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3) 东山高小并不能满足毛泽东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 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长沙后,他进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在这里 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 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激动,以致写了一 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 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 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 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 及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 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 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 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① 曾著《异哉所谓国 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 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 《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 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 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 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1916年6 月袁世凯死 后,梁启超转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 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2} 。并认为“闻有赦免祸首明令,时论哗然, 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3} 毛 这时对时局的见解,也跟梁大体相似,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 局。这见于1916年7 月25日致萧子升信:“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 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 明大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 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 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 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1} !在7 月18日、 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他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 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 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 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 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2} 汤在湖南曾大杀民党分子,被湖南 人咒为“汤屠”。毛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舆论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他这同情汤芗 铭的态度并没有保持许久,在这之后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就对汤持谴责态度了。 此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常见“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 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1917年8 月23日致黎锦 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 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 “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 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的根本要义,等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 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深或浅出自梁启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