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3) 毛泽东在学校时,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这个学社于1915年创 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明亡之后, 遗民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 “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 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 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 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 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 《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文中引用了以中国 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 庖丁”,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之从《论语》、《礼记》、《中庸》、《孟 子》、《庄子》、《史记》、韩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 中国古代人物16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 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选”中更有充 分的反映。这里可以顺带谈一下这个情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观‘毛 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 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 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 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时笔者在秦城8 年,长期手头 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 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 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 《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 》、《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都是同他的老师 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当年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 全盘西化的观点,而是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 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 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 《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 党的作风》等,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更是一脉相 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飚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 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 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1919年7 月14日出版),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 :“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 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 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 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 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接着,7 月21日 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 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 思想”(指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 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 “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 ‘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 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 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 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 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 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 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