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备忘录大战惊心动魄 我从巴拿马回到纽约的头个晚上,一夜没合眼。心想,又失眠了,不如起来干 点什么。用斯科佐的话说:“总署正高兴得大唱凯歌。”他们就此事在新闻媒介大 肆宣扬。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大人们都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在华盛顿关 上门睡大觉去了,好个太平无事。他们搅得我头昏眼花,坐立不安。我寻找一瓶牙 医在我做牙根手术时配的镇静药可待因,在黎明到来之前,吞下了三四颗药丸。大 人们都在睡安稳觉,而我却在房里踌躇、碰壁。最后我走到我自己的那台电脑跟前, 坐了下来。 我打开电源开关,将磁盘插入微机的狭槽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 我有足够的证据,将发生的一切来个大曝光,但是结果又会怎样呢?我在苏亚 雷斯的案子里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我只有这个办法,将发生的一切都记录在纸上, 我要用这种方式让大人们不能得逞,逼迫他们进行调查,逼迫他们暴露事实的真相。 必须采用间接的方式让他们想想我只是为干点事,并不想反对他们。我在缉毒生涯 中也已度过了二十四个春秋,了解他们。要迎合他们的口味,得先阿谀奉承,捧得 他们心花怒放,然后反戈一击,打它个措手不及。我要让他们骑虎难下,这是他们 的报应。 这次调查中发生的绝大部分细节都被我通过四个文件地址储入磁盘中,我急促 地在键盘上查询这四个文件地址,终于找到了。我开始在键盘上“的的哒哒”地输 入一个标题:《迈阿密地区支署三名不明身份的特工接受贿赂的报告》。一小时之 后,我终于输完了一份有两页内容的备忘录,寄往毒品侦缉署内部稽查处。报告内 容主要是卫腊说的有关贿赂迈阿密缉毒署特工的故事。我仔细地读了一遍,自己觉 得写得文理通顺。大人们相当憎恶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的文件。汇报腐败的事件是 缉毒署特工的天职,这纯属是份正当的备忘录。忽觉得缺少一点魅力,于是又补上 这么一段文字: 但是请恕我重申,在这一段调查中,情报员公然经常在众多海关人员众目睽睽 之下,评论有关毒品侦缉署的腐败,他的谴责危言耸听。希望能作彻底的调查,将 调查到的事实立即公布于传播媒介,这位情报员是电视剧专业编剧,因此这将潜在 地威胁着毒品侦缉署的声誉。 最后的一席话是让他们引起注意,为的是能让这份备忘录冲破层层关卡,使缉 毒署总部敢下大赌注。我躺下身子,心里大致勾画着可能被召见谈话的情景,盘算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我明白在他们召我谈话之前,他们会做些什么,他们一定会 有强烈的欲望。这必将还我本来的面貌。在大人们心目中,我,是做秘密工作的。 这就是我本来的面貌,我珍惜这份荣誉。我在枕头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很快就睡着 了。 1988 年1 月20 日,我将这份备忘录正式寄给稽查处,等待着回音。 1988 年1 月22 日,我收到劳恩总长的一份命令:警告所有毒品侦缉署特工, 必须抵制个别特工不愿加入“雪峰行动”的言论。命令说,令人特别奇怪的是,有 些特工甚至挫伤别的自愿参加者的积极性。劳恩的命令用威胁的口吻,来迅速纠正 反对者的思想。 1 月26 日,我接到乔治·尤瓦乔的电话,说他已接到圣地戈海关特警队的电 话,在逮捕前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在案子的扉页标题制作完毕之前,司法部长米斯 打电话给墨西哥司法部长西里哥·戈里加·罗米雷兹,通知他有关这个案子的情况。 米斯还命令,海关总长冯拉伯、毒品侦缉署总长约翰·劳恩不准再将此案在新闻媒 介作进一步的评论。这便是“一箭三雕”行动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突然在新闻界和国 际新闻摘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 米斯事件后来被公布出来,激起毒品侦缉署和海关那些街头特工的愤怒,尤其 是那些了解卡玛利纳谋杀案的特工。认清了米斯戴着面纱的尊容之后,人们瞧不起 他,认为他居然同墨西哥的将军勾勾搭搭。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同墨西哥司法部 长西里哥·戈里加·罗米雷兹也有瓜葛。柯克·卡玛利纳被谋杀之后的一系列后事 处理中,在寻找柯克尸体的过程中,在抓流窜凶手时,在着手调查取证方面,墨西 哥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和国务院的许多大人们以及政坛 人物的兴趣,旨在塑造一个偶像,至于它是真是假这都没有关系;还旨在改善、增 进同墨西哥政府的友好关系,来促使他们在这场反毒外交中给予美国以合作。为此 他们采用冷处理方法,将卡玛利纳事件草草了事,报道也不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柯克的铁杆兄弟们、缉毒署的街头特工们个个磨拳擦掌,要为他查个水落石出。一 把复仇的怒火要烧毁狗■的墨西哥政府。许多街头特工兄弟们通过这件令人憎恶的 事件,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小小的特工的生命在整个政治利益中,根本就是微不 足道的。 海关的高级官员们将米斯打电话的秘密透露给尤瓦乔,这里头似乎在表示,他 们对部长大人的命令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也表明他们被部长大人吓破了胆。把这事 透露给尤瓦乔,他们的用意是想让乔治开口说出他们要想说的话,惜尤瓦乔的口来 反对司法部长。 1 月27 日,高级官员们终于吃了我放下的鱼饵,上钩了。我接到稽查处一位 稽查员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的电话,他想详细了解有关的情况。我便把许多丑闻概括 地向他讲述了一番:在长长的秘密侦破过程中,这桩麻烦事就已潜在地发生了,卫 腊不仅将它抖落了出来,而且对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将此事公开出去, 毒品侦缉署就不太体面了。沉默了许久之后,他说: “我要一份有关情况发生的详细报告。”他要所有调查的细节:卫腊说的、做 的,都在报告上写明了,还有他的个人隐私。我的心在胸口“怦怦”直跳,我肯定 他要将这份报告当作重点了。 我慢慢将话筒放回到电话机的机座上。因为紧张而上腺素增生,我的手颤抖得 厉害。我的强烈呼吁终于取得惊人的胜利。我终于有机会搜集一份正式的材料,将 这场毒品战争中许多最阴险毒辣的欺骗事例汇集起来。这份材料放在缉毒署那群犹 如卡福卡(德国作家)笔下的官僚们面前,他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对整份报告里 得出的情况的叙述,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涉及那些腐败的内容,必须说得十分巧 妙。不管怎么说,这得先引起那些大人身边爱传小道消息的宦官们极大的关注。我 得仔细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 这事可能使我立功受奖,并且出名。我揭露了那些有意破坏缉毒史上具有深远 意义的重大案子的坏人,他们应该为此受到谴责。把隐藏在特工中间,在政治上仍 逍遥自在的这些人揭露出来见见太阳,这是十分有必要的。我肯定这份报告将使世 人最终明白,“一箭三雕”没有完。这份材料是正确认识整个缉毒事业的一个典范。 这桩颇具讽刺意义的事件倒也能向大家敲敲警钟。一提起那些内好,我就有些 恶心,那些狗男女为了金钱或优厚的待遇,居然出卖同胞、背叛朋友。 因为缉毒署偏执地相信那个狡猾的奸细,这使我忍耐、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已没有时间来做黄粱美梦,沉面于幻想之中。我心须小心行事。苏亚雷斯案子 给了我一个教训,只要大人们认为你是个有威胁的人物,那就要出事了。下一步我 得更加掩饰自己的进攻,得让他们觉得这份报告似乎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我打电 话给加纳·伯拉哈托和刘易斯·彼萨罗,让他们来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关上门,告 诉他们,总部稽查处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准备好备忘录,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一 切都整理成书面材料。从卫腊声称缉毒署腐败到在巴拿马的酗酒作乐以及在圣地戈 窝藏新闻记者,一古脑儿地都抖落了出来。 等他们走后,我在打字机边上坐下来,开始“的的哒哒”地打起字来。 我先打上文件的收件单位:总部稽查处、稽查官,接着开始打出正文:下面的 讲述,按您今天电话中的要求而提供。我把这份文件取名为《事件经过——附美国 海关情报员戴维·卫腊的陈述》。这看起来只是件无关痛痒的事。 我看看手表,已是中午十二点整了。我将一大叠打印好的稿纸放进机器,装订 成册,接着用手快捷地翻了翻装订好的小册子。到了晚上八点,我将这份初槁大致 地数了数有几页,觉得有点头痛。办公室空无一人,我决定回家在电脑上完成这份 材料的定稿。 十二个钟头后,寒冬乳白色的晨曦照进我的屋里,我两眼昏花地望着电脑打出 的这份四十二页的情况叙述。这份简短的报告像一颗炸弹,锋芒毕露。 一切都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生的,只是从卫腊的暗示中加以展开,还带有某种隐 私的成份。这中间包括:海关提出承担五百万美元的货款,而缉毒署却犹豫不决地 表示反对;缉毒署固执地坚持行动地点必须在巴拿马的马丽奥特大酒店,致使毒贩 子起了疑心;卫腊所有的谎话和前后矛盾的陈述,加上他的回数众多的指责缉毒署 接受他的钱财;毒品侦缉署在巴拿马的全权代表阿尔弗雷多·邓肯令人费解的行为 ;巴拿马洗钱人奇怪的失踪;海关和缉毒署头目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威胁到前往 巴拿马执行逮捕任务的特工的生命安全;卫腊成功地阻止了我企图获取墨西哥波班· 席尔瓦将军的电话录音;在巴拿马买捕行动中的酗酒取乐;在执行任务时,海关秘 密地将全美广播公司的一位摄影记者带入那幢秘密别墅里;我指责罗斯对巴拿马失 败的真相进行的掩盖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把话题扯得很远,甚至包括了卡伦萨上校 提到的中央情报局卷入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我希望这些内容至少不过于露 骨。见鬼!这究竟图个啥呢?上校不仅在同卫腊的交谈中提过我报告中的内容,而 且他还对着镜头谈起过这事。 我将这份四十二页的备忘录放进我的档案袋里,觉得沉甸甸的,这个卷宗似乎 比以往任何一个卷宗袋都沉,这并不是说它重得让人提不动。我已经疏忽了十分重 要的一点:可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参与所发生的一切,贝尔·布朗在巴拿马曾说: “中央情报局现在正参与此案呐。”的确,后来在审理中,卫腊的很多奇巧之事, 以及以上提到的、有许多国击者都证明为确实的那些隐秘情况,表明中央情报局的 人参与了“一箭三雕”行动。还据说,伦巴多可能与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关系密 切。最重要的是“雪峰行动”关系到高级官员们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些都可能引起 他们对“一箭三雕”的奇怪态度。 总之,这一切正在加剧我对卫腊鬼辩的怀疑。读到这里,他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像苏亚雷斯案一样,我会成为众矢之的。我已下过一次地狱了,全然顾不得那么多 了。为了别人,也为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必须挽救这一切。我耐心地等待着, 等到了1988 年12 月28 日。离开1989 年12 月20日我退休的日子不远了,我 也许就只能这么老等着,希望我的沉默不会付出任何的生命代价。 沉默啊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备忘录的内容事实充分,如果将调查过程公布于 众,将会在这片沃土上爆发一场因毒品引起的战争,一场反对官僚的核爆炸,备忘 录是我发射的一颗炮弹。 那天早上,我一踏进办公室,有人转告我,让我给稽查处打电话。我给稽查官 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想从刘易斯和加纳那里证实备忘录的内容。 他注意到,备忘录只集中了卫腊曾说的以及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些缉毒署的腐败 现象。此刻,我担心他会让我重做,不过他没那么说。等挂上电话,看了看桌上放 着的台历,意识到下周一,也就是2 月1 日,必须去一趟华盛顿。 去拜访一下特区的稽查机构和它的执行机关。我在缉毒署呆着还有一个间接的 职责,那就是起到稽查官的作用。也就是说,各种稽查的执行机关不定时地邀请我, 提供缉毒署有关缉毒管理、全体人员遵守职责方面的情况。我在给稽查官的回电中 告诉他,那份备忘录已发出,可他说,他可能不在,稽查处有位叫拉斐尔·哈尔芬 的稽查员会接管这项调查的,如果我愿意的话,请将材料交给他。 2 月1 日上午九点,我在华盛顿毒品侦缉署总部一张黯淡的金属办公桌对面坐 了下来,望着哈尔芬在阅读我的那份备忘录。派他主持这桩调查,我有一种难以名 状的感觉,说不清是喜是忧。我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来处理这桩事。现在我肯定会 将一切事实都摊开在桌面上。 哈尔芬,一位高大沉稳的汉子,足有一米九十个头,九十多公斤重,四十开外。 既不像稽查官,也不像当官的模样。他是出了名的务实派调查人。 他敦实,不因政治的原因或者个人的私欲而动摇不定。我曾好几次和他在同一 个办公室共事,但是只跟他合作过一次。一年前,我被派同他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 稽查我们设在那里的分支机构。他作为一名老手,派我去调查一些言过其实的情况, 这便是缉毒署耗资巨大的一项国际行动,号称“海湾行动”。 这次行动证明其他部门的统计完全是失实的胡扯,这有点像当时美国副总统布 什的南佛罗里达州的特遣部队:全是有名无实的统计。巴哈马警方截获了一船卸下 的毒品,在押往美国的途中,他们与毒品商私下串通,再赎走一切。 但他们又要求缉毒署特工承担押运,旨在向总署申报这笔有名无实的统计数据。 这是案子调查史上破天荒的一大创举。那些毒枭也不会受到起诉,有的甚至身份都 不明。被抓获的船员扣留都不出一两个星期,有的只要等钱一汇到,那些被抓获的 船、船员和船上的货就会奇怪地失踪。 我将缉毒署违反国外行动准则的这些事补入这份报告中,哈尔芬毫不犹豫地在 这份报告上签上名表示同意。尽管如此,仍不容置疑,一些大人或政客的走狗们会 干预这事。同其他的报告一样,我们的报告同样也毫无结果,但是我对哈尔芬印象 更深了,更信任他了,当然他会像对待其他事一样,公正地对待这事,我听说他是 位秉公执法的铁包公。 拉菲尔看了大约前面十五页左右,抬起头来,朝我看看,摇摇头,吹了一声口 哨道:“热门素材。”我试着从他的眼神里看出点什么。他像对待一件难以欣赏的 艺术品一样,没有加一句评语。“如果我需要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他说着,领我 走出房门。我心里琢磨着,朝拐角上的伦敦地铁站走去,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一切都解脱了,炸弹被投下了,而且是通过正当的途径。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还 有一事使我还有点迷惑不解,那便是“雪峰行动”。这是一场要命的骗局,当然这 颗炸弹是炸不到它的身上的。 地铁呼啸着驰往特区的最南头,我在这里的特区办公室等着,度过了两周辉煌 的稽查历程。这是一项沉闷的工作,不过倒能帮我从那里头解救出来,至少能听见 大人们的心声,无需再转弯抹角地得到这些情况。说不准会接到劳恩总长本人或者 他的助理凯利打来的电话,也许他们会留下我,提升我,或者调我去想去的地方。 我和海关的尤瓦乔共同承办这事,会怎么个发落我呢?只有让时间来证实。 2 月6 日,我住在一家公路边的汽车旅馆里,这条公路直通华盛顿国家机场。 我呆呆地望着那架电话。我还没有接到通知。就在本周,彼萨罗和伯拉哈托都打电 话给一些稽查官,他们又一次命令他俩删去他俩所写的备忘录中有关卫腊说过的、 干过的那部分内容。我考虑着给哈尔芬打个电话,但是正碰上星期天,办公室放假。 电视荧幕上突然播放了一则新闻公报:两名缉毒署的特工在洛杉机被杀,据悉 他们名叫乔治·蒙托扬和保罗·西马。我的心一沉。保罗是位漂亮的小伙儿,长得 像座铁塔,1976 年在纽约,他曾为我办过事。我曾是他在毒品侦缉署的一位“街 头”监察。在越战期间,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泰国籍雇员,后来同缉毒署的一 位秘书结了婚,又被派往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成为美国公民,并作为缉 毒署特工驻扎在那里,随后又被调往华盛顿。 缉毒总署在这时才发现他的英文说得十分勉强。这对美国执法官来说,可是非 同寻常的外交事件。那些大人不知在忙些什么,竟会没有察觉他的英文不行。于是 将他调到纽约。保罗的英文程度介于会与不会之间,正好适合参加三十二号行动组 ——“被遗弃的孩子”。他的一些轶事居然成为纽约街头不会讲英文的缉毒便衣的 笑柄。1988 年《纽约时报》合订本中报道,在秘密行动中,保罗想逃跑,被唐纳 德·戈达德抓获。我们耻笑他的唯一目的,在于他毕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和我们 生活在一起,共同分管着这些街道。他毕竟是我们的哥儿们。 那些大人哪里懂得这种兄弟的情谊?哪里知道失去他的那种感受?他们在利用 他的死,如同利用所有其他那些死伤的哥儿们一样,旨在扰乱整个世界的公正。这 一切都是他们一手操纵的,表面上打着漂亮的旗帜,背底里却在暗算着那些对他们 的动机与真诚表示疑惑的同胞们。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乌纱帽、他们在新闻媒 介的形象、他们个人的前途,他们是十足的流氓,十恶不赦的流氓。 2 月9 日,我完成了华盛顿之行的工作。在我启程回纽约时,我打电话给哈尔 芬,说我想见见他,问问有否必要。“我们如果需要,会电话通知你的。”他简短 地答道。 2 月10 日,纽约分署分管我们部门的局长巴巴拉·巴克利通知我,稽查处正 在调查我枪杀一条狗的事,甚至几乎将彼萨罗调往布罗尼斯的袭毒队。 到了2 月22 日,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打电话给哈尔芬,询问有什么新的进展。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然后说:“卫腊否认作过这类申述。”“但是他是当着 彼萨罗、伯拉哈托、胡帕和所有海关人员的面说这番话的……。”“是啊!但是他 拒绝跟我们谈。”我拿哈尔芬没办法,如果我写的这份备忘录真的有损毒品侦缉署 的形象,那么我对他再使劲,就会把事情弄过头的。他又一次对我说,如果需要, 他会打电话给我的,说完便挂了电话。在这事上,我没有利用充分的想象去看清事 物的本质。毒品侦缉署和海关两家上层高级官员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势在必行。卫腊 目前仍在俄克拉何马的监狱里服刑,海关方面必须确保缉毒署对他全面管制。对双 方官员来说,处理我那份备忘录,最好的办法是:对腐败的揭发有待核实,先拖着 再说。 又过了十来天的时光,离我退休只有二十个月了。 2 月26 日,又一位二十二岁的纽约巡警爱德华·波恩被谋杀,当时他正坐在 一辆巡逻车里,保卫毒品审理案的证人的家。据分析,他是被当地一名贩卖可卡因 的暴徒所杀。这场谋杀使这场毒品战争中,又多了一位牺牲者。 他的死对我打击很大,我的亲生儿子凯斯刚满二十三岁,也在纽约当巡警。 总统竞选已步入轨道,所有的政客们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仿佛也已发现了我 们正在卷入一场毒品战争。“锐减吸毒现象”已成为共和、民主两党普遍呼吁的一 个问题,因而,波恩被谋杀的那大早上,那些由我们供养的小丑们针对这件事又开 始了舌战,他们在麦克风前、在摄像机镜头前,呻吟着、呼喊着、怒嚎着道:吸毒 者同贩毒者一样有罪!我们必须制止吸毒!制止吸毒的宣传!锐减吸毒是我们的回 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锐减吸毒”的标语贴得满街都是,老是挂在每一 个大人和政客们的嘴边。在每一个电视频道里,每一种报纸的版面上随处可见“锐 减吸毒”的词句。 2 月28 日星期一,是年轻的爱德华·波恩的下葬之日。早上六点,我被无线 电的闹铃唤醒。我把收音机调到霍华德·斯特恩主持的节目,他是纽约出名的快嘴。 有报纸报道说,经这家伙播出的广告收益,每年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他的嘴里具 有巨大的推销能量。斯特恩道: 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我,我还是我,我不能像南茜·里根那样,可以说: “来,请跟我来瞧瞧,也许能发掘出什么东西。”……我以为可卡因能使电视 节目更丰富,当这些嗜好那东西的人被毒品麻醉成一团的时候,电视能看见他们。 但是你们看不见我,知道吗,在节目开始以前好几个小时,我正忙着追寻,哪儿能 买到这些毒品。 我把声音开到最大,但是仍无法信他的鬼话。这家伙不仅说毒品无害,而且还 说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乐事。他正吹嘘着让吸毒者怎样按他所介绍的地方去获取可卡 因。也就在那天早上,在之后整一周的每天早上,只要你一打开电视,不管在早上 的什么时候,全是电视新闻节目,能看见高级官员和政客们全都在呼吁“锐减吸毒” 是“唯一的途径”;总有些踉毒品带上边的事,便如此这般地纠缠个没完,连篇累 犊地倒过来顺过去播个没完没了。 一头是这个名声显赫的,覆盖面达七个州的,收听者超过一百万人的电台,在 那里鼓吹亵渎毒品法。另一头,却在那里“锐减吸毒”、“锐减吸毒”地喊个不停,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困惑不解。假如那些高级官员和政客 真想动真格的,他们应该堵上这张在为可卡因作广告的嘴,一架功率超过五万四千 瓦的电台,犯罪的能量远远超过世上最大的毒枭。 他还有部分的理由,说,拉公司和麦德林卡特尔为什么会取得畸形的经济实力。 我一直听着,如同听所有其他类型的笑话一样。他说,他的一个搭档上了飞机, 又说,他也在飞机上,原来是买到了毒品和代用品。斯特恩扮演的那角色想要代用 品。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样开玩笑的。这两个活宝已具备被判刑三十年 的资格。我抓了一大堆罪犯,在破案的窃听器上听到的内容,也比这场闹剧要收敛 得多。那些将脑袋系在裤腰上作案的人,对其他人用毒的影响不大,或许有,也只 能在一些残墙废墟附近偷偷地进行。在秘密毒品案中,你得拿出这些阴谋集团的证 据来,才能定罪。他们居然在电波里就开始这么交易起来了,这种公开的行为旨在 表明推动促进那些地下秘密的交易。我要揭露这场闹剧,我就是最可靠的证人,斯 特恩和他的搭档试图演出一场买毒品的闹剧,但是这已完全构成了犯罪。 别忘了,在整个“一箭三雕”里头,也没有毒品存在过。只是为了谈论毒品这 一点,就冒出了去年十二月的已拿马之行。对所有被告的指控,也只是密谋毒品交 易,其实连毒品的影儿都没见着。 到了第二周的周一,斯特恩又继续大鸣大放地谈论开了他的奇遇。他四小时的 广播节目,通过广播转播无线,在华盛顿和费城都能收听到。与此同时,高级官员 和政客们仍旧在为吸毒引起的犯罪唏嘘不己,指责引起吸毒泛滥的原因是偶然用毒。 周末,有位不是大人便是政治家模样的人说了一番有关电台的话:有位少女的 母亲,在一封写给斯恃恩的信里道,他说得头头是道,他同毒品贩子一样,对波恩 巡警的死负有责任,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必须对此作出解释;斯特恩在电话薄中查 到那位妇女的电话号码,并打电话跟她说,这事同样属于儿童不宜,不能让孩子收 听。就在这天,我终于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曼哈顿办公室,告诉他们,我要写信给 《每日新闻》的编辑,作为证人起诉斯特恩鼓吹的“奇遇”。 “假如有一位可靠的证人主动站出来,你们会将案子递给联邦陪审团吗?”我 问。 “完全可以!”对方道。 于是我便写信给纽约《每日新闻》编辑部,不久便刊登了一篇题为《播音员》 的文章,新闻一公开,接堕而来的是全国新闻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整个调查 计划被淹没在这场急风暴雨之中。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被新闻媒介吓坏了,仓促应 变。纽约分署总头目罗伯特·斯图曼彬彬有礼地电告“电视名将”(这是纽约街头 的年轻人授予节目主持人的荧幕雅号),又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办公室。“你肯定他 不是在开玩笑?”斯图曼问我。 一年后,秘密特工艾文特·海特奇在可卡因交易的谈判中被暗杀。斯图曼在许 多全国性的电台新闻中讲话,在海特奇的尸体被运上他的那辆警车的背景中,斯图 曼道:“如果有人认为吸毒很有趣,那就看一眼这位年轻人怎么个有趣法。”自此 之后,他便会同其他的大人们和政客们一起呼喊着:锐减吸毒!锐减吸毒!锐减吸 毒!就这么当口头禅似地念叨了足有两三个星期。 “电视名将”警告我,不要再去新闻界陈述了。并且告诉我,对斯特恩的调查 不会有结果的。那天早上,有人来办公室讲起说,整个这项调查已移交给一位两周 前刚从缉毒专科学校毕业的特工。之后不久,这位新手通知我: “有人对我说,对斯特恩的调查,查不出个名堂来,就先搁着吧。”胡帕从圣 地戈发来的最新消息说,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两方的辩护律师要求推迟审理案件, 这根本就毫无意义。按理说,对被告而言,赶在毒品侦缉署和海关对两国进行大规 模的调查之前,越快审理对他们越有利,时间长了会对他们不利。正在那时候,社 会上出现了缉毒“实验理论”。我很想学个究竟。真是个天赐的良机,有机会演示 一下“实验理论”本身的内涵。 我百恩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理论用在中国和日本,短期内就能消灭毒品泛滥 的问题。这两国竭尽全力,在社会上铲除吸毒者,与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倒 不如永远地使得毒品市场完全地枯竭。吸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仅因为吸毒能使 犯罪加剧、疾病流行,而且它使人类耗费了大量的钱财。 吸毒者抵抗力弱,最易染上某些病毒,毒瘾一来便轻易地将钱源源不断地投入 毒贩子的无底洞中,靠罚款制止根本无济干事。社会必须重新评价吸毒者,他们不 是“牺牲品”,而是无用的吸血鬼。吸毒也应该蹲监狱,而且是长期的监禁。只有 这样才能在短期内消灭大部分毒品市场。 东方国家做法看似简单,但合乎逻辑。我们的高级官员和政坛人物,还没有一 位敢采用这种方法。相反,你如果逮住了什么人在用过量的麻醉药品,你不仅仅只 是找不到律师起诉,而且你甚至有可能受到来自缉毒署大人们的谴责,责备你的工 作毫无价值。近年来,我开始怀疑毒滥是否是官僚主义的产物,这些杂种简直毫无 一点责任心。我的观点很明显:如果想要奏效,最好采用东方的方法。 1989 年3 月15 日,塞尔温尼·拉伯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刊登一篇题为《 曼哈顿黑帮为争夺地盘大战》的文章,报道说多米尼加的可卡因团伙强占曼哈顿西 109 号街,毒品交易在附近地区效益可观,警方很快逮捕一名卖毒人,但他又立即 被他人劫走。这条街上已抓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有过销毁可卡因的事,但仍不见成 效。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西109 号街地下窝点上面二楼的公寓里。我的朋友说: 在这条被搜查过许多次,搜查的足迹遍布绝大部分建筑物的街道里,整夜,排队买 毒的汽车停得像长龙似的,他们根本无视几乎每周一次的搜捕行动。我应邀前往, 亲眼目睹了这壮观的场面。 我花了一周时间,呆在昏暗的窗口里,看着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的汽车开来, 大约有一半的汽车没有牌照,大多数人都来自中上阶层,一个个衣冠楚楚地出来买 毒消遣。交易已到了如此公开猖撅的地步,我不禁们心自问: 难道我所见到的这种勾当,真是已被禁止取缔了三十年之久的毒滥吗?一位买 毒人突然从对面人行道停着的汽车里出来,冲过马路,窜入我窗下的地害楼梯里。 我隐约听见他们在问,要多少令人心醉的毒品?八分之一?一盎司? 一克? 警方的搜查总有一定的用意。有一天夜里,毒品生意正红火,六辆无牌照的汽 车,“咕——”的一声一齐刹在了地音的门口,随后又有几辆有牌子的汽车跟着停 了下来。衣冠楚楚的官员冲进地音,就在此时,另一些官员不容分说地制止了街上 所有的行人。眨眼间便办妥了一切,四个衣衫褴楼、非法入境的多米尼加卖毒人被 抓获,他们脖子上戴着粗实的金项链,手上又添了一副沉重的手铐。路上所有的人 都在偷偷地笑着,这天路人们遇到了十多次类似的抓人场面。车门“砰”的一声又 一齐被关上,接着便是启动发动机的声音。他们又得在监狱里度过二十四小时,然 后付一笔保释金,再付一笔改过自新的保证费,最后再回到大街上去贩卖毒品。 抓这四名新毒贩的警车刚一消失,中产阶层、那普阶层(指美国社会受过高等 教育的青年高薪阶层——译者注)从四面八方汇集成又一支买毒队伍,等候在外面。 转眼的功大,这里的生意又同往常一样。这地方真是我最理想的试验田,我要来此 卧底,追踪那些吸毒者。但是,等我把这个实验性计划付之以行动,还得得到毒品 侦缉署和检察官的认可,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得过我的顶头上司乔·伏那克拉这一关。我找了个借口说,自己需要在街 道执行些小任务,以便能给我那帮有许多新手的行动组增加些街头工作的经验。我 要逮捕些买毒人,对他们不客气,也许真的会去搜捕那个地下毒品市场。有《时代 周刊》的文章为我撑腰,我的提案便成了重要的议案。 逮捕买毒人的提案对缉毒署的科级头目来说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这不仅是违 背分署头目的政策,同时也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司法伦理观的一次挑战。 斯图曼喜欢干大事业,这就是要能够接近新闻界的事,这可是毒品战争取胜的 一件大事业。你扣留吸毒者,老百姓便指着脊梁骂你,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小事。大 概乔自己也是一个街头老特工了,另外我猜他有把柄攥在我的手上,不管怎么他同 意这个提案了。“别弄得太过头了。”他告诫道,“你知道‘电视名将’会怎样看 待这桩街头案子吗?”下一步便是我检察官,让他认可这个逮捕计划。我知道自己 没有资格去联邦法院,上那里很难,除非这案子牵涉到知名人士。要获得认可就差 这一点了,于是我便同史特林这位纽约城专管毒品的检查官取得联系。我认识史特 林已很久了,但总不敢贸然打扰,他是少数几位真诚希望毒品战争取胜的政治实权 人物。他好冒险,为厂原则不怕遭惹报刊的攻击。他很赞赏这个提议,立即认可逮 捕买毒人。我们便张罗开了。 头天晚上,我领着八个特工,乘着四辆汽车,在大街上穿梭。我坐在车窗口, 手里拿着一只报话机。这好似在琵琶桶里捉鱼。到了凌晨三点,我们便逮住了八个 白领那普,收缴了几克焦糊糊的毒品、三辆汽车。现在对他们就不客气了。这些家 伙嚎叫着,又哭又闹他讲述着他们的职业、家庭,详细交待了卖毒入的特征,在供 词上签字,并同意为此作证。他们统统是一群可怜虫,一群受毒害的吸毒人,就先 放他们一码。我们抓的已远远超过留在地害里的人。更何况那次行动,又会使过去 三年的历史重演。如果我们扣留了这些买毒人,又会捅出什么漏子?我倒真想看看。 从3 月24 日到3 月29 日,又过了一周,22 号行动组一晚又一晚接连扣留 了一些买毒人。大部分人对此开始不以为然了,在供词上签字,哭诉他们以后不再 干了。在我看来,有一件事很明显,那就是大部分人再不会在老地方买毒了,他们 相信,有可能会再次被捕。我们怎没注意到呢? 到了周末,我逮捕了地害里所有的人,并开出了搜查令,但是流动的买毒者正 在减少。与此同时,这种小规模的毫无意义的逮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波及地 区法律界人士,他们不得不传讯那些买毒者。我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中断这 桩事。乔·伏那克拉提出,斯图曼态度坚决,决意要对我的“小规模”逮捕行动进 行批判。我终于屈服了,计划搜捕到明天截止,也就是3 月30 日。这是我最后一 晚“惊动”西109 号街的买毒人。 九点二十九分,出了件奇怪的事,那里竟连一个买毒人都没有。我们一行十五 名特工,隐蔽在通往地音的三个街区的五辆汽车里。大伙都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街头的小贩依旧在四处走动,像是在说,这一套早就领教过了。公寓的地害里一位 顾客也没有。大半个晚上,纽约街头的卖毒者也寥寥无几,没有一个买毒人。两个 卖毒人走出地窨子,站在街头上,朝街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个说:“■QuePasa?” (人呢)另一个环顾一下,耸耸肩,道:“■Qui énSabe ?”(谁知道)到了3 月30 日的傍晚,我们搜查这个地窨时,才发现原来里头早就空荡荡的。他们老早 已关闭了一切。三年来,这里第一次停止出售毒品。当然,他们可能已转移到别的 安全地点,继续兜售。要是我们国家改变政策,把吸毒作为犯罪进行打击,那么还 有什么安全的地点这档子事呢?中国和日本能做到的,为什么美国就不能呢? 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来说,这 正好又是件败坏名声的案子。我对史特林·乔森讲述了有关会同城市的部分巡警, 组织一支小分队。在纽约华盛顿高地街区,物色一个卖毒人活动最猖獗的地段,推 广这次试验。他一口赞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次是抓那帮卖毒人,计划要通过斯图 曼,我估量着,这段时间自己还是安分为好。他对斯特恩事件仍十分地紧张,于是 便提出一项计划,想在新闻媒介露面之前,将自己打扮成缉毒开拓者的形象。鬼才 相信!让大人们去信吧。我只想给自己换个环境,长长见识,二十五年前我就开始 干这行了,我相信该有个结果了,现在也许正是时候。 这项抓卖毒人的计划永远不可能尝试了。“一箭三雕”和“雪峰行动”一直在 困扰着我,街头行动是我事业中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也破灭了。 狗杂种们想暗算我! 1988 年4 月,毒品侦缉署正忙着招聘参加“雪峰行动”的志愿者。我十分鄙 视这桩冒险的行动,将年轻的生命一个个地葬送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 他们“在波托马克河沿岸推行这项计划”。这些话一宣布,就在我脑子里时时 敲起了警钟。倘使在那里死了个把人会咋样呢?大家似乎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又一次全然不知克制自己的这张嘴。我同个别人私下谈起,我以为“雪峰行动” 的那些人也许都有些神经不正常。这只是我对“雪峰行动”的一种感觉,我的话却 传得很快。有两三位年轻的特工在报名参加这次行动之前,决意向我讨教,问我如 何看待这件事,我毫不含糊地劝他们别去应聘。 4 月5 日,在我办公桌上,我发现一封很大的封口的信,信封是用牛皮纸制成 的美国军用信封。上头写着“收信人:麦克·列文,普通级别”,没有回信的地址。 打开一看,是一份由弗朗克·怀特写的十二页的备忘录,评价“雪峰行动”。怀特 不是那种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甘愿保持沉默或断章取义的人。备忘录是他对所 遇事件进行精心提炼后编写出来的。他严厉指责这项行动:计划粗劣、仓促上马、 对特工危险巨大。“除非我们立即修改‘雪峰行动’的作战方案,”怀特写道, “缉毒署的特工们将在这片与世隔绝的森林里一个个被痛苦地折磨而死。”怀特试 图把他的批判集中在条件危险这一点上,丝毫没有提及这次行动完全是一场骗局的 本质,也许这点他也已经感觉到了,但并不彻底。他写道: “我并不是有意要重复这番祷告失败的论调,也不想告密。”但是他正在建议 肃清动摇思潮,以加强安全,加强战斗力。他提到特工们在怨恨将他们置于危险的 境地,他写道:“因为有人对现实情况不加任何的思考与研究。”说白了:整个计 划无法执行,没有能耐执行,我们不想死在一群政客们愚蠢的行动计划之中。 “这是缉毒署明显流行的一种说法,”怀特写道,“‘雪峰行动是不寻常的战 争,因而就得有一支不寻常的部队。’正是这个承诺,让我们走进了灾难之中。” 这份备忘录接着往下阐述,但总的来说,是对大人们的漠视,只是为了求得特工的 苟活。备忘录道:他们派往玻利维亚森林的装备极差,领导能力缺乏,队伍缺乏训 练甚至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总之根本没有安全可言,部队既缺乏医疗保障,又缺 少行动的主动性,整支部队没有几位听得懂和说得了西班牙语。 最后,怀特在报告里又补充了一些话,大意是: 在我递交这份报告的当天,我接到了一位“雪峰行动”特工打来的电话,请求 帮助。那位特工说,他被一百磅烈性炸药爆炸的冲击波卷入了一个秘密通道的洞穴 里,这些炸弹都是国外制造的,就如雷管爆炸一样,说来就来,有很大的随机性, 根本无法预见。我们也应该采用美国军用炸弹。这位特工告诉我,如果我能传授他 怎样操作机关枪,他将永远感激我。我尽管有这方面的技能,但是来得到这方面的 许可,去帮助这位朋友。 记住,下回你们就会看见,不知是哪位大人会在那些缉毒署特工的葬礼中,在 电视镜头前,装腔作势地解释他的严重失职。怀特的可取之处,在于补充了在玻利 维亚的情况。他说的全是真话,只是没有一句提到有关整个行动计划,是否还要继 续在波托马克河沿岸大肆宣传,也没有一句提到是否继续驻扎在原先的地方。他的 主要意图就是保护美国特工,让他们都活着撤回家园。撤军,对大人们来说是审判 这场战争。弗兰克建议,假如缉毒署想在议会讨论之前改变“雪峰行动”的固定模 式,应当采取相当于战争时期的措施,将特工都武装起来,像特遣部队似地受训, 这项措施可以应付紧急状态的发生。他写道:“必须在1988 年底减少流入美国的 可卡因的百分之五十。”4 月19 日,缉毒署总长约翰·劳恩打电报给所有的分支 机构,指出,“雪峰行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电文写道:“困难重重,比我 们去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显然街头特工们并不像劳恩预想的那样热心。他满腔 热情的报告里蕴藏着隐隐约约的警告,这一切似乎有点直接冲着我而来: 我无法容忍某些人对考虑、申请、参加“雪峰行动”的特工泼冷水……。 从4 月19 日那次电报事件之后,大人们腻透了我的那一套,认为我干涉了他 们的行动。乔·伏那克拉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收到总部的指示, “你被派去执行‘雪峰行动’。”他道。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想杀我?”我道,“罗伯托·苏亚雷斯和哥蒂纳兹仍在 悬赏要我的命,而且我刚在圣地戈又抓了两个拉公司的会员,他们一个月生产的可 卡因数目抵得过‘雪峰行动’一年缴获的数量。缉毒署要我去玻利维亚,这不是去 送死吗?他们是什么用意?也许他们想设圈套让我钻。”乔耸耸肩道:“去和凯文 谈谈,也许他能帮你。”心想再和这个小秃子去谈,也已毫无意义了,他会第一个 把我弄上飞机。 我边想边快步走向幽长的弯弯曲曲的楼道,朝行政办公室走去。凯文·拉加赫 是副分局长,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局长斯图曼的办公室。我屏住呼吸,不知不觉地来 到他办公室的门口,心想千万别让他看见我。 拉加赫有一副枯瘦的身材,他在反毒战争中转战曼谷、巴黎、纽约的街头,从 战斗的第一线已退下来多年了,头发都白了,然而精明干练。谁能比拉加赫知道得 清楚:这项蛮干的计划,它的好处实在小得可怜。当我告诉他大人们想让我干的一 切时,他毫不惊奇地道:“我都听说了。”他显得有点疲倦,“我不能向你保证什 么,不过我可以给特里·伯克打个电话。”“问问他对此有没有办法?”特里·伯 克就是那个曾写状子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里将收音机开得很响的那批大人 的领头。他对我的成见在缉毒署无人不知。我十分为难。 4 月25 日,乔·伏那克拉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还没有开口说话,我便从他 脸上的表情中得知,他要说些什么。肯定是让我去玻利维亚;拉加赫已给总部打过 电话了,重任在肩,不许推托;他们要我去玻利维亚倒霉。此时我完全相信,如果 我去了,那么就甭想再回来了。大人们在把我当球使,他们已在向那些拒绝接受调 遣的人开刀了。“雪峰行动”按劳恩总长在最近一次电报里的说法,它已成为缉毒 署“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死亡或者反抗。我想起特工博比· 贝克过去曾跟我在缉毒署的一个空手道队里习武,他被委派参加总部的“雪峰行动” 组。他不是什么官僚,也许我可以跟他谈谈。我拨通博比的电话号码,在电话里跟 他谈了我的事情。 “列文,你这不又得成为侦探了吗?”他笑道,言下之意是,他也没办法。贝 克也无能为力,但他知道谁有办法。他把电话接到了“雪峰行动”组组长劳埃德· 克芬顿那里。 “我不知道我是否见过你。”我道。 “我当然已听说过你的大名了。”克芬顿道,“不过这恐怕要跟他妈的天王老 子谈。”他笑道,他也没办法。 我思绪翻腾,我像是在秘密接头一般,尽量找些话来应酬。你想依靠这些三流 大人,那你甭想。最好的办法是揍他们,强迫他作出决定;对于这一项公报私仇的 决定,只有歪着来,如果再不成也是我命中该死。如果我能依靠这些三流蟹将来避 过这场灾祸,哪一位大人肯接这个球呢?准肯担这份责任?没有,没有一个敢。克 芬顿听我跟他侃我的人生经历,以及我的那次“一箭三雕”行动,不时打断我的话, 带着一种不耐烦的“嗯,噢……”声。 “哎——”他说着,做作地发出咯咯的笑声,这笑声带有某种意图,“他们一 点也不知道你会到过那里,你怎么不去见识一下那里的文明呢?我的意思,你应该 去森林。”又是一阵做作的笑声。 我想从他那里打探个究竟。我和他彼此都明白,不管哪里,他们总要把我派出 去的,这只是迟早的事。走之前,我得表明我愿意去所有的国家。“将红旗插在房 顶上这是件有趣的事。”我道。 “你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克芬顿冷冷地道。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派我去那 该死的森林。等我死了之后,他很可能会跟那帮家伙一起来看我的尸体。 先生们、女士们、美国的纳税人们,他们要杀列文了,这是一场迫害。 我们需要更多的线索,来制止那些罪恶的毒枭。我心里纳闷,到底是谁在摆布 一切。现在是打他个措手不及的时候了。 “我乐意前往。”我听自己那么道,“我唯一的要求是,那些长官把我的身份 调一个,我现在不想以麦克·列文的名字参加这次行动。今天我就把我的生平证明 寄给你。”过了好一会,他终于说:“没有这个必要吧。”我要他中我的圈套,来 了个将计就计。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如何如何地喜欢参加这次行动。 “我们也许不很需要你参加这次远征。”他说,“再过几个月,不管出了什么 事,都得启程了。”“跟上头说一声,我很高兴参加这次远征。”我记得自己这么 说,这又是一次表露,可实在有点太频繁,“有一件事,我要求他们派我去玻利维 亚得用其他的名字。”又停顿了好一会,然后克芬顿说:“好吧……,你的枪伤怎 么样?”“你是说我的牛痘疤吗?”我心里一沉,他是非要我去不可了。 “好吧,”克芬顿道,“我会给你一个急救包的,这个包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好吧,”我慢吞吞地答道,“也许除了玻利维亚外他们说不定会派我去别的地方。” “雪峰行动”还有其他十一个国家参加,是一次国际联合行动。 “那里才需要你。”克芬顿最后道。他指的那里当然是指玻利维亚。 我挂断了电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克芬顿不想看见那份带威吓性的“生平证 明”,好,我不想给他有选择的余地。对付官僚,想得到幸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 一切都写下来。我将转椅转到打字机的前面,用力地压上一张纸,像是在说:滚他 妈的,离职算了。十个指头用力地在打字机的键盘上摁个不停。我循着同克芬顿通 话内容的路子,重申反对派我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并附上一份电报的复印件,以及 在玻利维亚、已西、巴拉圭写的调查报告,主要反映那里正悬赏二十万美元要我的 性命,悬赏令用西班牙语写着: “ElagentedeIDEA,MikeLevine,elJudiotrigue ■odeArgentina(缉毒署特 工麦克·列文,咖啡色的肤色,犹太人,非阿根廷公民)”。我把材料打成一式好 几份,一份留底,然后分发给我的上司人手一份,一份给总部的高级官员,一份给 我的律师。这份文件到现在还叫那些大人们不敢忽视这只已踢出去的皮球。至少在 我离开家去地狱之际,也留下一份很好的法律依据。 我的备忘录完稿时,已是4 月27 日,毒品侦缉署总部新任的第二把手特里· 贝克亲自打电话给我。令我奇怪的是,他在电话里显得十分真诚。“嗨,我可真不 想再提十年前你毁了我度假的旧事。”他向我承认道,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这是 苏亚雷斯案种下的恶果,当时我被稽查处看得很紧,贝克是三位去阿根廷对我工作 进行评估的稽察官之一。那些家伙收集了我的黑材料,告我在美国大使馆内“故意 让收音机播放摇滚音乐,而且放得很响”;“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地点”;… …我写过材料反驳这份调查内容,事后,大人们真的将一切都纠正过来,对此我自 鸣得意,而贝克却不得不中断圣诞度假,让他解释这一切。 “噢,是你啊,我还不知道。”我对他的承认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怎么会让你去玻利维亚的。”我苦苦思索着,追忆起刚递交的那份 备忘录里批评他和他领导的大人们让我暴露身份去冒过于大的风险。想到这里便道 :“噢?你不知道,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不知道!麦克,我为什么想到 你,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玻利维亚的情况不很熟,还没有到过可卡因生产基地 奔尼,也没有建立一个情报网络。”这个臭名远扬的玻利维亚可卡因生产基地奔尼, 就是我的那位“老朋友”苏亚雷斯的家乡。 “噢,喔。”我道,心里琢磨着为什么这家伙要亲自打电话给我。 “我正在想,有谁能率先跟某些决策人物反映反映,让那些年轻人能在那里降 落,这是一点;第二点,让一切都走上正规,而不是老在直升机上盘旋,浪费汽油。” 这是他的本意吗?难道就没有一点为泄私愤,才派这个捣蛋鬼列文去玻利维亚的欲 望吗?我根本就不信。浪费汽油?不是他亲口对我说“雪峰行动”无法开展吗?我 奇怪,这简直是废话,这得跟议会反映。过了一会,我考虑去玻利维亚亲眼看看, “假若能给我个假身份,那么我会十分高兴的……。”我的整句话的潜台词是,如 果你敢出具一份假身份证明,那么我就去。此时我已无所顾忌了。 “不可能了,我不能给你这次机会了,麦克。”当然你不会■,我心里暗想, 如果没有那份备忘录放在你办公室的台子上,谅你也不会就此罢休的。“我已准备 好上阵了,不要管你的那些人怎么想。”我道,“你是对的,这次行动应该放在玻 利维亚。”“嗯,你知道我怕什么吗?我们在九十天内,将特工陆续降落在那里。 他们都到齐了,他们还要接受各种飞行前的训练。”他的声音就好像贾杰·鲁 曼在说:这次行动真是可笑之极,拿一百万美元来做游戏。我决定调个话题,把话 引到苏亚雷斯案和“一箭三雕”上头来。 “我想告诉你我在阿根廷时的一些成功经验,我要建议你们到了国外尤其是进 入玻利维亚,千万别追根究底,因为这关系到秘密行动的结果。平心而论,我们怎 么能抓到罗伯托·苏亚雷斯呢?我们最多只能派些谍报员去。那些玻利维亚的毒品 贵族,也不想离开玻利维亚的。”我接着道,“举个例子吧,假如你查阅过即将审 理的圣地戈的‘一箭三雕,案卷,你就会发觉我们是怎样在玻利维亚绞尽脑汁引玻 利维亚人出洞的。”“你知道,”贝克道,“当司法部长米斯和约翰·劳恩一下飞 机,玻利维亚人就向我们提出,‘请给我们一份“一箭三雕”的起诉书,要不然就 把他送上飞机。’我们的一位女秘书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这份神圣的起诉书通过电 传发了过去……玻利维亚人和米斯部长打哑谜,还好没有出事。”“送谁?”“他 们把罗伯托·苏亚雷斯送上飞机。”这绝对不可能。苏亚雷斯对玻利维亚人来说是 位英雄,而米斯只是个虚伪的外国佬,一位政客而已。但是谁能知道这些呢?真是 荒唐。“不是苏亚雷斯,我谈的是最近发生在圣地戈郊外的这起诉讼案。”“噢? 可是这个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联手的那个案子?”“对了。”“是啊,我在玻利 维亚着陆了,还引别人去实验室,你会在杂志《缉毒世界》上看到好些照片。” “不是开玩笑吧?”我边说边想:引别人去实验室?鲁曼和瓦加斯的实验室?据我 所知,这家伙终日呆在办公室里,也许他是在地图上用铅笔引路吧? “不骗你。”“我看了照片一定会感到吃惊的。”“那地方真叫有趣,我太兴 奋了。”只有当官的才会说那种话。 “好吧!那就祝‘雪峰行动’胜利成功吧。”我不无讽刺地道。“噢,谢谢!” 贝克感叹地道。 我就此放下电话。夸夸其谈地说了不少客套,到了末了我猛地一下放下电话筒。 “一箭三雕”被歪曲成“雪峰行动”成功的结果。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