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了导火线 迷雾里的北京 1965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 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小道消息传出了隆隆的 雷声。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 前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彭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着。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彭真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 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 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放心吧,老吴,回 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吴晗说: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 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 嘛! 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这位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老战士,是山西省曲沃县人,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里, 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协助刘少奇领导了北京的 “12·9 ”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为晋察冀边区 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 副校长,参加与领导了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 月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 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北京解放后,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达 17年,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彭真的肺腑之言,使吴晗十分感动。 彭真送走吴晗以后,处理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志总编辑邓拓请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 彭真问: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你清楚吗? 邓拓一派学者风度,宽厚和善的面容,总带着微笑。听到彭真一问,当即如 实地说:吴晗同志听到风声,说有人要组织文章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 官》。 彭真“哦”了一声,问:是谁要批? “江青! ”邓拓回答。 “又是她! ”彭真沉思着。 邓拓进一步补充说:“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有的人没有答应。 听说,她到上海活动找人写文章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 ”彭真注视着邓拓:“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 的问题? 一个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再说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 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这又错在哪里? 我说的对不对,邓拓同志? ”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充满信心地说:“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 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上头的“来头” 邓拓心里很清楚这种来自上头的“来头”。 1957年邓拓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在反右派斗争里,早尝过“来头” 的苦头。 笔者熟悉邓拓。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对笔者谈到了很多…… 邓拓是个学者、诗人,是个政治上坚强、思维敏捷、逻辑严谨的人。可是, 在那政治风云多变的年代里,却偏偏受到“来头”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死人 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收板凳折旧 费”等等。1958年后,邓拓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 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联想到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从批判吴晗的“来头” 里已经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难忘的1959年。 这年4 月2 日至5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许多同志谈 到“大跃进”中工农业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指标,也不敢讲真话,提意 见。毛泽东批评这种风气说,“大跃进”中,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下来的。应 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说,有个别同志怕鬼,不敢讲真话,有些高级干 部怕失掉选票,没有这种勇气。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 敢于批评嘉靖皇帝。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 他并且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 海瑞是我国明代著名清官,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敢讲真话,刚直 不阿,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被人称为“南包公”。他上书批评嘉靖皇帝二十多 年不上朝,不关心政事,大兴土木,吃喝玩乐,荒淫无耻,说嘉靖是“家家皆净 也”。他上书前就准备被杀头,买好了棺材,同妻子家人告别。后来海瑞被关进 监狱,但知道嘉靖死了时,还大哭一场,把吃的饭菜都吐了。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对嘉靖皇帝攻击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 不仅把《明史》推荐给彭德怀看,而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 的精神。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 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他请吴晗来到家里,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 》,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现在缺少海瑞等。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 文章。 吴晗是浙江省义乌人,1909年出生,22岁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28岁在云南 大学任教授,31岁任国立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3年7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 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6年到清华大学后, 以学者、教授身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 1948 年11月 他和夫人袁震一同到了党中央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了毛泽东。 北京解放后,吴晗当选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195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同党和 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胡乔木谈话后,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并用刘勉之 的笔名,刊登于1959年6 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 两个多月。 同年9 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胡乔木修改这篇文 章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 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吴晗为了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把文 章又作了修改。 他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 同。”文章指出:“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 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 余”,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1960年,吴晗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写成大型历史剧《海瑞》。 在修改第七稿时,吴晗的老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吴晗家里看了 《海瑞》剧本,大笔一挥,在封面《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 “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敢怒敢 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 ”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同意 改名为《海瑞罢官》。 剧本于1961年初发表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 连良吃饭时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 就写成功了! ” 当晚,马连良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称赞。 由此可见,发表于1959年6 月16日的《海瑞骂皇帝》,同1959年7 月14日彭 德怀上书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根本是 风马牛不相及。吴晗不是算命先生,他怎么能在两个月以前就预见到彭德怀上书 毛泽东呢? 怎么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为彭德怀翻案呢? 这不明明是造谣中伤吗?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真正目标,不是吴晗,而是从旁侧击当时身在中 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经毛泽东定稿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正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捣修正主 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 旧北京市委。”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哨兵”发现了“敌情” 这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毛泽东违背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力, 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 泛滥全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1959年7 月的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上书,对于高指 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拒不接受意见,反而错误地发动了 对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后,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国, 使许多敢于讲真话的、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1960年冬,党中央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 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2年1 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中 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在讲话中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 信写错了”,“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否定了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 上对彭德怀的批判。这一年,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 则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对“反右倾”的甄别工作是“翻案风”,主张包产到户是 “单干风”。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产生了分歧和不满。毛泽东甚至认为“中 央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独立王国”。 1962年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 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混淆敌我友界限,将革命同志和朋友错划为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里的阶 级斗争。他甚至以历史小说《刘志丹》为例,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 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指出:“这种阶级 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 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 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 的根源。 在这场所谓“反复辟”的斗争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自称是个“哨兵”。 她得意地夸口说: “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 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一点工作。” 1962年7 月6 日,休养了五年的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 罢官》,她凭着自己的观感,认定《海瑞罢官》有问题,是株大毒草。她立刻向 毛泽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吃饭瓜菜代。在这个时候 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 要批判。她武断霸道地说:“这个戏 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 毛泽东没有表态,并且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江青不甘心,她找到了军师康生。康生善观政治风向,认为“眼下时机不成 熟”。康生说:“全国都在饿肚子,瓜菜代粮,谁还有闲心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 官的问题。” 到1964年,经过“大办农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能吃上米饭了,康生认 为时机已到。他找到毛泽东说:“我看这《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 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 ”自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1954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 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 去了锐气! ” 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 的口号。 1965年2 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她当面恭维柯庆 施: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后,14岁时, 随父亲来到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16岁的张春桥参加了国民党的“华蒂 社”,混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的作家”。 1935年,张春桥到了上海,1936年3 月15日,他跟随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化 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章,攻击鲁迅“大题小作”,是“划小 圈子”。4 月6 日,鲁迅写《三月的租界》,痛斥张春桥的攻击。 1938年,张春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敌后,任《晋察冀日 报》副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张春桥到了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1958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江青和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真正结合,是从批判孟超写的昆曲《李慧娘》开始 的。1961年6 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 害论》。江青看后认为这是一株毒草。然后,在上海通过柯庆施、张春桥的组织, 于1963年5 月6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 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之一。 江青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实际是毛泽东意见的反映。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 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 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 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 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 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 咄怪事。” 毛泽东批示一发,全国文联各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学习,纷纷进行检查。 1964年,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综合各协会的整风情况,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报 告稿,尚未经中宣部负责人看过,江青即借口她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要去, 并送给毛泽东。 6 月27日,毛泽东阅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得更加严厉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 ,十五年 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 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 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的批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违背了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并导致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 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 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 秘密的袭击 在上海,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稿件。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 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 毛泽东在1965年8 月审定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来, 尽管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再改了, 于是就批准发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一次秘密的袭击。它的发表,像在突破口上升起一颗信号弹,点燃了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把海瑞的“刚直不阿”的 精神,说成是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 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说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 ;他硬把“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下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 “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海瑞 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吴晗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同志,根本没有交往。但姚文 元却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给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的大帽子。 这篇无限上纲的文章,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严格保密” 的状态下进行的。 1966年4 月2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有名的《为人民立新 功》的讲话里,曾得意地讲到姚文元文章出笼的经过。她说: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五位副部长( 笔者注:周扬、许立群、林默 涵、姚溱、吴冷西) 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 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 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批判《海瑞罢官》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 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 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 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打听。 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 音带,修改音乐。同时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 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对此,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 也曾这样说: “今年2 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 他不 是历史专家,我也没有碰过历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很不好打。我 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材料, 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 同志参加讨论,反复修改,8 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 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了,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那时很伤脑筋的。 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 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 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1967年2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 时,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 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 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出面到上海组织批判文章,选择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 革命”的火焰。 最初的抗争 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以后,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 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 《江西日报》等七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11月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 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许多省委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所以在18天内, 都未转载姚文元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 《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 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所以,吴冷西一开始就不同意在 人民日报上转载姚的文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 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 这不是对 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副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当即告刘仁:不行! 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 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 理! 彭真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反驳:《海瑞罢官》这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 草? 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书》,难道张春桥 没有责任? 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这几天,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 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并多次到报社征集对 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 吴冷西回话编辑部的请示说,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理由 是:一、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意思; 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 太勉强;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6 月16日发表的吴晗《海 瑞骂皇帝》和9 月21日吴晗《论海瑞》,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他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 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 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 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 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 知地影射 1962 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 岂非神话! 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 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 部的同志们说: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 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 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铿锵有力的发言,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在逆流滔滔的日子里,它 却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泽东在上海的住宅,向 毛泽东报告说: “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 《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 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十分生气,问江青是否找过康生、伯达。 江青说: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 到北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 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 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江青火上加油,大告彭真的状,并说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 毛泽东气愤地说:我偏要摸! 临走,毛泽东再次嘱咐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 的事。 轰动了全国 江青马上向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交了底。 1965年11月24日这天,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 本的数字,但是在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前,大多数地方都 没有复电。 江青气得很。她气愤地对张春桥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 ? 我还不能死,我们还有很多仗要打。 印发小册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武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刚接到北京市新 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和刘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单 行本,急电北京市新华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 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刘仁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 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 上海跑不行? 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对印单行本,最初,北京市委和其他市委都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后来知 道是毛泽东的指示,北京等地随即都印了单行本。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 月8 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 “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 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 嘛! 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说: 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11月25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上海各报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 的文章,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 罗瑞卿。 11月26日晚间,罗瑞卿遇到江青。江青对罗瑞卿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接着又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 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 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 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965年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 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 下? 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 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 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11月28日下午3 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 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严肃地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 周恩来脸带笑容,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 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 发表出来让大 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 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 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担心这样? 吴晗的压力就更大。 周恩来总理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 如果光 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 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 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 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周恩来望着彭真问: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 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 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 “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报刊负责人紧握彭真的手,几乎同时说出声来: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意 见办 形势突变 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加了按语。 《编者按》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这是不表态的表态。 当时中央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曾有个排定,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 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 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这是考虑事关北京,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 但是,《解放军报》却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抢在《人民日报》的前一天— —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在编者按语中说: “1961年,吴晗同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 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又说:“《海瑞罢官》这个戏 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这个按语,受到彭真的批评。《解放军报》在讨论没有展开之前,就说《海 瑞罢官》是大毒草,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 1965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在总编辑吴冷西主持下,根据毛泽东1957年3 月 2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体起草编者按语,并送康生看过,由 周恩来总理最后修改定稿。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94期《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 刊出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 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 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 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 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 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 笔名刘勉之,1959年6 月16 日) 、《论海瑞》(1959 年9 月21日) ,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 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的问题在报纸上开展一次辩论,欢迎历史 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 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 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 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 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 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 批评。我们的方针是,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 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事实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 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 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 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 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华东以外省市( 自治区) 报纸普遍转载 了姚文元的文章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将有一场恶战”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下, 很快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恶战”。 自11月29日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复旦大学历史 系、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人员写来的四封信,主要反映对姚文元文章的怀疑、反 对的意见。《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写了“引蛇出洞”的编者按。按语说 : “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 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 “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 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文汇报》在12月6 日这天,和《解放日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 元文章的情况,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 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 前面。 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他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一块找到邓小平,向他 汇报说:有人总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 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 政治结论呢? 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 路,堵塞言路! 为征求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的家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 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地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 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 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 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学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 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从( 海 瑞罢官) 谈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指示写的,彭真鼓励他在 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 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 彭真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 比如从 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 具体的事实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 清官? 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 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 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的文章写出以后,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邓拓文章的中心思想 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封建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上,刊出全国报刊讨论海 瑞罢官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通过介绍讨论 情况,推动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 “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园林别墅庭院里。这里,三面环湖,黄墙绿 瓦,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 1965年12月21日,应毛泽东之约,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 五个人,走进一座雅静的客厅。毛泽东同他们谈关于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著作的问题。在这次历时三小时的谈话里,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 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谈到《海瑞罢官》问题。 毛泽东说:戚本禹写的文章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 的文章,写得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 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 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 他就是要骂娘的。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请艾思奇、关锋整理这次谈话时的记 录。第二天,田家英看谈话记录,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 的问题整理进去。田家英当即删去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并且删去毛 泽东表扬姚文元、戚本禹的一段谈话。这样就形成了这次谈话的两个版本。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接见了彭真和康生。毛泽东说:我又看了 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 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康生紧绷着脸说:但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不! 不是政治问题! 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 理论问题嘛。 康生恶狠狠地瞅着彭真说: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 吧! 彭真十分激动地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 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当天,彭真给在北京的邓拓打长途电话,要他转告吴晗,请他写一篇自我批 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1965年12月23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同他单独进行谈话。在向毛泽东详 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 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 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毛泽东认真听着彭真的谈话。深思一阵说:看来,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 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 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彭真随即跟毛泽东来到上海。1965年12月26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同志汇报工 作。彭真当面批评张春桥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 你们的党 性到哪里去了? 《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的编者按语,偏偏把《北京日报》放在 最后? 在庆祝毛泽东72岁生日的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 说: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 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洋洋得意。他针对彭真对他的批评,当着毛泽东面说:可是,姚文元 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竟不转载。 彭真解释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嘛。再说,对姚文元也要一分为二, 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挑衅地说:你们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有问题…… 彭真说:那是我让他们写的! 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嘛,政治 问题以后再说也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以两万字的篇幅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 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在文章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 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 《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 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出于防人之心,在方求文后加了《后 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 留待以后讨论。”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触及吴晗“自我批评”的实质,仍然认 为把政治与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按语口气缓和: “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一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 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 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我们希望进一步展开探讨。” “诱敌深入”之后 姚文元的文章,给吴晗下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许多人看后,不同 意这个观点。 著名学者胡愈之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 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 ” 在这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布置开展《海瑞罢官》的讨论。他们 在记录上写着: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 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火大些,敌人不敢出来。”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开辟新战场。” “总之,要调动敌人的兵力。” 他们怎么去调动“敌人兵力”呢? 首先,张春桥指示《文汇报》开辟专版,开展“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 论”。他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个够。”通过连 篇的所谓“讨论”,制造假相,引出各种不同意见,“引蛇出洞”,然后“再聚 而歼之”,一网打尽。 开初,一些知名人士因为有过1957年大鸣大放的教训,不敢出来“争鸣”。 后来,张春桥要《文汇报》总编辑找到曾写来信的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进行 个别辅导。这个天真的学生,在专人的帮助下,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马 捷的文章一刊出,果然引来了一些读者来稿。《文汇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批反 驳姚文元的文章。 但是,文学界、史学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却仍然按兵不动。于是,他们决定以 《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出请柬,在12月31日开座谈会,请上海史学界、文艺 界的代表人物,座谈《海瑞罢官》问题。 会议主持者说,只是“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哪知会议刚一 结束,马上公开发表会议发言记录,“把鱼钓住了! ” 后来,凡是为吴晗鸣不平或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人,都遭到残酷的斗争。 著名学者李平心因为反对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被打成“资 产阶级右派的吹鼓手”,遭到多次批斗,含冤逝世。 历史学家周予同因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 批斗,受伤瘫痪。 最初那位被辅导写批评姚文元文章的中学生马捷,也被打成了反动学生。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一家四口人,有三人遭难。吴晗被打得口吐鲜血 死去;妻子袁震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在劳改队全身瘫痪,受折磨而死;女儿 吴小彦,头打破,牙打掉,关进精神病院,身心俱残,含冤离开人间;惟有儿子 吴小彰,闯过重重难关,顽强地活了下来。 疯狂的虐杀,还曾波及曾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著名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 他在遭受拷打,游街示众,两次被捕入狱之后,同他的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夫人, 一起受折磨死去。他的儿子、儿媳、孙女也都受到株连。 需要提到的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的秘书田家英,也因《海瑞罢官》 受到迫害。他因整理艾思奇、关锋执笔的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谈话 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的内容,而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 青。他们派戚本禹、王力等人来到中央办公厅,在1966年5 月22日大会上宣布田 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 5 月23日上午,年仅44岁的田家英,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悲愤地自尽了! 姚棍子的起飞 姚文元踏着许多人的尸体,飞黄腾达。 1966年6 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一同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再次会见江青。 在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促膝谈心。他们从上海新编京剧《 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的演出,到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做了广泛 的议论。 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旗开得胜,一马领先,万马奔腾。形势对我 们十分有利,早先,他们不是不登姚文元的文章吗? 北京的报刊一直顶了19天不 予转载。主席一发怒,他们还不是乖乖地全都刊登了吗? 张春桥说:这全靠毛主席支持啊! 敌人还没有投降,我们绝不能麻痹。 姚文元说:是的,我们要发扬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 江青说:我现在是学姜太公钓鱼,采用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术,让各种 牛鬼蛇神充分暴露一下。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各方面意见很多,现在要把地下的, 引他们到面上来,抓住目标,围而不歼,然后,出其不意,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 击! 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一鼓作气,穷追敌 寇,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姚文元庄重地说:江青同志,这一次你在戏剧上学术上打开突破口,就会给 修正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江青关切地要姚文元注意身体,把身体搞好。还说,你的身体不是你个人的, 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你要永远做无产阶级的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那样,消灭 一切害人虫! 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姚文元,很快成了打人的棍子。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浙江省诸暨县人,生于1906年。1927年姚篷子在上 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 月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 立时,姚篷子被推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12月,姚篷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 务机关逮捕,在南京狱中叛变,并在1934年5 月14日《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 产党的宣言。自此以后,他就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 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后 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担任经理。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10月,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读书时,经同 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卢湾区宣传干事,住在上 海香山路2 号的团委宿舍。 这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恰巧住在相距几十米 的香山路9 号。姚文元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姚文元是姚篷子的儿子,这个原在 30年代混迹于上海的张春桥,对他分外亲切,来往也日渐多起来。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同胡风的关系相当密切。由于作家书屋曾出过胡风的 书,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后,姚篷子曾被逮捕审查。在这期间,姚文元为 表示自己与胡风集团及其父姚篷子“划清界限”,在张春桥鼓励和支持下,连续 写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反胡风的英雄。 1957年夏天,开始“反击右派”。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一得到信息,马上赶 写了《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在6 月10日的《文汇报》上登载出来。 毛泽东在北京看到这篇短文,非常赞赏,并指示《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 毛泽东亲自写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 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同刊登在6 月14日这天报纸上。 姚文元由此“起飞”了,红极于上海文坛。1958年7 月,上海市委的理论刊 物《解放》杂志创刊,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担任《解放》编辑部的文教组长。该刊 停刊后,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又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 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张春桥还特别关照报社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日 常的编辑业务,而能有时间去写文章。 在这期间,姚文元相继出版《细流集》、《田流集》、《新松集》、《在革 命的烈火中》等评论杂文集。他不仅在报社工作,而且加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 上海作家分会党组成员。 姚文元以文坛“新星”自居。他“手里舞着棍子,屁股上藏着斧子”,断章 取义,罗列罪名,大兴文字狱,称霸于上海文艺界。著名作家巴金、丁玲、冯雪 锋、艾青,都在他的砍杀之列。例如,他竟以50年代的标准,诬蔑30年代巴金小 说《灭亡》的道路“是一条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敌 对的道路”。 对此,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尖锐地批评说,姚文元“是个专门看风向、 摸‘行情’的批评‘家’”。他悲愤地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 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 就会给震坏的。” 巴金的呼吁,并没能阻止姚棍子的起飞,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春 桥的庇护下,打人的棍子挥舞得更加疯狂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是姚文元仓库里的一条最大的棍子。 1980年10月15日,巴金在《探索集》里,沉痛地剖析了“姚文元道路”: “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走 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 还在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 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姚文元在“大折腾”中,青云直上。 1966年5 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经江青提议,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 成员之一。而在此以前,他已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编委,跃升为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长。 1967年1 月4 日,张春桥、姚文元飞回上海,发动了“一月革命”,张春桥、 姚文元同时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1969年4 月24日,姚文元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 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姚文元成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了主管意识形态舆论工作的“总管”,十年浩劫里处处 留有他的罪迹。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