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2)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 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 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 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 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 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 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 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 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 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 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 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 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 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 》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 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 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 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 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 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 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 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 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 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 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 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 [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 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 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 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 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 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 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 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 他还不明 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 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 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 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 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 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 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