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2) 学生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 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 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 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 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 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 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 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在七八月间的两封长信中,蔡这样谈到 他们的抱负:“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 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 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 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 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心智旁通,则仁不可胜用,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 味。 民胞物与,立人达人,尽性赞育,胥在于是。”毛泽东回信谈到学会要打好基 础,要多出人才,不能都离开长沙到外面去:“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 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其内容从蔡信中可了解一些: “润兄7 月26 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 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 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必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 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 是弟中层之目的。”蔡很主张“造才”,即多一些人当教员,可以从小学生“造” 起。“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 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 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 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 之意。”(蔡和森于1919年赴法时,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同行)关于学术研究之事, 以自修、自由研究为上,不一定要进什么大学才能求得,这些看法蔡同毛是很一致 的。信中继续谈到:“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 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 种种之真相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 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兄对 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 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 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第一批25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1918年8 月19日 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 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 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经过五 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74人。1919年末和1920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 民学会会员共去了18人。1920年2 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 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 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 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 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百 分之四十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 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 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 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 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 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 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 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 “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 精进的同志团体”;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 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 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他主 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 “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