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在与新的德国的外交实践中,意大利也试图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最初的计 划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签订一个《四强协约》,在意大利国内也经 常被称为《墨索里尼协约》。这个协约最初是由墨索里尼在1933年3 月相继向德 国、法国和英国提出的,协约最终在7 月15日签订。虽然墨索里尼到处推销这一协 约以便让欧洲能有10年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由于多个事件的接连发生,这一协约 最终也没有获得正式批准。签署这个协约的其他几个国家在早期也对其表示怀疑。 4 月,墨索里尼曾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提出忠告说:“这个协约在开始时只是 一个小男孩,但英国想把它变成一个两性人,而对于法国人来说,它只能是一个女 孩。”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了德国身 上。 已经退休的英国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先生还是非常友好,他向伦敦强调了他 对墨索里尼的“精神”和“勇气”非常敬佩,认为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从总体上 讲是正确的,并且对欧洲是有用的”,并且确信“意大利没有错误的种族主义,也 谈不上有什么反犹太主义。”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的首都里,一件非常急迫的事 是需要拟定针对柏林的正确的路线,因此,各国不会再在第二个独裁者身上浪费过 多的关心和热情。不管怎样,对于自由党的外交官们来说,《墨索里尼协约》本身 就有许多问题。为什么只有4 个大国?为什么没有波兰和苏联(或者美国和日本)? 为什么又明显地回到了“大国一致”的老路上了呢?这与伍德罗·威尔逊主张 的“新外交”可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官们在内心中对“新外交” 并不喜欢,但这种“大国一致”的做法与自由外交的理念也是不相符的。墨索 里尼是在试图打破国际联盟这个框架吗?这个协约暗含的意思是,这4 个欧洲强国 在此之后将聚在一起重新讨论《凡尔赛条约》,并且很有可能对其进行修改。比如, 柏林议会曾在1878年操纵了“东边的问题”。因此,他们有可能在不与其他实力较 弱的大国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就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安排——墨索里尼公开称这 个国家是一个“混血早产儿”——或者也有可能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他们还可能会 组成一个反共反苏集团。意大利的历史文献仍然给予《四强协约》一个正面而积极 的形象。 例如,罗萨里亚·夸尔塔拉罗就声称,敏感的同时代人都认为这个协约是“领 袖取得的伟大的个人胜利”,她的作品也被德费利切广泛引用。她还认为,是那些 愚钝的或者憎恶意大利的政策和态度毁了这个协约,但墨索里尼和他的顾问们一直 都没有完全放弃它。他们的目的是让意大利在躁动不安麻烦不断的欧洲能具有更重 的分量,这也是有情可原的,直到1940年,他们还在期待自己的现实主义能够改变 其他国家。英国人对待这一协约的态度与意大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并不能 够证明墨索里尼是在不怀好意地想通过这一协约为最终促成一个有利于纳粹德国的 类似于《慕尼黑协定》的协约铺平道路,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个协约有多么重要。 《四强协约》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想法。对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意大利 来说,如果能通过这样一个协约划定一个硬性的框架从而让其他大国接受它成为他 们中的一员,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外交政策吗?此外,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 明,《四强协约》这一概念并不是轴心国概念的前奏。事实上,正是在为协约确定 框架的那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才担任起了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的保护人的角色。 此人是奥地利的总理(他更倾向于“教会法西斯主义”,但是是一个可靠的奥 地利纳粹的反对者),两人在1933年4 月见了面。之后墨索里尼总结说:“多尔富 斯写的字很小,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有着真正的意志。这些结合在一起给 人一个不错的印象。”墨索里尼绝不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 们也有理由相信,正如苏维克所说的那样,《四强协约》旨在通过旧式外交的切实 而可靠的方法来约束德国,而不是为了最终促成“好战的法西斯”这一结果。苏维 克还记得,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墨索里尼曾经痛心地对他说,他发现纳粹的种族 理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苏维克也是这么认为的)。在1933年至1934年间,奥 地利问题并不是惟一让法西斯意大利努力为之奉行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的国际问题。 墨索里尼在言辞上不断随意重复的一个问题是反共问题,当然,在20世纪里,他并 不是惟一在此问题上出现反复的人。法西斯主义一直宣称对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 墨索里尼的许多崇拜者和模仿者也认为他们是在讨伐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墨索 里尼绝对不允许这种意识形态的战争破坏法西斯意大利与共产党苏联之间的双边关 系。 1933年9 月,意、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另外,法西斯意大利也没 有拒绝与苏联进行武器交易。例如,1931年至1932年间,意大利就向苏联销售了一 批飞机从而大赚了一笔,后来又在意大利的造船厂里为苏联海军制造军舰,而且当 时可并没有考虑这些武器会不会被苏联人用来向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的意大利法西 斯开火。 意大利的政治评论员们绝对不会全都确信苏联天生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他 们甚至怀疑斯大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蜕变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广为人知的一 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墨索里尼曾在许多场合试图让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 即单独与苏联保持和平,这样轴心国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 地中海的威胁。尽管德费利切对待这个建议非常认真,但他还是觉得向纳粹提出这 个建议是个疯狂的想法:因为纳粹当时的理想是先肃清共产主义者和斯拉夫人, “最终解决” 犹太人问题。因此,与种族主义思想相比,墨索里尼的反共态度一直都是不彻 底的。 在墨索里尼看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径能够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没有 哪种理念能够强有力到让他对这种途径熟视无睹的地步。正如1933年6 月墨索里尼 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他现在又开始重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了。 在欧洲以外,也有几个大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眼的就是美国。就在 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几周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法西斯媒体对于 他的“新政”也是频繁地进行评论,就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在1933年6 月声称罗斯福 也拥有独裁者的权力,甚至超过自己。他还不断地评论说,美国也在寻找一条通往 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相反,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日本倒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盟友。 1934年1 月,他甚至警告说,日本有可能进一步侵入中国。(墨索里尼的女婿 和女儿当时仍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并且表达了意大利对蒋介石和其他的中国民族主 义者的同情,他们在想这些人在内心里会不会也变成法西斯主义者。)签订《四强 协约》两周之后,墨索里尼又在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此时,国际上阴云密布,国 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也让墨索里尼陷入深思之中。而也在此时,他更不愿意 谈到年龄对自己的影响了,并且开始约会他的最后一个情人。1933年9 月,他还给 女儿埃达写信说:“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比较艰难,所以你过去是、 现在仍是我心中的最爱。”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在与埃达分享墨索 里尼的宠爱了。她叫克拉雷塔·佩塔奇,生于1912年2 月28日,出身于罗马一个安 逸的资产阶级家庭(据说她的母亲是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她的父亲 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佩塔奇也在为教皇服务的医疗机构里工作)。这个姑娘当 时才21岁,比埃达还小两岁,但她更多地还是被墨索里尼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所吸引。 1933年9 月8 日,两个人首次邂逅,于是故事就继续下去了。佩塔奇的家里很 富有,她在18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辆跑车,于是她经常驾车在奥斯蒂亚的海滩 上闲逛。 墨索里尼那天碰巧也驾车在那里兜圈子,并且没有带什么护卫和随从,于是两 个人相遇了。年轻的女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借此机会对墨索里尼低声咕哝 说,她做梦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伟大的领袖。她还说曾经把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了墨 索里尼,而墨索里尼也装模作样地说自己记得此事。两人见面之后不到三天,贪婪 好色的墨索里尼就把电话打到了佩塔奇的家里,但最初是和佩塔奇的母亲通的话。 同样,这也是一个本性贪婪的女人——佩塔奇一家的贪婪是臭名昭著的。当克 拉雷塔接到电话的时候,墨索里尼很有礼貌地问她是否愿意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 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将在威尼斯宫里等着她。她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并且在 “两半球厅” 旁边一个墨索里尼用来小睡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墨索里尼。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 是立即就发生了性关系。但据德费利切说,两人直到1936年10月才开始经常来往, 那时佩塔奇在威尼斯宫里已经有了一个住所,并且已经有点像是“女主人”了。她 一般下午两点钟来,迅速地抽上一支烟(墨索里尼不赞成抽烟,因此她要把这个习 惯隐藏起来),然后做好准备迎接她的情人。她的电话现在已经开始被法西斯政权 忠于职守的警察们监听了,她大概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监视。她一般在大约早上8 点 钟回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在1934年6 月,她就已经嫁给了里卡尔多·费德里西,因 此,1936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夫人”而不是“小姐”了。那年,她的丈夫被 任命为意大利驻东京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并且一直在那儿待到1945年。她和费德里 西的婚礼盛大而庄重,教皇庇护十一世还亲自为他们祝福。对佩塔奇的电话进行窃 听也不可避免地录下了墨索里尼与她的交谈。他在谈情说爱时的言辞仍然是那么老 套:“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地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的香吻让我眩晕,它杀死了我。当我望着你的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灵魂 的最最深处! 世界突然消失了,我忘记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男人 必须是妒嫉的,而他也的确如此。他会想,那天她在干什么?而换个场合,他们之 间的关系又是那么的亲密。每收到一件礼物,克拉雷塔都会回报给墨索里尼一个吻, 而墨索里尼也会告诉她:”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你给我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罗 马的社会也开始注意到此事了,但墨索里尼毫不理会那些对流言蜚语敏感的旁观者, 他喜欢把自己泡在科隆香水里(他更喜欢这种传统的抑制体臭的方法,而不是新发 明的淋浴方法)。而克拉雷塔也是继续公开露面,接受上层社会那些眼里带着妒嫉 的贵妇人们的苛刻评价。其中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回忆说:”佩塔奇小姐,尽管她像 她的前任一样有着美丽的长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脚,但与一个国家的领袖还是不 太相配。我曾在歌剧院里见到过她,发现她在某一方面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是,她 的头发有太多的卷,妆也化得太浓了。而且,她的水貂皮外衣太大了,戴的首饰也 过于艳丽扎眼。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佩塔奇肯定为人 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墨索里尼还没有丧失他的性吸引力,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老, 并且继续遭受着胃痛的折磨。一个观察家发现,墨索里尼在1934年年初的时候变 胖了(这很可能是牛奶在他的饮食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精力却非 常充沛。他也没有停止过运动,1934年1 月,他还到位于罗马东边的亚平宁山脉中 一个新开的名叫泰尔米尼洛的度假胜地去滑雪,并且拍了许多照片(他注定要在1943 年再次造访这个地方)。然而,当他晚上回到拉凯莱和孩子们住的托洛尼亚别墅里 时,生活又变得如此地单调乏味。客人们注意到他家里的家具非常笨重,并且不配 套。墨索里尼还喜欢看电影,尤其是美国喜剧片(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喜 欢迈克·塞纳特、查理·卓别林、劳莱和哈代)。来访者还记得,墨索里尼 一直都避免在家里发生争吵。他与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关系并不亲密,学校和警察 的报告显示,墨索里尼的这两个儿子都喜欢逃学、运动、开快车以及与放荡的女人 鬼混。有一次,墨索里尼提出想看一看布鲁诺打篮球(他是他的篮球队的队长), 这让布鲁诺大为吃惊。这也许算是小小的仁慈和关怀吧。而法布里齐奥·齐亚诺还 记得,他那位很注意自己举止的身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外公像叫一个小孩子似的把他 叫过来,命令他立正,然后打了他一个大耳光。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墨索里尼仍然很少表示出满意之情。与佩塔 奇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只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原先的看法, 即女人才是真正喜欢性交的人。他说:“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肉欲让女人感到高兴、 充实和心满意足。”相反,留给她的可怜的情人的却只有“空虚和失望”。他还向 一个同事倾诉说,不管怎样,男人通常总是要杀掉他最爱的人。斯塔拉切为法西斯 党设计的是一个平民化的、永远充满活力的形象,而墨索里尼的这种失望和沮丧和 心态与此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但法西斯的宣传中把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无处 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的形象,这就隐藏了墨索里尼内心中日益加深的孤 独。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种上天赐予的权力的局限性,说他的绝对的权威禁锢了他, 他甚至坦白地说有时候他发布命令是因为人们期望他这么做,而不是他感觉这样做 能够取得什么结果。他召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高委 员会在1923年至1929年间召开了106 次会议,在1930年至1936年间是56次,而在1937 年至1943年间只有23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当最高委员会真正开会的时候,墨 索里尼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到会上发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墨 索里尼的党羽中一些较为独立的思想家们的遭遇就惨了,特别是在由斯塔拉切来决 定政治风气的时候。巴尔博最多也就是一个立场不确定但又喜欢对任何事情都分析 一番的分析家,但是有时候出于嫉妒,他在墨索里尼面前也会很不安分。但让他极 为不满的是,1934年1 月份,他被贬到了的黎波里。这一时期主要的受害人是阿 尔皮纳蒂,他在1933年5 月突然被解除了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圭多 ·布法里尼·圭迪,是一个托斯卡纳人,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最后10年里一直任职的 人之一,并且在萨罗共和国里也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34年7 月,斯 塔拉切被逮捕并开除出法西斯党,之后又被流放到康费诺,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940 年。阿尔皮纳蒂的落马是斯塔拉切的杰作,据说还得到了贾科莫·苏阿尔多、 A。S。本尼和商业界的支持,这件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党内发生的一个 重大事件。斯塔拉切是这样向墨索里尼汇报阿尔皮纳蒂这件事的:他念念不忘领袖 年轻时的过激行为,恶意毁谤攻击社团主义,对政府帮助因大萧条而陷入困 境的银行和企业摆脱困境的做法也进行诽谤和攻击。另外,政府要求《意大利人民 报》在博洛尼亚省的订户要达到10万,但他却容忍这一数字降到了36个。他还有腐 败行为,照顾裙带关系以及其他更严重的罪行。他的朋友还吸食可卡因,盘剥妓女, 毒害未成年人,嗜赌成性,还诋毁法西斯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还在公共场合说民族 法西斯党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跳梁小丑”。他居然还有“黑人教皇”或者“法西 斯主义的斯大林”之类的想法。最恶劣的是,他竟敢公开而猛烈地对领袖墨索里尼 自己的演讲进行攻击。斯塔拉切下定决心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了,并且把自己看成 是法西斯政权里的未来的维辛斯基或者雅戈达。苏联在编写官方历史的时候,曾故 意改变布哈林等这些1937年清洗运动中的受害人的姓名,把他们的姓名中本来应当 大写的首字母小写。斯塔拉切也效仿苏联的这种做法,把阿尔皮纳蒂(Arpin ati)的名字写为“arpinati”,而他的党羽们则更进一步把它写成 “iraci”,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些被清洗的人“从历史中根除掉”。墨索里尼 对于他的老朋友阿尔皮纳蒂遭受迫害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但他的确只是 袖手旁观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墨索里尼的思想中有些想法可能与法里纳奇是相 同的,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说,他不相信斯塔拉切对阿尔皮纳蒂的指控是真的, 并且不管怎样,阿尔皮纳蒂都是一个“绅士”。如果墨索里尼内心也是这种想法的 话,那么根据他的神赐的“权力”的特点,他就必须先把法里纳奇这种私下的怀疑 放在一边,等到战争开始引发爱国主义浪潮时再借机把阿尔皮纳蒂从他的流放地— —利帕里群岛——召回来。后来墨索里尼也听到了一些谣言,说在他最喜爱和珍视 的艾米利亚-博洛尼亚地区,阿尔皮纳蒂的落马让法西斯主义从此一蹶不振。法西 斯党在波河河谷地区很受欢迎,但斯塔拉切在曼托瓦发表的一个演讲可能对此没有 什么好处。他在演讲中夸口说,他“从来都不睡觉,即使在床上的时候也是在工作”。 他又补充说,如果哪个女人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到后台来找他。但是当时,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已经巩固,从而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此相比,国内 问题给斯塔拉切等带来的辛苦劳累只能算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了。1934年夏天发生 的三件大事让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纳粹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达到了 顶峰。 一是期待已久的墨索里尼和元首希特勒之间的会面终于在1934年6 月14日至15 日之间举行了,地点是威尼斯,这对于喜爱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 法西斯政权的媒体把这一事件宣扬为“两种革命的碰撞”。但是,我们有理由 怀疑他们二人是否真正互生好感。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曾公开地反对德国 吞并奥地利,声称“奥地利知道,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捍卫其国家独立方面,它可 以依赖我们意大利”。法西斯的媒体也对墨索里尼的话做出了回应,法里纳奇把纳 粹嘲讽为“社会-国家主义者”,是一群“徒有法西斯其名而无其实”的人。墨索 里尼也毫不犹豫地再次公开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反对所 有的事和所有的人。昨天他们反对天主教文明,今天又反对拉丁文明,明天,谁知 道呢,也许他们会反对全世界的文明。”他又说,他们的政策因此是一种“愚民主 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在20世纪是行不通的。在 《意大利生活》上,纳粹的种族主义哲学家罗森贝格甚至被骂为是“反基督的”。 一个评论员还轻蔑地声称,罗森贝格的“空洞”的理论简直就是“源自俄国的 伪哲学”。 但是,在威尼斯,如果发现大部分事情都误入了歧途那也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 两个人第一次是在斯特拉别墅里见的面,这曾经是拿破仑的别墅,里面到处都 是蚊子——一本回忆录声称那儿的蚊子像鹌鹑一样大。第二次会面是在威尼斯的高 尔夫俱乐部,沃尔皮和亨利·福特早在几年前就想安排他们在这里见面,但安排在 这里会面并不合这两个独裁者的意,因为两人(不像佛朗哥)都太传统,无法理解 高尔夫和“政治家的才能”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在此期间,希特勒还参观了威尼 斯艺术节,但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法西斯竟然没有禁止现代派的艺术作品展出—— 在他看来这就是退化堕落,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满屋子都是。在所有的场合,希特 勒都穿着平民的衣服,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着橡皮布防水衣 的管道维修工”。希特勒还用德语说个不停,并且他言语中的恶骂和诽谤也让墨索 里尼感到厌烦或者难堪,而墨索里尼也想让他相信自己能够毫不费劲地听懂德语。 但是,希特勒的喋喋不休在当时和之后也的确考验了墨索里尼的理解力。同 时代的人也常常努力地寻找他们希望这二人的会面所能够带来的成果。伦泽蒂汇报 说,希特勒“容光焕发地”回到了德国,带着些奉承信服地声称,像墨索里尼这样 的人物每个世纪才能出生一个。这位元首还说,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对最亲密的德国 合作者他都不会提起,但却可以拿来与墨索里尼一起讨论。苏维克给多尔富斯 写的信更加辛辣地说,尽管别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希特勒还是喋喋不 休地大讲他的人生观。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他也不是很有信心,而墨索里尼 对此的反对也丝毫没有减弱。墨索里尼曾亲口对德韦基(他当时是墨索里尼驻梵蒂 冈的非常虔诚的代表)说,当希特勒谈起犹太教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可恶行为时情绪 非常激动,并且像张“破唱片”似的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够 在对待教会的政策上更冷静一些,但他又补充说很高兴法西斯意大利能够“在政治 上和伦理上” 与天主教保持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墨索里尼会面受到了鼓舞,希特勒一 回到国内就下决心采取行动了。1934年6 月30日,他组织了一次“长刀之夜”行动, 包括救世军领导人罗姆在内的许多反对希特勒的右翼分子都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些 是出于意外,但有一些确实是被谋杀的。在这次行动中,有150 到200 人被害,连 意大利的法西斯都被这样公开而大范围的暴力行动惊呆了,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在崛 起过程中的行动也无法与此相比。甚至连意大利那些亲德国的媒体也试图解释说, 希特勒的政权正处在“心理危机”中,而这种心理危机是他们在“理智化”方面的 弱点以及没有能够获得墨索里尼所体现出的那种“拉丁式的明确性”所造成的。而 墨索里尼本人也借机鼓动奥地利人要更加严酷地抵抗“恐怖主义”。但是,他的建 议来得太晚了。7 月25日,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一次糟糕的政变中谋杀了多尔富斯, 残忍地把他丢在维也纳官邸的地板上流血致死。就在几周前,这位奥地利总理还给 苏维克写信说,他很高兴能够在海滨度假地里西恩与墨索里尼会面。就在被害的当 天,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和墨索里尼的家人一起度假了,而正是墨索里尼本人 向他们通报了这件事。墨索里尼对此事做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应,他甚至动员了4 个 师的部队并把一些装备都运到了勃伦纳山口,而意大利媒体也为他做出的这一 反应鼓掌喝彩。从一个更加个人的层次上讲,多尔富斯这个政客的死也让墨 索里尼非常头疼,因为多尔富斯是他在奥地利的代理人。多尔富斯死后,墨索里尼 一直照顾着他的妻子弗劳·多尔富斯和孩子,1938年3 月还为她在瑞士找到了一个 避难所。在此之前,他还关切地命人给多尔富斯的孩子们买了电动模型汽车,并给 他的遗孀送去了一幅“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肖像”,这件作品现在还在威尼斯艺 术节的奥地利展厅里展出。现在,在发表政治评论时,墨索里尼已经没有什么理由 来控制自己对纳粹德国的敌视态度了。他说,“社会国家主义者”有那么多荒谬可 笑的想法,希特勒的“新遗嘱”——他这样讥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想 法也是如此。他又更加挖苦地补充说,要想培育出一个纯种的德国种族,那得花费 6 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来沉着而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德国人 自己就分裂成了至少6 个种族,他们自己推行的绝育运动应当像他们的种族主义一 样受到严厉的谴责。总而言之,德国人在背信弃义和玩世不恭方面是世界级的专家。 在巴里的一次演讲中,他更是毫不掩饰对人们所说的他的德国模仿者(希特勒) 的藐视:“长达30个世纪的悠久历史让我们可以高傲地藐视阿尔卑斯山脉那边 的什么理论,那些信仰这些理论的人,他们的祖先在罗马已经有了恺撒、维吉尔和 奥古斯都的时候还是一群文盲。在1934年的秋天,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两国之 间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天生的盟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墨索里尼的抗议是有些过头 了。 在当时的欧洲,德国并不是惟一培养和助长政治恐怖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经 常鼓动多尔富斯在奥地利国内进行镇压,不管是对奥地利的纳粹还是对奥地利社会 民主党人,后者在1934年2 月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在一些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甚至 动用了坦克来轰炸和摧毁维也纳一些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另外,匈牙利当时奉行 修正主义的路线,总理久洛·贡博什是一个极右翼分子,墨索里尼还是他的后台, 想让他在匈牙利也推行“更加法西斯”的路线。西班牙共和国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一 个敌人,于是意大利的媒体也为吉梅内斯·卡瓦列罗——自封是西班牙未来的法西 斯领袖——发表他模糊不清的理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是,意大利法西斯的领导层 采取的更为实际的行动是与持不同政见的将军们以及君主制主义者做交易。1932年, 何塞·圣胡尔霍将军企图发动政变,意大利为他提供了武器和帮助。两年之后,墨 索里尼和巴尔博会见了埃米利奥·巴雷拉将军和右翼其他的代表,又一次承诺为他 们提供资金和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这些东西当时都是秘密地通过 的黎波里运送的,目的是期待他们再发动一次政变。墨索里尼夸口说:“当我帮助 某个人的时候,我是在帮助很多人,这一点奥地利最清楚。” 虽然墨索里尼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中出现的反对意大利的倾向一直颇为恼 火,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帕韦利奇和他的“乌斯塔沙运动”的支持。1934年10月 9 日,当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正在法国马赛会面的 时候,一个在意大利接受过训练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暗杀了他们。但对于意大利 的外交来说,这件事来得并不是时候,因为意大利当时非常需要与法国保持和睦的 关系。然而,墨索里尼仍然好斗地告诉贡博什说,他当然不会就此事进行公开道歉, 而是会有意保持冷漠。他通知多尔富斯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说他没有 同意引渡帕韦利奇和他的助手的意思(然后又向奥地利总理施加压力敦促他在国内 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当然,在1934年的时候,意大利并不是在直接地维持着欧 洲的现状。相当多的异见分子,不管是右翼的还是极右翼的,都从意大利法西斯那 里获得了资助,作为报答,他们通常也虚伪地对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当然,意大利 也不是世界历史上惟一在外国寻找代理人的国家(在1914年以前,自由党的外交官 就梦想着在未来通过由国家提供慷慨的资助能够笼络住一些外国人为意大利服务, 从而能够与傲慢自大的法国人一比高下)。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实力越弱,那么 这些国家里的代理人就越靠不住,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更有可能被比较富一些的国 家认为是难以接受的。不管怎样,在1934年年底的时候,法西斯关注的重点从欧洲 转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就在注意的目标——埃塞俄比亚。自从赖伐尔和瓜里利亚在1931 年至1932年间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法西斯就时断时续地“计划”在那里采取行动。 但是有一个问题,正如类似以殖民地部长德博诺为首的各个利益集团曾向墨索 里尼提出的那样,法西斯虽然统治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等东非殖民地,但却很 少做什么事情来改变那里的沉睡状态,即使那些最热情或者天真的领土扩张主义者 也都认为占领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回报。1932年底,德博诺在努力推动对埃塞俄比亚 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同时也能增加他的殖民地部的预算),当然,这也是因为作 为殖民地部长,他也应当提出些什么政策来。1934年2 月初,这个提议对墨索里尼 产生的吸引力比以前更大了,并且,虽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但一定程度的军 事准备已经开始了。5 月份的时候,巴多利奥还确信夺取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将会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小心谨慎地建议说,获取的大多数殖民地都是很不划 算的。 多尔富斯的被杀更是起到了紧急制动的作用,墨索里尼在8 月份宣布,鉴于欧 洲的形势太不稳定,意大利不能再转移焦点到非洲去冒险了。有一点很明显,即那 些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抵抗德国的决心是非常勉强的,因此德国有理由享受这些国 家的绥靖政策,但是意大利则不行。在多尔富斯被害事件发生后,意大利曾把军队 调往勃伦纳山口,于是英国的媒体,尤其是报纸《苏格兰人》就提醒它的读者说, “残忍的”墨索里尼曾经野蛮地攻击了科孚岛。这份报纸的还总结说,从道义上来 讲,“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此,如果意大利真的与德国发 生公开的冲突的话,那么意大利别指望会得到任何支持。此外,墨索里尼和他那些 法西斯领导层的同事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测欧洲的形势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因为纳粹 德国的“修正主义意图”并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几年稳定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作 为列强中最弱的一个,意大利如果想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它就必须立即、同时还要 无情地采取行动。现在与1911年的形势非常相似,那是在一战爆发前3 年,焦利蒂 夺取了利比亚,满足了意大利长期以来的野心。而在1935年,也就是二战爆发前4 年,埃塞俄比亚即将成为意大利攫取的目标。193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签发了一 份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指示。这份指示在第一段里写得非常清楚:“意大利和埃塞俄 比亚之间的关系在最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它已经从一个外交问题变成了一个 需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这类问题的惟 一途径就是武力。”墨索里尼又继续解释说,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把埃塞俄比亚 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他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没 有时间再等下去了”。意大利等的时间越长,征服埃塞俄比亚时遇到的抵抗就可能 会越顽强。“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军事实力能够 确保取得胜利时解决这一问题。”墨索里尼继续写道:“一旦选择了战争,我们的 目标就是摧毁阿比西尼亚人的武装力量并完全征服埃塞俄比亚。”“要想成就一个 帝国,没有其他的途径。”法国对付摩洛哥的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政策就是我们要 走的路,法国“在趁德国人还几乎没有怎么武装的时候就获得了利益”。意大利需 要欧洲保持“安静”,相信这种和平状态还能够持续到1937年。意大利与法国的关 系当时已经改善,这在那段时期里也扼制了德国对奥地利怀有的野心。意大利必须 迅速地建立起军事优势,并且“效仿日本的新做法,即没有必要宣布开战,只要强 调我们是在自卫就行。”他又强调说:“如果军事行动进展迅速的话,欧洲没有哪 个国家会向我们发难。”不管怎样,意大利已经通过条约与英国和法国就埃塞俄比 亚达成了交易,并且强调它的行动不会伤害到这些大国的利益。至于这样做会给国 际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困境,那就不那么重要了。意大利一直希望成为埃塞俄比亚的 统治者,现在,这种漫长的等待结束了。不管这件事反映出了多少意大利在东非的 历史,也不管它对今天的国际关系有多大的影响,毕竟墨索里尼自己做主打了“他 的”第一场战争。 日本的胜利也许是值得大加赞扬的(特别是对德国心存嫉妒的时候)。但是在 1941年圣诞节的时候,节日并没有能够给墨索里尼带来欢乐,相反,他的厌世情绪 比以前更严重了。从德国传来消息说,瓦尔特·布劳希奇将军突然被解职了,这意 味着苏联还没有被“从地图上抹掉”。东线的战事是否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傻瓜”? ——尽管齐亚诺声称是一个德国外交官曾这么说过,但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个词 时肯定也很高兴。这些日子很难看到墨索里尼脸上出现笑容,相反,在与齐亚诺见 面时,他也时常显露出内心的怨恨和恼怒。之前,他还在猛烈地抨击要求把他的军 队进一步政治化的建议(在他看来,这又是一个无聊并且根本没用的建议),现在, 他又转而反对起圣诞节来了。他说,他很纳闷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废除这一节日。这 个节日“只是纪念了一个犹太人的降生,而这个犹太人给全世界带来的理论只能让 世界变得软弱无力。”他又抱怨说:“耶稣的影响正在意大利泛滥,而教皇的本事 也只是让意大利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墨索里尼夸口说,为了根除这一邪恶的影响, 他已经禁止意大利的报纸谈论耶稣的诞生。但是,这么做是徒劳的。齐亚诺在他的 日记中倾诉说,当领袖从“两半球之厅”的窗户望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外面 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仍然记得圣诞节并且喜欢它”。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墨索里尼现在即使想做一个“格林奇”都遭到了失败。也许一些法西斯党的忠 诚分子会把他们的庆祝时间推迟到法西斯的主显节(1 月6 日,耶稣显灵日,或者 称“圣诞节的最后一天”,在意大利是传统的互相交换圣诞节礼物的日子。在独裁 统治下带有些法西斯的色彩)。当然,墨索里尼也给他的下属、法西斯党和全国上 下保留了一份圣诞节的“惊喜”:12月26日,墨索里尼宣布解除塞雷纳的民族法西 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阿尔多·维杜索尼。齐亚诺对此事感到非常吃惊,他 写道:“接任总书记职务的是维杜索尼,他因为在西班牙作战英勇而获得过一枚金 质奖章,只有26岁,拥有法律学位。但除了上面这些情况,我对这个人没有更多的 了解。很明显,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大胆的试验,让我们祝愿这一次运气会真的与勇 气同在。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一天之后,齐亚诺 发现这个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是“全体迷惑”——从地位卑微的高尔夫俱乐部的小球 童到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皮,后者当时已经是米苏拉塔伯爵,并且同时担任意 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意大利-克罗地亚经济委员会两个机构的主席。所有的意大 利人都在嘲笑墨索里尼的这一选择。即使是在政界里与这位新的政治明星比较熟悉 的人也感到迷惑不解。齐亚诺尖刻地回忆说,当维杜索尼指责“党内像老妓女一样 的气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总书记在“汗血”。他看起来是一个狂热分子,一个 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许这么说还是好听的,但大多数人看他都是“从领袖脑袋 里蹦出来的”,就像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密涅瓦一样”。一周之 后,维杜索尼来到外交部与齐亚诺讨论巴尔干的局势,齐亚诺对这个新一代法西斯 化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一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东北部 边境,游击队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活动也正在扩展。维杜索尼的观点非常直接:意大 利应当清除所有的斯洛文尼亚人。身为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的齐亚诺则提醒说:“那 儿可有100 多万斯洛文尼亚人呢。”维杜索尼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像土 著兵(意大利从厄里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征来的黑人殖民地士兵)对待他们的敌人那 样,把他们消灭就是了。”看起来,这是一个把时代精神融入到轴心国事业中的年 轻人(但是,他用黑人士兵来做榜样表明他没有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种族主义的 含义”)。 德费利切认为,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是他最后一次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组织 法西斯党,但是选择维杜索尼看来更像是一种绝望之举。领袖可能也曾对全党说过, 年轻人必须有出头之日(他还暗示说维杜索尼其实是28岁,而不是26岁), 维杜索尼可以先做他的“徒弟”。墨索里尼还敦促新的总书记要把工作重点放在 “政治事务”上,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和信仰的灌输,而不要放在“警察活动”上, 他认为那应当是由“国家”来做的事。他还得出结论说,一场持久的战争也有它的 好处,这样它就可以迫使所有的意大利人从精神上深入地挖掘,直到最后在国内和 国外都赢得战争。但是,不管是维杜索尼还是墨索里尼,现在都无法掩盖正在崩塌 的法西斯主义大厦到处都在发出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对于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这 件事,老的法西斯精英们想得越多,他们就越觉得墨索里尼轻视了他们。所有这些 人先前都认为自己是领袖的特殊的“散发物”,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至交 密友,但是现在却沦落成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无能之辈。法里纳奇、齐亚诺和 博塔伊心中都不服气:维杜索尼这个“白痴病患者”和“低能儿”现在居然 突然要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或者上级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判断居然不幸言中了。 有谣言说,这位新的总书记为了显示自己的年轻、男子气概和顺从的精神,每 次一进威尼斯宫,都要从领袖的办公室门口一路小跑地跑到他的办公桌前。维杜索 尼还会喊一些法西斯口号,但是,作为法西斯“神秘主义”的一个载体,这位新的 总书记却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内心的思想,同时也证 明要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职位的确是需要经过一些培训的。1943年2 月,警察提交的 一份报告把维杜索尼的任期总结为“一场灾难”,特别强调说因为他“缺乏组织能 力,致使党的精英进一步流失。”这位评论者进一步抱怨说:“维杜索尼的工作仅 限于到医院里去慰问伤员,以及参加足球赛或者拳击比赛。”在任职14个月之后, 维杜索尼仍然没有能够与党内的主要人物搞好关系,也没有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方 式。 那些关键人物仍然在质问,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领袖为什么 要把这个无名小卒提升到这个有名无实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墨索里尼之所以更 换总书记并选择维杜索尼,与其说是想把民族法西斯党变成他自己的党,还不如说 是想有意疏远与他那些最紧密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1943年4 月,当维杜索尼最终 离职的时候,墨索里尼自己的衰亡也即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