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何谓大功业 错误的根子总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灾难的产生却一定是奸佞之臣诱导的结果。 自从钦若讲了“城下之盟”一番话后,皇上心里一直都排之不去。作为太祖太宗的 继任者和帝国的圣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现实却是出自于一个 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有损王霸大业倒还在 其次,如果因此而遗臭万年,那就是非同儿戏了。于是,他开始想要补救,可一时 又没有什么办法。大约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皇上召来 钦若问计:“今将奈何?”“陛下发兵取幽蓟,可洗刷此辱。”钦若知道真宗一向 是讨厌兴兵的,所以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贤卿再思其次。” 钦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须做一件大功业。如此才可以镇服四海,夸 示戎狄。”这就是引入正题了。 不出钦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谓大功业?” 那就是封禅,钦若为皇上道破玄机。封禅之事天子当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 圣典,在东岳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自秦 汉以降,一直是国家的大典。一般来说,这种圣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为,也就是 说,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须来自于圣明天子之所为,并不是随便哪个称孤道寡 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禅尚必须有天瑞昭示,方能进行。但是,钦若说得好:天 瑞虽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为之! 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伪了,亏他也能说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摆脱内心的 苦恼,恢复失去的自信,动机既出于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模糊了。其实,自 古而来的封禅大典倒也并不一定都是天地圣灵所同意的,王钦若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在理论上讲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古代先王们对此就特别谨慎从事,没有十足的 自信,谁也不敢遽行这一大典。因此,真宗确是犹豫了很久,他怕大臣们有意见, 特别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个持重之士,办事尚还有自己的原则,天子对他是否 能赞成这样一个师出无名之举,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钦若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若以圣意宣谕王旦,王旦不敢不答应,并且为此还 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这样,真宗还是意犹未决。最后,是一个偶然促使皇上 下了决心,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绪不定,亲自来到秘阁征询意见。当晚值日的是 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皇帝骤然问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谓河出《图 》、洛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吗?杜镐是个老实的儒士,不测天子此问何意,就事 论事地答道:此也不过就是古代圣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所 谓河《图》洛《书》等天示祥瑞,实乃圣人借造化神妙弄出来的东西,目的不外乎 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镐的话恰好与王钦若的意思不谋而合。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主 意遂定。接着,天子在一天晚上召来王旦欢宴,并颁赐了一尊佳酿嘱王旦带回。王 旦回宅打开,里面竟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这下王旦还有什么话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体经办并不太清楚,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进 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赵湘明显参与了真宗的“做伪”,因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 (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请天子封禅。赵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 信任,而其人虽然此时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还算不上是宰执大员,由他先倡议 封禅,确是十分恰当,看来皇上真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 正式开始了这场“大功业”行动。 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个梦,梦中有 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 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 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 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 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 》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 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 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 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 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 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 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 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 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惟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 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 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 呼哀哉”了。 五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 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 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 饰所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 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如人意。当景德四 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 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 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 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 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 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 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 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 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 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何再能删一“权”字! 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 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 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 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 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 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根。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 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一直伴随着东京历史的始终。但尽管 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 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 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 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 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近年来,方平一直不 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喻 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方平以 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 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 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 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 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 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 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 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 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 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 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 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 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 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 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 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 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 :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惟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 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 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 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 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 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 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 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 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 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犹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 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 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 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 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