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了进攻 江青找林彪支持 对野心勃勃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名扬中外,打响了第 一炮,在上海取得了成功,但她并不满足。在人们心目中,江青只是个连中央委 员都不是的“第一夫人”,况且,许多人都了解她在上海滩的老底。所以,她的 影响毕竟有限。她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需要有新的突破。 几番思谋之后,江青决定“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 资产阶级化人物”。她选中了人民解放军,选中了林彪。她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 的力量,实现篡党夺权的“女皇梦”。 该从何处下手呢? 据原总政治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交代:江青亲口向他谈过,1966年1 月21日, 江青从上海乘飞机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主席。 江青向毛泽东请示,想找几个军队同志开个文艺座谈会,谈谈文艺方面的问 题。 毛泽东问:你在军队没有名义,怎么好开会? 江青说:我想请林副主席支持。 毛泽东说:那好,你去请求林彪同志,由他委托你开。 江青随即由武汉飞回上海。 回上海当天,1966年1 月21日,江青又从上海赶到苏州,会见正在苏州南园 养病的林彪。 南园宾馆是座幽静的市内别墅,早先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的私人住宅。笔 者专门访问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在这宽大精巧的庭院里,一进门就是一株高大的 雪松。西北角有一座坚固的防空工程。密密的冬青,像绿色的墙,伫立在路的两 侧。走进向东的大院,有一排门前种植樱花和海棠的平房,连通着五个豪华的套 间、两个单间。 招待人员告诉笔者,林彪和叶群各住一个套间。这个地方绝对保密,连苏州 人也不知林彪在这里居住。江青不约而至。林彪对江青的突然到来感到意外,气 氛显得紧张。事后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对秘书张云生说,两人差点打起来。 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 林彪说: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说他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说:我不懂。 江青问: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又问:你对建国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说话了。 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请尊 神。 林彪仍然推说身体不好。 在这已经很紧张的气氛里,江青又看到林彪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唱 片,马上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 这些都是坏戏、坏电影! 林彪解释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从江青请“尊神”的这段简短对话里,可以看出这个骄横霸道的女人,即使 在被她称为“尊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统帅面前,也是那么盛气凌人! 江青走后的当天晚上,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 志坚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 参加的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同肖华商量好报来,座谈地点、时 间,等江青同志通知。 刘志坚刚问:谈什么内容? 叶群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 刘志坚是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 治部宣传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接到叶群电话后,他随即满心疑虑地把“林办” 电话内容,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 肖华18岁就出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多次 陪“第一夫人”审看《红灯记》等革命现代京剧,深知江青傲慢、多疑的性格。 他想到毛主席近几年对文艺界的批评,猜想这次“会不会用批示精神检查部队文 化工作呢”? 1982年11月31日,笔者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访问了任兰州 军区政委的肖华将军。他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事,是这样说的:听了刘 志坚同志的汇报,我一时感到纳闷,摸不清江青的意图。为什么这时候要在部队 开文艺座谈会呢? 经肖华同刘志坚商量,认为派部队同志到上海开会,要注意三个问题:一、 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 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长道短,回北京后总政党委讨论。 肖华、刘志坚商定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总 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代表军队文艺干部去开 会。 1 月22日,刘志坚出发之前,叶群又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 达给江青,接着就逐字逐句念了林彪的话。 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 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的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 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 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 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 状,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又叫刘志坚逐字逐句按他的记录,重述核对了一遍。她并且嘱咐刘志坚, 一到上海就把林彪原话转告江青。 “把尊神请到了” 1966年2 月2 日,刘志坚等四同志从北京西郊机场飞抵上海。晚上7 点半, 刘志坚由张春桥陪同,来到江青住的锦江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同刘志坚 等四位同志开始谈话。当时,张春桥也在场。 江青裹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一见到部队四同志,狂喜地说:春桥啊,我们把 尊神请到了,欢迎欢迎啊! 说着,她把一叠文件,如:《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逼上梁山〉写给评 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材料,向刘志坚一推,便哇哩哇 啦说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 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江青提高嗓门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 位尊神来支持我。 刘志坚趁机会从一个信封里,取出叶群传达林彪的谈话记录,念了起来。 江青听到林彪吹捧自己的话,“腾”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哈哈大笑着抖 落身上的风衣,说:这是春风啊! 江青接着傲慢地说: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地方要好一些,但 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做调查,经常买 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她停了停,嗓门提得更高:我发现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已经统治我们的舞台啦! 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是一塌糊涂! 江青兴奋得着了魔,说话越来越语无伦次:他们在上海、延安都整我,想让 我当阮玲玉第二。我是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花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 人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江青的话头,终于言归正传:春节期间,我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林 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支持我,我得到林总的批准,才找你们的。 林彪认为:《纪要》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并指 示刘志坚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座谈会前后开了18天,会议期间,有13天看电影,看中外电影50多部,看戏 剧三场。江青个别交谈八次,集体讨论四次。会中多是江青一人讲话,别人只是 记录而已。 2 月11日,江青给刘志坚打电话说:《纪要》我看了,本来打算议议就算了, 没有想到要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你们既然已经搞了,就要搞好,要搞准确、完 整。她还要原起草人陈亚丁去上海,她要亲自帮助修改。 陈亚丁2 月12日又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张春桥将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小 礼堂。 江青一见陈亚丁,就说:我把你们搞的那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同志推敲 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十分钟后,被江青称为“老夫子”的理论家陈伯达来了,他拿着《纪要》草 稿,靠在沙发上,用浓重的福建口音说:提到了17年( 指建国17年) 来文艺专政 问题,这很重要,但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 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接着说: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 陈伯达又说:另外,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 就清楚了。 江青眉开眼笑地说:伯达同志的意见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 很厉害! 当夜,陈亚丁把陈伯达、张春桥改的地方,顺了一下文字,改在一份稿子上。 陈伯达加上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一段是:“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 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 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 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 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 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 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 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 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 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 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 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 过去,有些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2 月14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找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又看了修改稿,说:可以 了。并对陈亚丁说:你可以先回去,把修改稿带几份回去。 3 月10日至15日,江青又把陈亚丁等叫去上海。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 陈亚丁一起把《纪要》改出了第三稿。其中修改的一段,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 重新组织队伍”,并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 3 月19日,江青对张春桥、陈亚丁等人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宾馆养 病,听说我在同你们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张春桥,打听消息。 江青趾高气扬,跷着二郎腿,笑着说:难道周扬不明白,讲文艺黑线讲的是 谁? 周扬就是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他30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 接着,江青又说:你们回去后,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 毛泽东修改三次 1966年3 月19日,江青要陈亚丁代她起草了一封给当时在上海的林彪的信, 争取林彪的点头和支持。信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 月2 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 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 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 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 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 月10日至15日,请 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 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 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 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 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 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 月19日“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当然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当时,中央军委 主席是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军委副主席还有贺龙、聂荣 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 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善于“紧跟”的林彪,看了江青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很高兴。他马上 找来刘志坚、陈亚丁,代他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各常委的信。信 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 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 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 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 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 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 月22日“ 林彪在这封信中,从政治上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他对毛泽东为他加上 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不但心甘情愿 地默认了,而且还在信末标明“以便报中央审批”,这意味着《纪要》将作为中 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向全国。 果然,1966年4 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 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 中共中央在对《纪要》的批语里高度赞扬说:“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 主席三次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 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文件。”要全党 全军“贯彻执行”。 1967年5 月29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在全国掀起 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 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 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至于一些投靠江青的文艺干 将,更是肉麻地把江青吹捧到天上。 《纪要》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镇压革命文艺工 作者的黑纲领:是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动员令,是林彪、江青互相利用、互相 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实行 “全面专政”的信号! 在《纪要》的刀光剑影下,许多对《纪要》表示不同意见和敢于坚持真理的 文艺工作者,都被扣上“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迫 害。 就在这一年,连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 刘志坚被江青、康生诬蔑为“刘邓在军队中的代表”,在“一月风暴”开始这天, 被造反派撕掉领章、帽徽,挂上黑牌,押入监狱,过了八年铁窗生活。 就在这一年的4 月8 日到6 月11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 上,“看电影,抓黑线”,《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 》、《怒涛》等64部影片受到批判,62位部队文艺工作者遭到打击。 会议过后,各大军区、省军区也都召开类似的会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 请示报告,撤销了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枷锁 下解放出来。 《5 ·16通知》宣布,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 关,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毛 泽东一人之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全部陷于瘫痪了。 毛泽东号召对他艰苦创业几十年的大好江山,进行“天下大乱”! 这在中国和外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康生得知毛泽东对《5 ·16通知》做了多次修改以后,尽管中央还没有通过, 他便抢先一步,在5 月13日把消息告诉给老婆曹轶欧。 1966年5 月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原北大哲学系的几个人到了北京大学。 据北大校长陆平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谈到,5 月14日中午,他刚端 起碗要吃饭,有人打电话说曹轶欧已经来到学校。他马上赶到校党委办公室,见 曹轶欧和一位秀才坐在沙发上,曹轶欧单刀直入对陆平说,来学校了解你们学术 批判情况。 此后,他们鬼鬼祟祟地住进距北大二公里的西颐宾馆,利用调查组的名义, 背着北大党委物色打手和帮凶,往上搞! 曹轶欧首先想到当时担任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 聂元梓是河南省滑县人。她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大哥聂 真是个老革命,并把几个弟妹都引导上革命道路。1937年,聂元梓16岁时来到山 西太原,在国民师范参加山西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又在晋城参加华北军政 干部班学习。 日本投降后,她来到刚解放的东北。1946年5 月,她25岁时在黑龙江齐齐哈 尔一区担任区委副书记。1947年,调哈尔滨任区委宣传部长。1964年调入北京大 学,先任经济系副主任,1965年调任哲学系总支书记。 哲学系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著名学者冯友兰、朱光潜、梁漱溟、汤用彤、任 继愈等都在系里任教。这批老教授周围团结培养了一批新秀。 往北大工作期间,聂元梓感到校领导对她重视不够,嫌自己的官太小,常常 小病大养,不上班。“四清”运动开始,她积极参加揭阶级斗争盖子,混水摸鱼, 受到批评,写过检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笔者访问过聂元梓,当时她佩带 着红卫兵袖章时,已是45岁的12级干部了。 5 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5 ·16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 传达,一边想着5 月14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讲话。陆平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北京 市委的指示,认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要注意内外有别。他说:北大不 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陆平原是铁道部副部长,1958年调来北大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1964年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聂元梓因为左得出奇,曾受过党委批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 指出,聂元梓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宁。 聂元梓一直心怀不满,总是想伺机报复北大领导人。现在终于盼到了文化大 革命。在聂元梓看来,这是她雪耻的机会。 曹轶欧听了聂元梓关于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明确告诉聂元梓说:《 5 ·16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认为,曹轶欧的话决不仅仅代表曹轶欧个人。 聂元梓从西颐宾馆回来,分头向北大哲学系的五位干部、教师“吹了风”。 这六个人秘密集中到23楼的一位教师家里,分析了北大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聂元 梓坚决表示要写大字报,大字报来得快可以引起注意。并且决定先从5 月14日陆 平的讲话开刀。 大字报经过六个人的三次改写,5 月24日晚最后定稿。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 字报,首先描述了北大的形势: 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因在哪里? 这里有鬼。 接着对陆平5 月14日的讲话逐条批驳,说: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 不是,绝对不是! ”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 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 我们坚决不答应! ”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 ……告诉你们……这是 白日做梦! ” 大字报还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 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大字报用毛笔抄清以后,加上临时碰巧来的一位研究生, 签名的共七人。 5 月25日下午2 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贴到墙上,马上惊动了整个校园,一大群师生围上观看了。三小时 后,反击的1500多张大字报,就在聂元梓大字报周围贴出来了。一些师生涌到哲 学系门口,高呼口号, “要找聂元梓算老账”,质问聂元梓为什么要贴反对党委 的大字报,说“聂元梓是赫鲁晓夫式的女阴谋家! ”,“聂元梓是党的叛徒……” 当晚,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北大讲话,传达中央精神,指出:“党 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他说:“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 党内党外要分开。” 第二天,校党委派人在临湘轩同聂元梓谈话,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 沉思一会说: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 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事情闹大了。师生不同观点的分歧,引起了辩论。激烈的辩论中,发生了扭 打。 师生扭打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派秘书张彦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 革命的八条规定,提出“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 宅”等,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厉批评聂元梓等 人的做法。 康生得悉周恩来对聂元梓等人的态度以后,马上叫曹轶欧派人要来了大字报 底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直接写信给在上海的毛 泽东,并附上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抄稿。 6 月1 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 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这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打电话问康生,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 最后,毛泽东说:5 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 月2 日见报。 6 月1 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聂元梓等 七人的大字报原文,并配合发表关锋等人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 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诬陷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 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中还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 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聂元梓听到广播大字报和评论文章,欣喜若狂。她手舞足蹈地说:这天北京 大学爆炸了! 全国也爆炸了!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掀起的风暴 广播大字报,中央许多同志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急匆匆地去问周恩来总理: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 中央台全国播出。 康生喜不自禁地从幕后走到前台。6 月2 日,他坐着高级轿车来到北大,东 瞅西看地在校园里快步走着。当他来到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喧闹的人群立 刻把他包围起来,拥上讲台。他连咳几声,向师生讲话:“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 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他还说,大字报一经 广播,聂元梓解放,他也解放了。因为当时支持这张大字报,他也受到压力。 1966年10月12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小组会议上,对第一张大字报的 出笼自我吹嘘说: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前,我让曹轶欧等同志组织了一个七人调查小组,任 务有三条:第一看彭真在各大学校里搞了一些什么阴谋布置;第二,发现革命左 派;第三,组织写文章。七人到了各学校了解情况,到了北大就接触到哲学系, 促动了聂元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煽动下,全国党政工财文教等各条战线刮起揪所谓 “陆平式”人物的邪风。北京55所高等院校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揪斗,许多为 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学阀,惨遭批斗和迫害。 清华大学发生了揪斗教授的“6 ·7 事件”。 北京大学发生了“6 ·18事件”。 6 月18日这天,北大的40多干部、专家、学者,被拉上“斗鬼台”,戴高帽, 游街,搞喷气式。全校69人脸上被涂墨汁,身上被贴上大字报,被罚跪、游街、 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而且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事件。 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混乱。当天晚上,工作组长 张承先向全校师生讲话,明确指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行动,今天发生 的乱揪乱斗,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这种做法会被坏人利用,而且已被坏人利用。 今天的事件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要大家提高警惕。 工作组将“6 ·18事件”写成第九号《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报告党中央。 20日,刘少奇把简报批转全国,并且加了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 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 法办理。” 但是,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6 ·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 命事件。江青知道这个信息后,伙同康生、陈伯达连续在7 月22日、23日、25日、 26日和8 月4 日,多次亲临北大,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7 月22日,江青在群众大会上狂叫: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我们都站在 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7 月25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再次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 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以“反干扰”之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 江青在长篇讲话时由于过分激动,竟然失去自控,把主席家庭内部的矛盾也公开 抖露出来了。 康生在万人大会上,指责派工作组是“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 路线”,指责工作组长张承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又说:“张承 先还有一个十天情况的报告,这完全是反动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 群众说成反革命。” 7 月26日,江青在群众大会说:“有同学问,‘6 ·18事件’是什么事件? 陈伯达同志已经代我们说了,‘6 ·18事件’是革命事件! 。” 从此,北大党委被推翻了,工作组的领导权也撤销了。在康生一伙的直接扶 植下,聂元梓等人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 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被当作经验,通过放录音、 巡回展览、讲演等方式,向各省市推广。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批 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据估算,从1966年7 月29日到8 月28日一个月当中,来北京大学串联的共有 200 多万人次。其中仅8 月12日这一天,来北大参观串联的即达17万人。 北大成了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据点。 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 聂元梓等人炮制的大字报广播后,许多人给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 认为大字报歪曲事实。“北大不是西安是延安。”康生看了电台的《情况反映》, 立即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 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 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这些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好人, 也可能有少数坏人,但是他们还蒙在鼓里。 1966年5 月30日,为加强党中央对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领导,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写信请示毛泽东,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到报 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 5 月31日下午3 时半,有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间 会议室里,召开首都主要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这 个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的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 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最后,他宣布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名单。 邓小平讲完后,对陈伯达说:老夫子,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倒是康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中心讲宣传毛泽东思想 和开展阶级斗争问题。 等康生讲完了,邓小平宣布会议结束时,大声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工作。 当天下午五点,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接管工作。陈伯达在干部会上当场宣布, 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的领导,明天 开始由各部干部推选领导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 让他说下去了。 当天晚上,陈伯达要工作组成员按照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起草了题为《再 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社论。夜10点,陈伯达、王力、 关锋赶来审阅稿件,陈伯达在一张纸上勾画了很长时间,拟了几个题目,最后才 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按林彪的“5 ·18”讲话精神,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 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 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 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1966年6 月1 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布置王力、关锋、唐平铸、 胡痴等,集体起草评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 随后,陈伯达这个自称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人,坐上高级红旗轿车,到 了北京大学校园,挤在人山人海的人流里,在灯光里看了一个多小时铺天盖地的 大字报。他回到人民日报时,对工作组的同志赞扬说: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 火药味! 陈伯达审改了本报评论员的小样,将标题改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 月2 日清晨,《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 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全国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 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咄咄逼人 地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 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谁还能不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派出了工作组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党委都被 “踢开”了,许多院校党委书记以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被连续揪斗了。 “天下大乱”,首先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乱起来了。 毛泽东这时仍不在北京。炎热的夏天,他仍然住在杭州、武汉、长沙等地, 从远方冷眼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为稳定局势,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 5 月29日,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为 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原 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派出工作组就代表党领导。邓小平同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支持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 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 月1 日, 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着,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单位,都迅速派出 工作组,到大、中学校“代表党委治校”,控制运动维持局面,许多院校和机关 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是,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传达时,立即遭到一部分头脑狂热发烧的师生们 的反对。工作组和造反的师生普遍发生激烈冲突。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等, 遭到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一 批批涌进北大。 北大工作组为维持校内秩序,6 月7 日,宣布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 门,反复劝告北大师生要“坐下来学文件,要听党的话”……北大造反师生根本 听不进这一套,他们秘密串联,四处活动。当听到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的消 息之后,造反师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6 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 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6 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 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相继发生“6 ·20”事件。师范大学谭 厚兰等17人贴出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的大字报,质问《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 》,孙友余在广播电话中澄清了事实,批评错误意见。 在反工作组的热浪里,清华大学发生了“6 ·21”事件。 20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出生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 民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6 月21日,他在校内一张大字报的批语里写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 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 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 ” 6 月24日,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批驳 说,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6 月26日,校内广大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工作组进行反蒯 斗争,把蒯大富定为右派学生。蒯大富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宣布进行绝食斗争, 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起来了。 陈伯达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蒯大富。 7 月20日陈伯达同江青到北京大学讲话,宣布他一个月前说的北大“6 ·18”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陈伯达的话,对各大专院校的造反师生, 无疑是火上加油。自此,各大学的反工作组浪潮更加高涨了。 7 月22日,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 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邓小平支持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参加会议的 叶剑英、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毒攻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 :“6 月20日的反动命令( 指刘少奇对北大简报的批示) ,是想把毛主席点燃起 来的革命大火完全扑灭,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继承和发展。”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北京发生的混乱情况,经江青、康生之手,接二连三地密报给隐居在湖南韶 山冲滴水洞里的毛泽东。 滴水洞,不是洞,而是距毛泽东故居不远处的一条狭长的山谷。笔者走进幽 静、清深、苍翠的山谷,鸟语花香,水声潺潺,仿佛步入别有洞天的仙境。 1959年6 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曾对湖南省委书记说:等到我老了退休, 可以在这里搭个茅棚子住。 1960年开始,这里开始修筑毛泽东的山间别墅。这栋舒适、安静、豪华的 “茅棚”,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普遍饿肚子的时候筑成的。 1966年6 月18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滴水洞。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小 时候曾到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向大石鼓山上的一块石头娘娘,叩拜过头,在虎 歇亭里憩躺过。 6 月17日至28日,隐居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冷静地思考着“文化大革命”。 28日他离开湖南到武汉。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态,7 月8 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 极为机密的“左右开弓”的信。 这封直至1972年5 月批林整风时才印发的信,对林彪、刘少奇都做了批评。 现摘要如下: “……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 引者注:指武汉) ,已有十天了。每天看 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 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 引者 注:指林彪) 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 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 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 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 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 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 引者注:”他 “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 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 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 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 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 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 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 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 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 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 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 不可能全 部) 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 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 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 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在这封提倡“天下大乱”的信中,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期望。周 恩来、王任重看过这封信。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将信的 内容转告林彪。林彪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把原信销毁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 份抄件。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7 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10万人的欢呼声中畅游长江,表现了“万里长 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雄伟气概。 7 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赶快前来求见, 却被秘书挡驾了。捷足先登的陈伯达、康生,正在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来见毛泽东。 没等刘少奇谈几句,毛泽东就开始批评了。 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 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 只有北 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 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 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群众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 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 月24、25日两天,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又增加来京的各 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 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 央,为什么怕人家派人到中央? ……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样怕 ? 毛泽东又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 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 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派去的工作组,有些又镇压学生 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消工作组。 26日晚,陈伯达来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撤销张承先工作组。他说: “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他号召师生“自 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江青在会上用已经嘶哑的嗓子说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 7 月27日,陈伯达、康生带领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批判工作 组大会。他们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7 月28日,江青还在一次会上煽动武斗。当时有人向她反映社会上出现许多 人打人、“喷气式”等野蛮行为时,她竟笑笑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 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 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7 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 革命积极分子会。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 委名义公布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作了检查性的讲话。 邓小平、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说,“文化大革命”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和革命 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 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 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讲话刚刚结束,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118 室的毛泽东,突然从主席台 幕后快速走到前台上来。据亲眼目睹现场的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穆欣回忆说: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 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 刘少奇正弯腰去拣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 他没有说话) ,全场 响起震耳的欢呼声。” 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揪斗工作组长的事情。北京航空学 院造反派为揪斗工作组长,在国防科委静坐28个昼夜,轰动全国。各地学校相继 发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浪潮。从此,几乎所有的学 校都陷入无领导、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学校门窗玻璃被打碎了,雪白的墙壁被 涂污了,桌椅被打烂了,校长教师被揪斗了,读书声听不见了。在正常人看来已 经乱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江青、陈伯达一伙人却认为乱得还不够,乱得不深,乱 得不透,他们到处奔走鼓动,要乱深乱透,越乱越好! 1966年10月5 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明确宣布 要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要为“反革命”平反,要把“坏家伙”揪出来, “彻底斗、彻底批”。《紧急指示》还明确宣布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 的领导,取消总政治部过去的有关规定。为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10月5 日、6 日分别召开军队院校10万人和地方院校的10万人大会。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 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 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从此,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恩来不 同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并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 经毛泽东同意,最后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主持下,10月9 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重点,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 判,指责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 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在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的全体会议上,做题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纲,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批判“怕 群众,怕革命”,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的‘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 办就怎么办”,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在派工作组等 问题上有“错误”。为了不使批判祸及他人,邓小平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 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 我两人。” 10月25日,林彪讲话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 合理的”,说什么“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 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凡是过去 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都被造反派看作是“反动”的。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 善与美,是与非,全被颠倒了。抄家、殴打干部、捕人等非法行为,可以不受约 束地任其横行,而干预制止不法行为的正当措施,却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罪名。全社会普遍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政、企业领 导干部受到批斗,各机关团体和企业普遍瘫痪、半瘫痪,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都陷 于停顿。 毛泽东对这种严重的社会混乱状态,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认为是“合理”的, 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乱”表现人民群 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一幕丑剧:《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1966年7 、8 月,烈日炎炎。首都市区蒸腾的热气,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通往北京大学的公路上,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和步行的红卫兵,混交一起, 践踏着焦干、滚烫、发烧的道路。笔者挤在汗水淋漓的人群里,听人们谈论着新 近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北大青年团的一名干部,公然在大字报里说,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北大联系, 要在44号楼里住一部分军队,还要在人民大学住一部分军队。他说,这是贺龙、 彭真、刘仁企图搞“武装政变”的准备。 在那些日子里,一些被“怀疑一切”迷魂药弄得神经过敏症和近乎癫狂的年 轻人,热衷于从书刊的封面上,发现反毛泽东的敌人;从报纸印刷正面和反面的 缝隙里,发现反革命的可疑踪迹,以致闹出一幕幕造谣惑众的丑剧。这篇“政变” 大字报只是其中之一。 大字报的“政变”消息,迅速传到海淀区武装部,传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 传到各机关团体,闹得北京满城风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事后告诉笔者,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1966年2 月4 日,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军区新建一个 团给北京卫戍区,承担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任务。卫戍区为集中训练新兵, 先派人到房山、大兴、通县等地为部队寻找住房,均没有适合住地。这时,海淀 区武装部同志建议说,现在有些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有些空房子可以暂 时给部队借住。负责找房子的同志,先后到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等 校交涉借房。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认为,军队住进学校,影响学生的学 习,同时,参加四清的学生也要很快回来学习,学校没有空房可以借出。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也感到,军队住在学校不大合适,决定让 部队在南苑部队营房里,挤出一些房子给新建的团队。他们还通知学校,军队不 再进学校借房了。 这件极普通的事,却被野心家当作煽风点火的热点了。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个学生,看了从北大抄来的“政变”大字报,马上 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 》,质问当时己调任北京市委书记的 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大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他认为,从中央 到北京市委都有人在搞二月兵变…… 当时在北师大担任工作组长的孙友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挑拨,在大 会上对大字报进行了批驳。 野心家康生听到这件事,马上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在7 月27日赶到北 京师范大学,不经任何调查,在师大群众大会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 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 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个营的军队,这是 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 他在讲话中公然污蔑孙友余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是在替彭真辩护。康生还说: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回事。 康生还把郭影秋叫到钓鱼台,在中央文革小组质问郭影秋:北师大有人写大 字报,说有人要搞二月兵变,在人大、北大要驻一部分军队,你知道吗? 郭影秋说:没有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你知道,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 7 月28日晚上,人民大学师生听了康生讲话,一些师生信以为真,连夜冒着 大雨到北京市委把郭影秋揪回学校。在深夜一点多钟的批斗会上,给郭影秋戴上 高帽子,连续地揪斗了几个钟头…… 为了戳穿康生的阴谋,保护一大批干部,当时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同志, 挺身而出,在8 月2 日的人大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说: “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 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接着,他又说:“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 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 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康生,却继续血口喷人。8 月4 日,他再次到北京大 学讲话,强调所谓“二月兵变”确有其事。他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 要! 彭真 是否要抓军队? 要!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事后交待,康生为打倒贺龙造谣说:贺龙私自调 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怕别人不相信,还讲了兵变的细节,说贺龙“在北京 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1968年4 月27日,康生还凭着个人主观的幻觉,对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人说: 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 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 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七百条。 1968年5 月24日,康生又对专案人员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 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在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 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康生“由此及彼”的株连法,诬陷迫害了许多干部。贺龙在康生信口雌黄的 诬陷下,被设立专案审查,其中重要罪名之一就是搞“二月兵变”。 身为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的许光达大将,就是被所 谓“二月兵变”株连的牺牲者。 1967年1 月中旬,海军政委李作鹏在海军大院向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 和三总部造反派代表讲话,诬陷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 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 许光达对揪斗他的造反派,平静地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在“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久经 战火的大将,挺直胸膛,幽默地高声说: “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 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 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于! ” 顿时会场上有人笑了起来,也有人大嚷大叫起来。他的家被抄了。8 月14日, 他被捕了。审讯时,他被拳打脚踢,打得遍体鳞伤。有几次因心脏病发作,当场 昏死过去,弄醒后又继续打。有两个打手边打边说:“你许光达是大将又有什么 了不起? 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革命小将的厉害! ” 1969年6 月3 日晚上8 时,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