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服曾文正”(4)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 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 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 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 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 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 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 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 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 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毛泽东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 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 这时他是站在同情 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 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 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 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 》、《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 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 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义,列于《劝戒营官四条》的第一条。 《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在江 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 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 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 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 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 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 实在人而不在器。”① 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练将”,而 “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 “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 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 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 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 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十余 万人,而太平军人数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 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 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 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 而已。但作为治军之道,曾国藩显然比他的后辈私淑弟子蒋介石要高明得多。 这里只是就现在笔者手边的一些资料,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 俭刻苦,文章气象,直到带兵打仗,等等,以说明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就为何 “独服曾文正”这一点作些说明。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 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