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1) 苦乐观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 条件的反映,它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生活 中,人们所处的时代、阶级、生活环境和人生观不同,对苦与乐也有不同的理解和 看法。苦乐观作为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同 一生活境遇常常会得出不同的苦乐评判。在劳动人民看来是乐,而在剥削阶级看来 则是苦;反之,在劳动人民看来是苦,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乐。毛泽东以历史事 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明这一真理。 1948年8 月28日,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 论白皮书》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 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 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 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 复杂、最苦恼的时期’。”[1] 由此可以看出,苦乐观之所以具有阶级性,因为它 与一定的阶级的利害关系相联系,是一种社会意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它意味着人民获得解放,所以 对两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欢乐;反之,对中美两国反动派来说,则意味着失败,丧 失了利益,是最大的痛苦。可见,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人们衡量苦与乐的标准也 不同,看法也不同。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把 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与人 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以人民的苦乐和人民的利益为衡量苦与乐的标 准。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把个人的痛苦与国家、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起来。早 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以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苦难作为自己的痛苦,一心探索救 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并努力为之奋斗终身。 1936年9 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威胁和国民党政 府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严重局势,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国难日亟,寇进不 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 念前途,殷忧何极!”[2] 他忧国忧民,以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人民大众的苦难为 最大忧苦。为了挽救民族的苦难,他提出建立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停止 内战,互相合作,唤起民众,“驱除日寇,挽救危亡”[3] 。 1937年,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在给他的信中叙述了艰难的家境,想出来谋个事 做。他在同年11月27日回信中,对亲友和一切穷苦同乡表示深厚同情,并耐心教育, 指明出路。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 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信中说明,“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 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 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还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 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 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他请文运昌带信告慰穷苦乡亲,“八 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4] 毛泽东这些 情真意切、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以解放一切劳苦大众为己任,表明了他是与 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息息相通的。1949年2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苏联米高扬会谈 时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期遭受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压迫、剥削、蹂躏、摧残, 弄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各地区一经解放,首先出现的就是衣、食、 住与工作问题,”[5] 农村农民的缺吃少穿的问题,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问题。他 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 复和发展”,“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