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5)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 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 别。”“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 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 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 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 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 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 ’(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 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 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 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孔子思想的核心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 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 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 欤?”“孝”与“悌”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宗法 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 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 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强调内“仁” 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却大讲“军旅”和“刑政”, 并称“礼”与“法”,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外王” 两途。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 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 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 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 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并非易事。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 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何必 曰利”;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 “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 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 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 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 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 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 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 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Q 精神’,揭露和斥责 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 ‘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 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①不过,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 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 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 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 “仁”,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 以成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 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 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 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 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 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 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或被儒学同化,或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像范仲淹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 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 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 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 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