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
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
震任副组长。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
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
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
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吧。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
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
后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
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
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
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
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
为“五一六”问题来抓。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
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
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
“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
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
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
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
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
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
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
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
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
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
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
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
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
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
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
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
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
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
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
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
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
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
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
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
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
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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