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2)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也以人民的乐为乐。当革命胜利发展、人民扬眉吐气 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当看到有些同志有所进步的时候, 毛泽东总是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例如,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土豪劣 绅威风扫地,叫苦不迭,贫苦农民群众则拍手称快,弹冠相庆。毛泽东对此兴奋不 已,热情歌颂赞扬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他称农民运动“是四十年及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7] 中国 人民解放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 伟大胜利。这期间,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欢乐。1949年3 月23日,中央领导机关 由西柏坡迁到北京,一路上大家的情绪很活跃,毛泽东也很高兴。在上汽车时,他 诙谐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 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 ”“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 。这里说的“进京赶 考”,就是指全国胜利进城后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考验。1949年4 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 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 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9] 他庄 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开国大典上,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大众的解放,国家的独立, 看作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最大欢乐,把个人的喜悦融合在人民大众的欢乐之中。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毛泽东感到高兴。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 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 ),并写了104篇按语。毛泽东对1955年我国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步,也深 感欣慰。六十年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西南考察、讲学,大有收益,毛泽东致信 表示极为庆幸,还说,华罗庚“壮志凌云,可喜可贺”[10]。这可以看出,毛泽东 所喜所乐,所幸所庆,无不与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相关。凡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 的事,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进步、欢乐,也就是他的欢乐、 喜悦。 毛泽东晚年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时,对马周奏折中的 “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11]。毛泽东对这段引文 极为赞赏,逐字加了旁圈,并在此处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毛泽东很重视马周这种以 “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以及“必也使百姓安乐”的观点,认为这在封建 社会是很难得的。 人民的苦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毛泽东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推进社会 发展,使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看作是个人的最大快乐。他一生为人类 求解放,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发展,乐于吃苦,艰苦奋斗,战斗不止,他认为这 是共产党人的最大快乐。尽管他的晚年发生不少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怀着共产 主义最崇高远大的理想,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 群众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 总之,以人民的苦为己苦,以人民的忧为己忧,以人民的乐为己乐。这是毛泽 东衡量苦与乐的根本标准,也是毛泽东苦乐观的核心思想。 勿庸置疑,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苦乐观是带阶级性的。但在特殊情 况和特定环境中,苦乐观不都是有阶级性的。中国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当1949年10月1 日,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站在天安门 城楼,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这位巨人发出的巨声,震撼着世界,震撼 着天下炎黄子孙的心,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荣共乐。这已经超出一个阶级 的独乐,而形成除国贼以外的各阶级的同乐。这时的“乐”是带有共性的。大敌当 前,当国难日亟,水深火热,苦难日深。这种苦难的现实与感受,不只是一个阶级 所独有,除汉奸投降派以外,其它阶级也是有共同的感受的。此种苦难的性质,也 是整个民族所有,中国人所共有的,是不带阶级性的。毛泽东提倡和缔造的爱国统 一战线,正是建立在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基础上。承认苦乐有共同性,不带阶级 性的一面,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