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2)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 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 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 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 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 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 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 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 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 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杨昌济于 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延揽他出任湖 南省教育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 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决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 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 类课程,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作终身的事 业来做。从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如1914年7 月5 日:“长沙 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 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 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域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 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 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 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 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 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 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 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 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 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 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 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 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 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 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 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 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 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 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 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 明所以不能发达也。”(1914年3 月18日)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 不发达,“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 深刻的。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 的遗产;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融会 贯通。在《达化斋日记》中,多处说到王船山,例如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 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 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1914年6 月25日) “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 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 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 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1914年6 月24日)当时 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 识。 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 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达化斋日记》里 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 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 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 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 3月17 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 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 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 》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 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 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 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日记里回忆了当年同谭的接触:“谭 复生于戊戌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命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 候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做事之多少;如做事 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做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夭亡;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 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故曰延年会也。”(1914年6 月2 日)“戊戌岁曾在 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 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 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 道,众说皆通矣。’”(1914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