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 社论:“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七个人到家中吃饭。 姚文元首先举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并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最高指示”,预言下一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精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撰写了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社论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 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夺权”的新阶段。伴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全面“夺权”,加深了人民 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全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上海滩的“造反司令” 在庆祝毛泽东生日的家宴上,据姚文元后来交待,毛泽东谈到上海形势时说 :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学生起来了…… 毛泽东称赞的“形势大有希望”,指的是上海“天下大乱”了。 “大乱”的头目之一,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这个1935年出生 在吉林长春郊区贫苦农民家中的青年人,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抗美援 朝的志愿军。五年以后,复员到上海,在国棉17厂任基干民兵连长。 就是这个民兵连长王洪文,1972年12月,笔者在上海访问他的时候,王洪文 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会议了。这天,他从北京回 到上海,由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陪同接见笔者。他就上海民兵武装 的诞生和“一月风暴”侃侃而谈。在谈了上海夺权经过和武斗事件之后,他还特 地批准在电视台为我放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现场纪录片。这样,就使笔 者对“一月风暴”有了更系统、更深切的了解。 1966年6 月,北京首先刮起“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狂风吹到上海,王洪 文找到几个人,于1966年6 月12日上午,在国棉17厂医务室旁,贴出《剥开党委 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等三条大标语。 1980年6 月5 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 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 相》上,点了两个人。厂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哨,我思想不通,就 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的……” 王洪文接着交待说: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 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 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 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 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这时,市纺织工业局派来一支文革工作队,王洪文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 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 立起来。” 市委工作队进厂十天,王洪文转过头来,把炮口对准工作队,贴出轰动全厂 的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出去! 》 八月,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穿着没有领章的黄绿军装,佩戴红 袖章,戴着军帽,斜背着书包,举着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像潮水似地涌进上 海的大街小巷。一部分红卫兵喊着“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涌 进了国棉17厂。 王洪文受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鼓舞,决心到北京去取经。 王洪文对此交待说: “10月上旬,我和其他13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 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 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 人讲话。”王洪文说:“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串连10天,“提高了路线觉悟”。他说: “回上海后,厂党委已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队领导,我对工作队的情绪 更利害了。”王洪文对工人们说:“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 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 工厂工人很快分裂成“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 斗队”两大派。 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 大罪状》的大字报。 11月4 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 工作队靠边……” 涌进上海市的红卫兵,不断炮轰上海市委。蒯大富领导的“首都红卫兵第三 司令部”,派出“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四处活动,联络各系统的造反派, 召开“上海工人串联经验交流会”。 “11月6 日,国棉31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他找了一部分工人,串联了上海机车修配厂、上钢三厂、良工阀门厂等十 七八个单位,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了四个人去,头头是我。 会上,××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是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 同意××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湖北、江苏已经组织起来了。接着, 大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 什么不动呢? 应该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 人少怎么办? 先筹备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 我是筹备组的负责人。“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王洪文还当场提议, 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说,“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 ‘总司令部’领导。”他又说:“我是党员,我是保卫干部。”这样,他就当上 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这个司令一“上班”,立即打砸抢。当晚,抢了上海八仙桥边大祥布店和金 陵东路棉布批发部的红布和“四清”档案。 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涌 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多人的 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曹荻秋根据中央关于“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 的组织”的指示,根据市委讨论的“不参加,不泼水,不支持”的决定,对秘书 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 ” 消息传到会场,激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会上多次呼喊口号:“打 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打倒曹荻秋! ” 对这次大会,王洪文在13年后这样交待: “这个大会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没有,两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 时间多。会上,还通过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宣言》是北京红卫兵起草的。 当时,工人参加是少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 我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出来了。” 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 宣言说: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 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 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 再踏 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 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 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 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 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 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打倒曹荻秋! ”,喧 闹着向上海火车站涌进。 安亭事件 两千多人的造反派队伍,分别由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张宝林带领,冲 进上海北站,涌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他们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口号声、语录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北站的上空。 10日黎明时,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次 特别快车改为602 次慢车,至上午8 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 上了。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 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 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 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 题在上海解决。 当时,一部分头脑清醒过来的人主张:“还是回上海去解决! ”但是,他们 立即被激进的人斥为右倾,有的还煽动说:“一回上海,你们各个都会被打成反 革命! ” 造反“司令”王洪文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认为还是要北上,并 且提出要拦车北上! 正在这当儿,648 次列车从上海开来了。王洪文带着一部分工人,走近铁道 两侧,挥着帽子、衣服要求停车。司机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急刹车。只在 这时,很多人才跑到铁路道轨上,站的、坐的、躺的,黑压压一大片。 列车长走下列车,听说工人们要搭车北上,坚决拒绝。经过近两小时的谈判、 交涉,648 次列车又开动了。 一计不成,王洪文又施一计。他煽动大家:14次是京沪特别快车,拦14次快 车! 14次特快12时刚到安亭,马上被造反派团团围住了。 沪宁线被卡断了,铁路大动脉被切断了。一列列的货车、客车停止运行,堵 塞在安亭车站。 这件事,立即惊动了上海,惊动了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 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 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 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 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 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 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 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 “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 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 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 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 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 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 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 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 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 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 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 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 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 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 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 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 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 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 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 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 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13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 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 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 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 “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 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5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 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 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 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 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 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 委! ” 聂元梓等三人,于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 的负责人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 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 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 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 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 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 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 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 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 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月13日,聂元梓召开“打常( 常溪萍) 会议”, 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 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 秋,上海市市长) 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 红卫兵上海市 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 “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 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5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 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 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 彤的新上海! ” 聂元梓在发表长篇讲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常溪萍! 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 必须大乱! ” 大会后第三天,1966年11月29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 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三百多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 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 》,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 要跟着“消毒”。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 起发行。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怎么能允许同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呢 ? 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报刊发行处同志的拒绝。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 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 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 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少数坏人的捣乱,激怒了上海人民。在九天九夜里,一百多万群众纷纷走上 街头示威,把解放日报大楼团团围住,日夜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 为保证党报的正常出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 等被迫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等人进行谈判。1966年12月10日,由市长曹荻秋签 字,答应了“工总司”的“四个条件”,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 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 动”。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 “反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 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再次被批斗并且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 工人造反报》。曹荻秋还公开违心地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次表态,激怒了“赤卫队”。“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作赤卫队”, 是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骨干,于11月26日宣告成立的。他们为 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口号。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向曹荻秋提出“八项要求”。曹荻秋于24日签字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60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月25 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被迫宣布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处在两大派夹攻中的曹荻秋,在风暴漩涡中左右为难。这个1929年入党的老 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市长,是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第三任上海市长,他本 不愿支持“工总司”,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了,不得不表示支持。他 本认为应支持“赤卫队”,但是不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精神,又得违心表示不支持。 他就这样,被两大派夹攻着,吃尽了苦头。 12月28日,“赤卫队”得到曹荻秋撤销支持“赤卫队”的消息。一万多赤卫 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 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就在这时,张春桥乘乱挑起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 12月28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听到马天水向他汇报流传的 谣言“赤卫队抄了他的家”,当天夜里打电话给王洪文。 他要他们警惕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造反派英 勇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指示他们立即调动人马,向“赤卫队”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 当天深夜,“工总司”调动车辆和十几万人,将进入康平路的不足三万人 “赤卫队”,一层层地包围起来。 王洪文说:“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不吃掉‘赤卫队’,‘ 工总司’就站不稳脚跟。对‘赤卫队’就是要砸! ” 30日凌晨二时,康平路喊声四起:“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 戈一击有功”。震天的喊声中,“工总司”十万人发起了总攻,打垮了赤卫队, 使上海变成了工总司一派的天下。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据记载: “30日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 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 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100 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命令”:把“赤卫队”各级领导干部抓起 来。全市各机关企业有240 余人被捕,单是上海国棉17厂被捕的赤卫队员就有25 人。 张春桥对他指挥的这场武斗,十分得意。1967年3 月8 日,他对山西太原市 造反派进京代表说:“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 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跨了,讲话没人听 了。赤卫队也跨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 正在这时,自鸣得意的张春桥被他女儿打了一巴掌。在“赤卫队”被“踏平” 的这天,张春桥的女儿写了一张《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流传开来。传单 说: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 笔者注:即 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家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传单”揭露了谣言。张春桥知道后,打电话给妻子说:“抄家不是孤立的, 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后来,尽管“工总司”和张春桥妻子一再声明,否认“传单”,可是却无法 掩盖铁的事实:上海大乱了。 镇压了赤卫队之后,张春桥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倒打一耙,诬陷康平 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指使他“要各个群众组织快点商量,揭露市委 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后院起火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间,上海市委机关内部还发生一起所谓“心脏 爆炸”和“后院起火”事件。上海市委写作组徐景贤、朱永嘉等,配合“工总司”, 从市委机关内部起来造反。 早在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对来北京的朱永嘉说:“你们应该 造反,从市委内部把市委搞乱。” 朱永嘉立即打电话回上海,把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 部书记徐景贤汇报了。 11月28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起来造反。张春桥听 了,说:“很好。” 第二天,姚文元给徐景贤回电话,具体指示写作班子造上海市委的反。 12月12日,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打电话,催问市委写作班子:“是写文章,还 是上第一线? ”鼓励他们立即起来“造反”,“上前线”,踢开上海市委,把写 作班子转变为夺权的工作班子。 14日晚,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徐景贤,询问写作班子“造反”进展情况,并 指示说:“不能停留在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要搞得更深! ” 徐景贤当即汇报了13日秀才们深夜开会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坚决执行中 央文革的指示,要杀市委的回马枪,里应外合,抛出陈丕显、曹荻秋的材料,从 内部向上海市委夺权! ” 28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 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等 人。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和常溪萍被当作 “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炮打上海市委”“揪出曹荻秋”“火 烧陈丕显”等口号。徐景贤发表长篇造反演讲后,宣读了《造反声明》,宣称: “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 对这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导演的“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张春桥给 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受到了震动。上海市委从此不神气了 ! ” 一月革命 在“康平路事件”中受到血腥镇压的“赤卫队”员们,气难平,恨难消。他 们一部分突出包围,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卡车,有的步行,纷纷到北京上告。1966 年 12 月31日下午,王洪文闻讯后,立即组织人马追赶到昆山,强令“赤卫队” 解散组织,制造了打伤多人的“昆山事件”,又一次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消息传到北京。1967年1 月1 日凌晨一时,张春桥打电话给正在养病的上海 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找各造反派解决铁路中断问题。 陈丕显明知这是故意给他出难题,但他仍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市委 开会。凌晨三时,陈丕显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求大家以大局为 重,恢复铁路交通和革命秩序。 就在这时,徐景贤也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把给陈丕显的电话内容 通知他,并且阴险地说: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当然不是支持陈丕显”, “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王洪文在陈丕显召集的会上一气不吭。第二天,他和陈阿大飞到了北京。 1 月3 日夜,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王洪文、陈阿大说,对陈丕显“应 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然后把他打倒。张春桥对 王洪文说: “上海的桃子熟了! ” “安亭事件”后,上海的煤炭告急,整个城市瘫痪了。 上海影响全国。鉴于上海市委已不能工作,为解决上海问题,中央决定让毛 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赞扬过的谭震林同志,去主持上海市委工作。 但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先走。据姚文元交待,江青对张、姚传达说 :“你们可以回上海了。煤炭问题这么紧张,不要等谭震林同志了,你们可以先 走。” 1 月4 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共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飞抵上海。张 春桥在离京赴沪前,曾与江青商量过,到上海后与华东局划清界限,不沾上海市 委的边。 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就到康平路招待所,找“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的头头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指示他们马上组织一个班子,以联络、控制各造反 派组织。张春桥向他们交底说:“我们这次来,是听说上海要进行夺权。我和姚 文元听到这个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赶来上海想同你们谈谈。” 1 月4 日,《文汇报》夺权。这是安亭事件后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就一个单 位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夺权。它在《告读者书》中说:“从今天起,我们‘星 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1 月5 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宣布夺权。 这天,张春桥对“工总司”造反派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 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 月6 日,天空飘着雪花。“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开始了。几万人在刺骨寒风里,目睹陈丕显站在木箱上,曹荻秋被押上主席台批 斗的情景。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也被揪来陪斗。 会上,王洪文声嘶力竭地叫嚷:“‘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 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从市委书记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 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 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 大会宣布了三个《紧急通告》,不再承认曹荻秋同志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对 他监督改造,勒令陈丕显“在七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 进行彻底改组。” 对这次大会,姚文元1 月6 日向中央写了《情况通报》,内称:“上海开了 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 :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 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限一周内交待自己的 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 笔者注:“魏、韩”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马、梁”是上海市委书 记马天水、梁国斌。) 大乱的上海,一时涌出32个造反派组织,他们把成千成万的老干部、学者、 专家,戴上高帽子,揪斗游行,逼迫许多机关企业的“走资派”,在“补充工资” 的经济要求上签字,而造反派自己则瓜分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发横财! 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1967年1 月8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 日造了反,《解放日报》6 日也造 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 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 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 月9 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并且发表了编者按语: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 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 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 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 动作用。” 1967年1 月11日,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 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由毛泽 东亲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次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推上同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子坐的高位。贺电说: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 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 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 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 月12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聚集人民广场,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 欢呼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一再自称是“小学生”的张春桥说:“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 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 》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 发动,亲自揭开的。”他在几分钟的讲话里,竟32次提到毛泽东,狂热地鼓吹个 人崇拜。 大会刚刚结束,王洪文就抓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并把上海市长曹荻 秋押上一辆卡车,让他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夺权风暴刮遍全市。从15日起,三天内有49个机关被夺权。1 月15日凌晨三 时,“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闯入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市委的大印!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 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 夺权! ”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 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 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 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 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 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 月5 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 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 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利。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 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 ”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上海人 民公社”一连几天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都在纳闷。 街头上,出现了“红革会”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连续《十问》的大字报。 2 月12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 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据姚文元交待说:“刚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王 力也去了。着重谈机构问题。” “毛主席讲,上海现在叫人民公社,其他地方叫革委会。你们上海不是孤立 了吗? 如果都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全国是否还要成立总的公社? 中华人民共 和国要不要改名字? 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把人民公社的名字改 过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把最反对的人封成官,把反对你们的人团结起 来。 姚文元交待说,毛主席实际指的是马天水。于是我们回去做马天水的工作, 吸收他参加“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2 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全面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他们在宣言中说:“我 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 地夺。” 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 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统统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有人问: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不是说了吗,统统搞掉,一个不留嘛! 怎么? 你还觉得有 点可惜吗? 老实讲,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 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 ? 一个也不能留!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 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 迫害致死。 血腥的镇压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 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他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 《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 雪涛,像一只豺狼一样,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小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 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 多期,制造大批 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 人,致 死五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 人。 1968年9 月,游雪涛在送给张春桥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们在一条特殊战 线上奋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 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 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在笔记本上写道:“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 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 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1967年1 月和1968年4 月,上海人民冲破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游雪 涛“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密报张春桥。 1967年1 月24日,上海繁华市区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一问张春桥》、 《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能代表 中央》。 主持写大字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当他们发现张春桥是攻击鲁 迅的炮手,是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时,1 月29日,在复旦大学礼堂联合召开八个 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中央文革给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扣上发动“反动逆流”的罪名,残酷加 以镇压。许多参加“炮打”的学生,后来普遍遭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迫害。 参加“一月夺权”的“上海革命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红卫军团司令部”,也被 张春桥一伙认为是与“工总司”对立的组织,不利于他们一派掌权。二月底,由 “工总司”出面策划35个群众组织,发表“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提出 对红卫军“必须彻底砸烂”。全市统一行动,拘捕红卫军干部251 人。 7 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工具车间两个群众组织的部分群众,因贴大字报引 起争吵,发生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在武斗中被打伤致死。对工人阶级内部 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理应教育双方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但是,身为上海市革 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却令政法指挥部发表通令,宣称:“上柴联司”总部有人 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死了人,并特令交出杀人凶犯名单。8 月3 日,陆海空军宣 传队进厂,“联司”不接受,把军宣队赶了出来,人也被打了。王洪文认为: “如果不解决‘联司’,上海就要乱下去,下决心要砸。” 对砸“联司”一事,1980年6 月12日,王洪文交待:“8 月3 日晚,在人民 广场召开全市联合大会,控诉‘联司’一小撮人打死‘东方红’的支部书记。8 月 3日下午,‘总司’开了小会,决定调动四万人参加,实际参加十万人‘砸联 司’。下半夜,天快亮了,队伍出发,我坐汽车到了现场。‘联司’一部分人上 房顶,一部分人在外边,下边人受了伤,发了火。我动员大家把围墙推倒,冲到 楼上去,把‘联司’的人抓起来,……抓住后打伤200 多人。这是上海最严重的 一次武斗,是我直接布置的。” 8 月4 日凌晨,东方还未破晓,王洪文打着“工总司”的旗号,调动十万不 明真相的工人和一千多辆汽车,集合到军工路一带的郊区,从水上、陆上把上海 柴油机厂层层包围。王洪文亲到现场指挥,下令让几百名“敢死队员”进入厂门 口,开始了进攻。 “上柴联司”的群众防守在工厂的房屋顶上,一边向下抛石头,打弹弓,喷 硝酸,迎头反击,一边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王洪文看到正面攻打进展不快,把主力转移到厂门左侧,用大型铲车和大木 头,撞开了工厂围墙,用25吨大吊车开路,攻入了厂区。 他们首先占领食堂,断了联司群众的水源和粮源,接着用长矛、木棍、铁棒, 打伤“联司”数百人。 在众寡十分悬殊的对垒下,被割据守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继续抵抗。“联 司”总部所在的四号楼,抵抗尤为激烈。王洪文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前结束 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了高压大型水龙头,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 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群众猛烈喷射。 “联司”群众个个成了俘虏。对抓获的“联司”人员,一律“头上开花”, “面上挂彩”,男俘全部剥去上衣,女俘全部撕破上衣,当场打死一人,关押650 人,100 人受重伤,有11人被关押八年之久。 “8 ·4 事件”这天,毛泽东、张春桥都在上海。毛泽东听了关于“8 ·4 事件”的汇报。一个多月后,9 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了毛 泽东视察上海时的重要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 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9 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 和清理队伍,把参加“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不少干部、工人被活 活打死。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制造“中农公司”大冤案,因此案迫害致死 17人,株连300 余人。 “夺权”演变成内战 继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全国许多省市响应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向各地党政领导 机关开展夺权的活动。 1967年1 月14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原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 月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 月 29日,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刘格平,担任山西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原省委书记卫恒在被关押之后自杀身亡。这是继中共云南 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之后的第二位自杀的省委领导干部。 1 月25日,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根据江青的指示,支持贵州无产阶 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2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西南的春雷》,庆祝贵州的夺权。 1 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原黑龙江省委第一 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 财、文等一切大权。2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祝贺 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 月17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康生之子张子石等人来到北京,受到陈伯 达、康生、王力的接见。康生在三个小时的交谈里,再三鼓励他们夺权。1 月22 日,青岛的造反团体在王效禹导演下夺了青岛市委、人委的一切权力。2 月3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 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在这前后,一些省市相继夺权。广东1 月22日夺权,江苏1 月22日夺权,安 徽1 月26日夺权,1 月28日北京市夺权…… 这些夺权都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的。 夺权以后,各省市、各单位都普遍长期陷入派性斗争中。你争我夺,你咬我 一口,我踢你一脚。往往这一派刚夺了权,不久又被另一派夺了去。有的甚至像 走马灯一样,一日数起夺权。 夺权斗争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渐渐由口头的争辩,进一步激化成武斗, 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松辽原野,沿海之滨,到处陷入 全面内战的深渊!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