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救国救民”(2)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 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 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 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 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 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 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 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 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 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 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 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 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 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 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 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 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 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 。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 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 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 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 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 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 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 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 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 快活的、幸福的人。”[5] 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 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 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 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 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 《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 《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 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 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 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 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 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 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 淀时期。1964年8 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 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 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 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 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 ,如孔子之‘百世可知’, 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 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 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 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 助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一次,从他表兄文运昌 处,借了11本书,内有《盛世危言》等新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盛世危言 》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 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 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 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 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 利。这本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 的改良主张,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与此同时,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 》等等,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使毛泽东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 忆说:“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它叙 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 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