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2)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 月,毛泽东寄去的 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 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 日写信劝勉 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 急图进取。”他希望黎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 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 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 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 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涉及了时局,涉及了教育,涉及了哲学“大本大源”,涉 及了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当年毛泽东的思想极其重要的材料。从1920年6 月7 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虽然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保 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 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 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 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 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 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 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 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 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 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 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 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 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毛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想 法,后来没有成为事实。那时他的好些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正启程赴法国勤工俭 学,他很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力促其成,甚至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他自己 是不是也出国去呢?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他当 时在写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 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不多久,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早 在1915年9 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毛泽东就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 (土地敌吾二广者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 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 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 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 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1920年3 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终 于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 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 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 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 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 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 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 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 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 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 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 条,认为更属紧要。”从这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求学的目的 是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而且,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甚至是 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 文化。这些意见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毛泽东也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极看重国文 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国语再好,不知道国情,又有 何用。他在《劝学篇》中说:“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 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 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黎锦熙一 生从事教学与著述,为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珍藏的毛泽东早年给他的六封信、三集 《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平民通信社(驱张运动时,毛泽东在北京主办的) 的十多份通信稿,于1952年清找出来,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