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情报的起源(1)
1953年3 月6 日,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组阁,他情绪极坏。
“从1946年起,”他说,“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就一直胡扯,说斯大林死后会怎
样,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怎样。好了,现在他已经死了,你们可以翻出政府
文件,徒劳无功地去找寻任何成形的计划,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都不能确
定他死与不死到底有何不同。”
4 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内阁说:“倘若敌人来进攻,我们根本不能确切知
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攻击。”
缺乏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可靠情报令人痛苦和不安。预测外国领导人的意图简
直是不可能的,这也永远是任何情报机关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数数机场上的轰炸
机或者海军基地的战舰数量,由此测定苏联的导弹计划进行状况,看来还是尚可达
到的目标。然而在1954年,仅通过侦察方法,却已是不可实现的了。
中情局费劲作出了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报告,但这些被称《国家情报分析报告
》的绝密文件却往往只是貌似权威。事实上,那些数字毫无准确性,比基于经验的
其他关于苏联拥有或未来几年将拥有多少原子弹或远程炸弹的猜测高明不了多少。
那些准备报告的分析家们几乎没有掌握到什么可靠的事实。
毫不奇怪,可靠情报的缺乏会导致对苏联军事力量预测的不同版本,中情局的
预测总是很保守,而空军总是很激进,警告说莫斯科正超过华盛顿,且可能很快就
遥遥领先于美国。勒梅将军几年来一直在敲警钟,其他念念不忘支持他们增加预算
要求的有关空军官员,也在向国会领导提供耸人听闻的关于苏联空军规模和导弹射
程的不断增长的预测。
这些暗示都令人沮丧。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知道苏联是否正准备攻打美国。他盼
望得到哪怕是一点点预警也好,以此来判断进攻是否就在眼前。他也没有关于莫斯
科有多少核武器和能直达美国本土的运载系统的可靠信息。1951年,一份关于美国
防御能力的高级研究报告,其令人震惊的结论部分倒是非常正确:“美国对抗空袭
防御系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我们的防御目标的了解。敌方掌握着主动权,我们
的情报机关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我们只是被零星告知敌方的当前力量。而且,
对于他们未来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些猜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做任何我们
能想像得到的事。
在原子时代,这样的无知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已经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
中付出了缺乏情报的代价。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苏联的核突袭对美国及其军事力量
的破坏将远比日本偷袭珍珠港大得多。一年后,在日内瓦的一次世界领导人高峰会
议上,他说:“突袭的破坏性将远比人类迄今所知的任何破坏力都要大得多。”
预料中的破坏程度不可思议。一次核攻击将炸毁许多城市,炸死数百万的美国
人,破坏大部分的工业基地,使食物和水都变得有毒,使经济制度陷于瘫痪。一半
以上的人都需要医疗。经济很可能会崩溃,政府也可能解散。如果有一颗10兆吨的
炸弹在华盛顿上空爆炸,就会有100 万人被炸死或炸伤,首都将变成一片瓦砾堆,
而联邦政府也只能重组。
即使不会有这样的攻击,但情报匮乏所带来的恐惧也会无形地削弱美国。面对
这样严重的威胁,白宫别无选择,只有竭尽全力去保卫祖国。但是没有关于苏联进
攻和防御力量的可靠情报,国家就可能冒着建造不匹配的防御设施和武器,或在不
必要的项目上浪费投资的风险。这将不仅仅造成国库空虚,同时也会危害到整个经
济和美国民主的健康。
面对种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受折磨。1953年4 月16日,斯
大林死后一个月,他曾在美国报纸编辑学会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了这种忧虑。
“最令人担忧和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概括起来都很简单,”他告诉那些聚集到斯
塔特勒饭店的新闻从业者们。
“最令人担忧的是核战争。”
“最可能的后果将是:终我们一生,都充满着恐惧和紧张。耗尽人力财力以制
造武器,美国或苏联或任何其他体制,想实现全人类真正的富裕和幸福都是白费力
气。”
“制造的每一杆枪,下水的每一条战船,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在最终意义上,
只是象征着对那些饥寒交迫的民众的盗窃和搜刮。”
“一颗重型炸弹的造价足够在30个城市各建一所学校。”
“足够建设两个发电厂,每个都能满足一个6 万人的城镇用电量。”
“或两家设备精良的医院。”
“或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高速公路。”
“一架轰炸机的造价是50蒲式耳小麦。”
“一艘带有新式舱的驱逐舰的花费足以为8 000 多人提供住房。”
“我再说一遍,这是就目前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最好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活方式,在战争威胁的阴云下,人类被吊在钢铁
铸成的十字架上。”
想要消除这些压力,关键是获得更多情报。多产的发明家——快速成像照相术
发明者埃德温·兰德在新侦察技术发展中起着中枢作用,他后来总结说:“想要防
御所有可能的威胁,我们可真是承受不起。”兰德说:“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威胁
来自何方,才能集中资源来对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扛得住冷战。”
或许我们得感谢特雷弗·加德纳,当哈尔·奥斯汀1954年5 月8 日死里逃生的
消息传回华盛顿时,白宫终于开启了情报收集新时代的大门。听了加德纳措辞严厉
的陈述后,李·杜布里奇邀请他在下次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讲演。加德纳给委员
会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布里奇很快就和阿瑟·弗莱明商量——弗莱明是负责
委员会工作的白宫机构国防动员署的领导。弗莱明则进一步建议顾问委员会觐见艾
森豪威尔总统。
1954年3 月27日,周六上午9 点半,会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举行。杜布里奇在
其他13名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参加会议,陪同人员有一些是国家的权威科学家和科
研管理官员,他们是:美国科学院院长戴特莱夫·布朗克,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奥列
弗·E.巴克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I.I.拉比等。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贯拥
护并负责新军事技术研发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唐纳德·A.夸雷斯也从机关赶来参加了
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委员会去年发现了苏联远程喷气式轰炸机“野牛”。他警
告说此新式飞机可能最终会用于对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同时也是科学委员
会成员的詹姆斯·R.小基利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时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讨论引
到突袭美国的危险性上,强调他对降低军事突袭的可能性的极度忧虑。他警告说先
进武器已使封闭的敌国更容易秘密策划攻击,并且由此抢占了开放社会尚未拥有的
优势。”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那组人:“任何对美国安全负责的人,对当前形势都会十
分不满。”他需要委员会提供关于如何应对突袭威胁的建议。
看问题的新视角和改进方法似乎还颇有可取之处。杜布里奇要求基利安尽快到
剑桥与住在东北的委员会成员会面。4 月15日,周三,包括奥列弗·巴克雷和埃德
温·兰德在内的一个工作小组聚集在位于剑桥的基利安的办公室里。他们同意组建
一个特别工作组来检查美国的反突袭军备弱点,然后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当哈尔·
奥斯汀飞越摩尔曼斯克的时候,那些建议还正等着总统批示,然而不久之后,艾森
豪威尔总统便同意了。
前一日,越南军队在围困奠边府55天之后,成功地突破了法军的防守,结束了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想像到,胡志明军队的这次胜利对
后来美国在越南漫长而痛苦的战争的影响。但法国的失败确确实实增加了华盛顿对
东南亚共产主义发展的恐惧。在去马里兰郊区的燃烧之树俱乐部打高尔夫之前,艾
森豪威尔总统把他的最高国家安全助手召集到内阁办公室,让他们仔细审度越南的
局势。
就国内而言,首都乃至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美军将领
之忠诚度的谩骂与攻击:美国军队和政府成了麦卡锡反肃共产主义的最新前沿阵地。
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当时没作出反应,但很强烈地质疑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做
法,甚至连麦卡锡在国会的一些盟友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也对
他的手段提出疑问。
直到1954年春,大多数美国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突袭的危险性。5 月1 日,星
期六,奥斯汀飞行一周前,“野牛”轰炸机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游行中,在红
场上空进行了首次公开飞行。虽然只有一架轰炸机参与了莫斯科上空的飞行表演,
但因为它1953年首次露面的消息从未在政府外广泛传播,因此,它的出现尤其令人
震惊。这架巨型轰炸机的露面成了翌日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几天后,《纽约时报
》第一次刊登了一张该机飞过红场的照片。周日,前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
相关照片的新闻报道评论说:“该机被认为是与美国B-52相似的洲际轰炸机,能够
运载核武器到达远距离目标。”
美国人将永难忘记冷战的危险性。核战争的威胁带来一种持续不断的忧虑,就
像一场整个国家都没法摆脱的低烧。这反映在越来越多地建造放射性掩体和其他民
用防御设施的努力上。1950年12月18日,《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美国城市如何
准备应对核战》的长文。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1954年的美国生活仍然很好,并且正越来越好。到处都是
一片歌舞升平,中产阶层正逐渐增加,城市正在向周围郊区蓬勃发展,二战时期的
混乱和牺牲开始从记忆中淡忘。其时,全国人口是1.62亿,与1942年比,增加了近
20%。失业率是5.5 %。电视机的拥有量是1946年的3 倍,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都
拥有一台, 2/3的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也比1948年增长了一半多。
就在奥斯汀侦察飞行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弥漫
于全国的这种矛盾情绪:两个美人驾着一辆敞篷车前去度假,照片提醒读者注意这
期的特别报道《春夏旅行》。但封面上方交叉印着的则是有关此期杂志的另一特别
报道:《原子弹:幸存系数是多少?》。
特雷弗·加德纳和吉姆·基利安知道,如果美国掌握更多关于苏联的军事信息,
并能相应地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的话,避免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1954年
春夏之际,当艾森豪威尔政府振奋精神准备应付突然袭击时,却发现要获得更多的
信息将困难重重。
如何采取更有成效的手段来拍摄苏联军事设施,这个问题多年来却一直得不到
华盛顿的重视。实际上,早在1946年,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程处就为五
角大楼第一次提出了在太空安置卫星的构想。这个后来从道格拉斯分离出来更名为
兰德公司的研究机构变成了空军至关重要的智囊团。到奥斯汀死里逃生时,关于能
在苏联拍摄并将图片电传回地球的宇宙飞船的复杂的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空军
也正在设法制造飞行高度足以躲过苏军战机的拦截和超出其导弹射击范围的侦察机。
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没有得到必要的资金支
持以攻克技术上的障碍。
那些障碍看似无法超越。没有人能像火箭那样进入太空,更不用说精密复杂的
监视系统。即使能制造出一枚强大的火箭,但照相机系统能否承受火箭升空时的剧
烈震动,能否在恶劣条件(包括华氏零下455 度的低温)下正常运作,这些都无从
知晓。如果能从太空拍摄到有用的照片,把这些照片传送到地球,则要求有先进的
传送技术,或是改进胶片舱,以避免重返大气层时剧烈磨擦产生的高温将图片烧掉。
至于新式侦察机,大气层上空仍是充满潜在致命危险的未知区域。喷气发动机在7
万英尺高空会因缺氧突然着起火,人的体液在此高度也会自然蒸发。
幸运的是,开发所需的革命性技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洛克希德公司的高
级设计师凯利·约翰逊已说服空军支持他的最新计划,制造能在7 万英尺高度飞过
苏联的新式侦察机。洛克希德公司也正与空军合作研制摄像侦察卫星。虽然很多空
军高级司令官对这两个主意都不感兴趣,但一位年轻的将军伯纳德·施里弗却认识
到了这两个想法的潜在重要性,并开始利用他的影响推动这两个项目的发展。
另外两个天才人物很快也被吸引过来,并成为推进美国情报行动发展的中坚力
量。其中一个便是埃德温·兰德。哈尔·奥斯汀驾机穿越苏联领空的那个周末,兰
德正沉浸在他与传统商业与科学决裂的冲动之中。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与阿尔弗雷
德·希区柯克合作制作三维电影。另一个人是理查德·M.比塞尔,一位才华横溢、
古怪固执的经济学家,最近才刚开始到中央情报局做局长艾伦·W.杜勒斯的特别助
理。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