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0)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 指挥风的错误,在1960年3 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 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 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 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 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 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 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 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 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 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 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 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 并给以指导。1961年4 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 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 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 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 月初至5 月 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 月28日至5 月14日 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 月24日至5 月5 日期间到四 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 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 进行调查;陈云于6 月下旬到7 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 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 月下旬至6 月上旬 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即《农业六十 条》) 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 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 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 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 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 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 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 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 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 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 宣传) ,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 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8]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群 众中间来又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 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它是否正确,如 此循环往复。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利益、人民情感的最好的体现者、代表者。他的天才、聪明、 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的高度集中的反映。他把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 结晶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丰富生动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他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实际情况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 呼声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能够把广大人民的天才、聪明、智 慧高度集中起来,化为自己的天才、聪明和智慧,以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 泽东在1960年3 月一次会议的插话中说:《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 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著作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流 血牺牲的伟大斗争中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坚持同群众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最根本的问题,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 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同群众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