材料以及他们的反诉讼材料,墨索里尼显然 直到最后还很珍视这些东西。还有人声称文件里包括一些丘吉尔和其他一些人与法 西斯达成妥协的信件,而这些人在战后是不想与法西斯有任何关系的。除了对那些 热衷于阴谋推理的人而言之外,不管有没有证据,这样的揣测的确毫无意义。另外, 还有一些人就4 月27日到28日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切时间和性质展开了争论。官方的 记录是,墨索里尼和佩塔奇于4 月28日下午16时10分在“5 月24日之路”附近被枪 决(这是一个地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名字是以意大利在1915年决定加入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天命名的),它就在圣吉利诺迪梅泽格拉村庄的外面。那天早 晨,这对情侣在附近的一间游击队用过的农舍中团聚了。随后,一些共产党人带着 从米兰那里下达的命令来到这里,要对墨索里尼进行即席判决。起初,墨索里尼还 以为行刑班头领瓦尔特·奥迪西奥是来释放他和佩塔奇的。佩塔奇费力地钻进奥迪 西奥简陋的菲亚特1100汽车里,她那双黑色羊皮高跟鞋很是碍事。但是,当墨索里 尼被放到贝尔蒙特别墅门前,也就是行刑地点时,他“温顺地服从命令,就像一只 羊羔一样”。 子弹第一次没有打中目标,据奥迪西奥说,墨索里尼当时因恐惧而发抖,“在 死亡面前表现出动物本能的害怕”。最终,墨索里尼倒下了,被打成了筛子。 对两个人的死有好几种版本的说法。有些人说其实这两个人早就被枪毙了,可 能是午前在其他地方行刑的。当在梅泽格拉的刑场行刑时,他们早已是尸体了。新 法西斯政治家及记者乔治·皮萨诺坚持强调这两个人不是一起死的,共产党和他们 的游击队朋友密谋把真实情况神秘化,他认为这是典型的邪恶的共产主义方式。更 为浪漫的说法是,墨索里尼跃起打算保护佩塔奇,遭到看守她的人的殴打,在随后 混乱的挣扎中被射死,这样一来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就成了一名英勇无畏的骑士。 在这个版本中,佩塔奇是后来被打死的,虽然并非有意,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种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直接证据,最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完全有理由希望 墨索里尼死得英勇些。 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墨索里尼的死在当时并不是惟一困 扰意大利的事情。游击队刚刚在栋戈射死了在庞塞特或周围地区捕获的那群人中的 15个人,包括帕沃利尼、邦巴奇和泽尔比诺(意大利共和国最后一任内务部长)。 当尸体被运到米兰公开展览示众时,又有8 名法西斯党的尸体被运到了这里,其中 包括阿基列·斯塔拉切,他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担任着法西斯党的书记。在20年暴 政及5 年世界大战期间,根据不太精确的统计数据,死亡人数估计接近1.2 万人。 而墨索里尼在1940年6 月欣然加入的战争本身就吞噬了40多万意大利人的生命,这 其中还未包括那些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战争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意大利人 杀害和致残的人数。众所周知的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些事件提供了更为重要 的背景,而一些可怕的词语,如“奥斯维辛”和1945年8 月后的“广岛”,可以使 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它们提醒人们,人类曾经差一点跌入无底的深 渊。 了解这些之后,作为历史学家,我不会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死感到遗憾,也 不打算为他的死增添一些光环(或是夸大他的独特性)。所有证据都表明,在这位 独裁者的生命被那些子弹结束以前,他在心理、精神和政治上就已经死亡了。然而, 一个恐怖的场景的确值得思索。不管是在梅泽格拉,在米兰还是在本书后文叙述的 事件中,墨索里尼的结局都是很“正常”和很“传统”的。落败的独裁者逃到他人 知道的地方,像一只老鼠一样被他的臣民逮住,臣民因他的罪行和无能又把他杀掉 以示报复。这和希特勒的命运截然不同,后者在藏在柏林城下面的弹药库里自杀了, 远离市民遭受的深重灾难以及征服者们经历的无限艰辛。墨索里尼的死也不同于斯 大林,斯大林是在他的别墅里因中风与世长辞的,而对于他的人民和追随者来说, 连他的别墅都是一个可怕的所在,这些人后来紧张地围在他床边,努力地下决心去 察看他们的上司是否真的死了,并且不知道哪种选择更加安全:是应当尽早承认还 是应当晚一些承认他的去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夹杂着对走向毁灭 的现代性的恐惧(同样,他们即将拥有的历史身份也是如此,不管是伟人或是邪恶 的人)。 但墨索里尼的死却并非如此。法西斯主义残害了太多的生命。在法西 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其倒行逆施的国内政策,其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不义 之举,其插手西班牙内战多管闲事,以及后来对于其自身来说有些特殊的二战,意 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早已把至少100 万人送进了坟墓,或许更多。这是一份残 酷的记录,而这本传记的意图也是自觉地反法西斯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的一 点是,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做出的蠢事以及酿成的悲剧贯穿着20世纪的历史,而墨 索里尼在其中的位置却相当平凡,只不过是那些使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痕累累 的暴君杀手中的最不起眼的一个。尽管用历史编纂学晦涩的行话来说,也能够通过 “结构主义”而不是“意向主义”来有效地对希特勒等人进行剖析,但是墨索里尼 却更明显地反射出了他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特性。很可能的一点是,希特勒等人 的自由意志也像墨索里尼的一样,时常受到他们所支配的社会的束缚、限制甚至拘 禁。但是我的任务是为这位领袖写一本传记,而并非记述他在当代历史上声名狼藉 的独裁统治。因此,我必须把故事从头讲起,从意大利一个婴儿的出生讲起,看看 这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男孩儿是如何地不同寻常。 1883年7 月29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罗莎· 玛尔托尼夫妇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喜事:他们的儿子降生了。附近有一个小的行政中 心普雷达皮奥,它位于罗马涅亚平宁山脉的山麓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一条从省首 府弗利通往托斯卡纳的小路。墨索里尼夫妇所居住的小村庄名叫多维亚,村庄的房 屋就散落在普雷达皮奥这个小行政中心的下方。7 月底正是意大利北部夏季最热的 时候,当地的农民无疑正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的收成情况。而就在这个婴 儿降生的那一刻,一个雷电击中了哈普斯堡皇室位于维也纳的美泉宫上的双头鹰标 志并把它掀翻到了地上。一个匈牙利的狂热分子后来断言,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这 个婴儿的降生以及他日后对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7 月30日,这个婴儿在当地的罗 马式的教堂——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被取名为贝尼托·阿米卡尔·安 德烈亚·墨索里尼。今天,游客还可以找到这个教堂(大部分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 重建的)并买到一张墨索里尼洗礼时使用的洗礼盆的纪念明信片。就是这个洗礼盆 里所盛的圣水洗出了未来的领袖。 尽管年轻的墨索里尼已常常显示出有别于他 人的独特个性,即易怒和野心交织在一起,但多维亚毕竟不是普雷达皮奥,而普雷 达皮奥也不是弗利,弗利也不是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也不是米兰或罗马,并且这些 伟大的意大利城市都不是巴黎。而墨索里尼在憧憬着这些梦想中的大都市,他的家 族在附近地区也还是有一定声誉的。他们可能没有被人尊称为“先生”,但他们也 应该更不愿意混同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法西斯专政的最后时期,出了无数为墨索里 尼所做的圣徒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还努力地证明墨索里尼具有贵族血统——作者 声称,确有一个名叫“墨索米尼”的人于公元996 年从博洛尼亚来到了威尼斯,因 此,他的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上升了,几个家庭成员在医学领域相继成为了知名人物, 还至少出过一个圣洁的牧师,并且在证明其在“道德和公民精神方面的崇高”。这 位热心而充满敬意的研究者还投入到了对有争议的墨索里尼家族史的研究之中。与 贵族阶层的联姻最终使得墨索里尼家族可以使用“伯爵”这个称号,但在1560年间, 身为贵族的墨索里尼家族又离开威尼斯回到了他们的祖居地罗马涅地区。对墨索里 尼家族的记载在此之后有一个间断的时期。但是,墨索里尼的一位英国崇拜者又提 出了新的主张,称墨索里尼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于18世纪在伦敦成为了一个作曲家并 “取得了一些名声”;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专家提出了他谓之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证明墨索里尼家族是真正的罗马血统。此外,还有一些对这个独裁者持友好或敌视 态度的人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或者马其顿土耳其 人,或者阿根廷人,或者甚至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 20世纪20年代末,当这 个独裁者获悉了更多关于他的家族血统的虔诚的研究结果时,他公开地对此表示不 屑一顾,并劝阻他的追随者们不要把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近的时期。在一个现代化 的社会里,拥有贵族血统对一个领袖来说是难堪其重负的。但墨索里尼的这种谦虚 仍然是有限度的。1943年7 月,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埃吉迪奥·奥尔托纳参观了一个 位于普雷达皮奥的城堡,这名城堡是由一群心存感激的民众为墨索里尼家族捐资重 建的。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注意到,在这个城堡的一面墙壁的显著位置上,陈列着墨 索里尼家族的家谱。奥尔托纳并没有说明家谱名录的细节,也许该名录只是更多 地记录了有关墨索里尼家族发家史的一些历史事实。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墨索里 尼家族居住在梵蒂冈统治下的罗马涅地区与自由的托斯卡纳地区之间的高山边界地 区,他们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营生的小佃农。他们一般有自己租种的土地,而 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更为尊贵的一些当地贵族,如卡尔博利家族等。在墨索里尼家 族中这样的成员有弗朗切斯科·墨索里尼和雅各布斯·安东尼乌斯·墨索里尼。到 了19世纪末,墨索里尼家族已被迫向下迁移到波河平原,这当然是为了能够找到一 个受雇于人的工作,也许同时也是受到了那些正在成长的中心城市的文化的吸引, 如博洛尼亚和弗利。史上有记载的墨索里尼家族的第一人是贝尼托的祖父路易吉。 当地人还记得他是极有个性的人,他常穿着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在城镇的广场上 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在1847年至1849年发生的政治骚乱期间,他第一次穿上这身 制服。 他喜欢吹牛,经常向人吹嘘自己曾在关押教皇庇护九世的监狱里干过事。 对于一个曾在神学院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庇护九世的命运的确令人叹惜。从其 他方面来讲,路易吉·墨索里尼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把自己的 土地卖给了他的兄弟彼得罗,在此之后又迫于生计而受雇于人。路易吉直到1908年 1 月才去世,那时他在家乡已经算是一个耆耆老朽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墨索里尼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正处于下降之中,而亚历山德罗和贝尼托所具有的那 种人格和个性也应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想让其家族恢复富有和受人尊重的地位的强 烈愿望。 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得烈亚”这个名字——一个奴颜婢膝的传记作者 在后来说,领袖墨索里尼可以省去他的姓,理由很明显,因为苍天已经赋予了他至 高无尚的荣誉,他的形象即使放在最亮的群星之中也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实际上, 为这个婴儿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另外一番含义的。按照意大利农民家庭的传统,这 个孩子可能会随他的祖父而取名为路易吉,之所以取贝尼托这个名字是出于对贝尼 托·胡亚雷斯的崇敬。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墨西哥的一个革命家,他打败了哈普斯 堡皇室的皇帝麦克西米连。出于对皇室的憎恨,他宣布拥护“德国”王朝。后来, 在复兴运动期间,他遭到驱逐,但仍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就职,身上带有一些 爱国主义的色彩。但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名字之外还坚持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每一 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地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阿米卡尔代表着阿米卡尔·奇普 里亚尼,安得烈亚代表着安得烈亚·科斯塔。母亲罗莎笃信天主教,坚持要按天主 教的传统为贝尼托进行洗礼。而父亲亚历山德罗却是一个暴躁的反教权主义者和一 个支持人民权利的革命者。因此,贝尼托的洗礼便真实地反映出父亲和母亲在这件 事上达成的妥协。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许多事情都要与现实环境相适应。亚历山德罗曾干过 一段时间的铁匠,于是就有人说:父亲锻造了钢铁,他的儿子锻炼了人民。然而, 更有意思的是,到1883年时,墨索里尼的父亲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者”。 亚历山德罗于1854年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场,那时,他的父亲,也就是贝尼 托的祖父,还自己拥有这个农场的土地。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 候,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政治运动。1876年,他已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社会主 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及邻近的梅尔多拉地区的正式代表。这些 “危险分子”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会议,博洛尼亚是那一地区的首府,城中有着精美 的柱廊。对于亚历山德罗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博洛尼亚的“文 化” 和“历史”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结婚之前,亚历山德罗· 墨索里尼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的追随者,甚至是朋友。这两 个人都是在意大利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人物,科斯塔还在1882年成为了第一个被选 入意大利议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支持和帮助了他的 竞选运动,并且直接负责在普雷达皮奥及其周边地区动员了约几千名支持者,他们 的投票在后来被证明对科斯塔的当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斯塔和奇普里亚 尼都是激进的实践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奇普里亚尼曾与加里波 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作战,还在克里特岛参加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并参加 了巴黎公社。参加巴黎公社使他遭到了惩罚,他被囚禁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监狱里。 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墨守陈规”的社会主义者,倒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典 型的表现是他在精神上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喜欢不怎么精心准备就去发动起义。 看来,迈克尔·巴枯宁对羽翼未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卡尔·马克思是同 样大的。 科斯塔也是这样,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里,发动革命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内 容。 这样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名字却被后来的法西斯头子所借用,真是有点讽 刺意味。1874年,科斯塔宣布,他的政治目标是“从整体上毁灭这个国家,包括它 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废除其军队、银行和宗教仪式”。后来,他变得正统了一 些,并且因其穿戴的精致和举止的得体而赢得了一些声誉。1892年,一个统一的意 大利社会党成立了,而科斯塔对这个党的成立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按照定义来解 释,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自觉的国际主义者,都向往人与人之间能有兄弟般关 系的乌托邦,他们在大体上或者至少从理论上不屑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取 一些小小的利益。 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 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危险 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 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 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 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 所有的恶行和腐败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 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 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 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 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 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 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他还支持在镇里开通电 报,支持镇里的乐队,促使镇里拿出开支补贴给当地的穷人以满足他们在医疗方面 的需求。 更让人吃惊的是,1900年,他正式对教皇翁贝托一世的被刺表示遗憾,称这个 教皇在内心里还是一个“绅士”。 然而,在自由党当政的意大利,身为一个社 会党党员是有危险的。1902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亚历山德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 还是被捕并且被监禁了6 个月。对此,正如给他写传记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是 “不公平的”。祖父、父亲和贝尼托都曾出于政治原因而经历过牢狱之灾,这显示 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监狱生活的经 历对亚历山德罗的健康和精神都产生了影响,而妻子罗莎于1905年2 月的去世,可 能更让他丧失了继续做一个政治激进分子的勇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 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罗莎去世前的几年,她继承了一笔遗产,从而使家庭的 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根据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的回忆录上的记 载,当地的农民开始谦恭地称呼亚历山德罗为“老板先生”。从1908年开始,这个 家庭把当地的一条河流——拉比河沿岸的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每年能收取490 里拉 的地租。 妻子去世后,好像是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亚历山德罗离开了曾是他的 政治权力根据地的普雷达皮奥,并在弗利郊区开了一家乡村旅馆,做起了小旅馆的 老板。在那里,他与自己在年轻时曾追求过的一个名叫安娜·隆巴尔迪(她已恢复 使用她娘家的姓)农民寡妇生活在一起。安娜·隆巴尔迪还把她的5 个女儿一起带 到了这个家庭,其中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名叫拉凯莱·圭迪。就是这个拉凯 莱很快成了贝尼托的社会党同伴,并且最终成为他的原配夫人。亚历山德罗的另一 个问题可能就是喝酒了。他参加过多个酒友组织,其中较早的一个名叫“酒鬼俱乐 部”,他们有一个很自豪的口号,宣称其成员打算“活着工作,死了也要战斗”。 虽然更多宽容的旁观者把亚历山德罗的健康问题归因于他患上了关节炎,但他 儿子的政敌们却毫不怀疑亚历山德罗在晚年已是一个老酒鬼。不管真实的情况到底 如何,就在这个名叫“狙击手”的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缺少了些社会主义者的 国际主义精神)的小旅馆里,亚历山德罗于1910年11月去世了,享年56岁——墨索 里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很长寿。去世前不久,这个小旅馆老板想让他的长 子在从事教师工作的间隙回家到小旅馆里当侍者。这当然使儿子很不高兴:“那是 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一名教师……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尊来做一个从事简单 工作的侍者。”无论年轻时曾有过多么高的革命热情,晚年已成为有产阶级和小生 意人的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已不再热衷于坚持平等的原则,转而关注起能体现个 人情况的不同阶级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复杂的差别了,特别是与有产阶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