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
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
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
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
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
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
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
反派揪斗和乱打。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
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
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
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
不许有误。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
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
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
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
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
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
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
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
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
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
“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
“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
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
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
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
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
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
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
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
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
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
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
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1966年,“破四旧”的学
生砸烂中央美院的石膏像等艺术品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
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
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
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
公安局来拟。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
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
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
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
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
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
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
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
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
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
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
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
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
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
人数大概不下千人。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
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再说一说“大串联”的
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
“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
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
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
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
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
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
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
后背,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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