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2) 杨昌济国外留学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 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 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 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 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 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 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① 1914 年10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 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 认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 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 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 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 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 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 术为国学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 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 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 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 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 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 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 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 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 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 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 其功也。”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 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1917年8 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 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 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 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 廓清。”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 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 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 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才能探得大本大源。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 《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 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 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 的理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 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这‘百世可 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 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 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 援乎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其条件 与境界如何?“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 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 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 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 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 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 的历史进化观。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 的。1917年8 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 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 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 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 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2 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 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 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