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下的“革命” “支左”大军 1967年1 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 从中央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全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 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基本失去 作用了,成千成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全国唯一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只 有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人民解放军。他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威信,贯彻 他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1967年1 月,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组织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 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帮助保护会场,防止对立派前来冲击。 安徽省军区马上电示中央。1 月21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 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 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周恩来当天向军委碰头会传达了这个批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 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严肃批评一些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乌七八糟, 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他要求军队要善于区别情况,在夺权斗争当中,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左派”,能够 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1 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 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问题 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 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 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 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 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3 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 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 入‘三支两军’工作。” 从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支左”工作。全国先后有280 万人民解放军,背着 背包,先后离开军营,浩浩荡荡,公开地、大规模地进入陌生的国家机关、团体、 工矿企业、农村和大、中、小各类学校中去了。 至1970年底,当时参加“支左”的解放军约有40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 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 .9 万余人( 其中干部4 .8 万人) 。从这个数 字,可以看到“三支两军”在全国的规模! 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广大群众把解放军看作 “最亲爱”的人,看作“最突出政治”的人,看作党和政府的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解放军“支左”的脚步声,伴着林彪一伙的号令,鼓吹个人崇拜的现代 迷信,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当时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处处都闻语 录声”。用《毛主席语录》制作的标语,更是遍布城乡。用各种材料制作的毛泽 东像章,男女老幼人人佩戴,成为最时尚的装饰。 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的程度。风靡全国的“表忠心”、“红海洋”,以及跳 “忠字舞”等花样繁多的活动,漫天飞舞的所谓“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一举 一动让毛主席满意”的形式主义,给人民带来精神的桎梏。许多机关每日上下班 前要列队站立在毛泽东画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 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的还在行进的火车上,也要喊“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 “支左”变成支派 “支左”的目的是什么? 一位“支左”的高级指挥员曾告诉笔者:“支左” 就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许多省市造反派都是在解放 军全力支持下进行夺权的。 “支左”,即支持左派。可是谁是“左派”? 谁是“右派”呢?怎样正确的 划分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的“左派”和“右派”呢? 这是各部队“支左”中最 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没有明确指 出“左派”的标准,许多部队开始都支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 劳动模范多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而这一派,往往因为“造反精神”不强,被对 立面的一派称为“保守派”。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敢冲、敢斗、敢闯的则 被视为“革命派”,即“左派”。开初,许多军区都因支持了“保守派”,犯了 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而受到批判。 夺权中,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为稳定军队,稳定形势,在 决定“支左”的同时,1967年1 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规定 “不得擅离职守”、“不许冲击”、“不许抓人”等等,但各地都没有执行。因 为既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坚守岗位”、“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事实上,许 多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敌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军队,在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后,改变了“软弱 可欺”的形象。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多次引起支 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2 月23日,青海省军区认为《青海日报》社掌权的“8 ·18红卫兵战 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后,接着又实行武装包围。他们按照“敌人开枪, 我还击”的原则,2 月23日这天,竟然采取错误行动开枪打死群众169 人,打伤 178 人。这次武装镇压群众的“赵永夫事件”,后来被林彪定性为“带枪的刘邓 路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十年,“8 ·18”则被宣布为革 命群众组织。 继这个震惊全国的武装镇压群众的事件之后,28日又发生了青铜峡流血事件, 打死打伤群众100 多人。 四川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四川大学“8 ·26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 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连续冲击军区机关,提出要“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 月 17 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发了致造反兵团的公开信,并用飞机在全省散 发,不但得不到呼应,造反派反而加紧了对军区的围攻。成都军区在退避三舍之 后,也抓了许多人。这样矛盾更加尖锐了。5 月7 日,中共中央做出处理四川问 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 认“8 ·26战斗团”等是“革命群众组织”。可是两大派的矛盾并未由此解决。 围绕着“革”与“保”的分歧,大规模的武斗相继在中江、泸州等地爆发,人民 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 为统一“支左”认识,排除“支左”中的混乱,中央军委于1967年3 月在北 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 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吹捧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 而对于“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 理解的也要执行”。 两条命令 4 月6 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布强调爱民的“十条命令”,规 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 反动组织”,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 “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等。一些曾被军队支持的组织,对十条表示不理解, 认为这是给反军派打气。尽管如此,十条命令还是缓和了军队和群众组织的矛盾。 许多“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指示,进行自我检讨,转变“支左” 方向,“掉转屁股”,受到造反派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 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 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政治风云的“反复”、突变和“走向反面”,使许多“支左”人员感到困惑。 许多地方的“支左”工作,在“转弯”中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四川、广东、 福建、河南等省市的“支左”部队,相继发表声明,否定前一阶段的“支左”工 作。这样,正如毛泽东说,弄得“支左”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 许多“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卷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纠纷, “支左”又变成了支派。驻山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在青岛夺权以后,一开始并没 有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却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后来,康生直接插手山 东,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 央文革小组,认为山东“支左”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支左”部 队被迫公开检讨。 “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 等机关都普遍实行了军事管制,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极 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军事机关甚至也被实行了军事管制。例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和许多军事院校都曾经实行过军事管制。 9 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在视察 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中央报刊相继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两派 “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确地对待干部, 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 要解决好。” 10月7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 是党、政、军的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管党、政、 军。又说,军管的时间不能太长,要过渡到“三结合”。 所谓“三结合”,即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 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这种以军人为主体的“三结合”,从党中央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一直延伸 到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权力,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达到了最高峰。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2名是军 人,超过半数。 在各省市,至1968年9 月,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三结合”的 革命委员会中,上将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等军队干部,分别担任20 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北京市占 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 98%。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达5193人。 这说明军队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领导权,不仅直接领导了各地的运 动,而且介入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方面。军队“支左”人员成为“文化大 革命”左倾路线的实际执行者。在那些日子里,军装成为荣耀的标志,权威的象 征。 鉴于各省市党政机构陆续恢复工作,1972年8 月2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决定将“支左”部队撤出地方工作,“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在历时五年的风浪里,“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极其复杂的困难情 况下,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混乱的局面,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保护老干 部,做了大量工作,减少了许多损失。对支撑全国大局,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支左”工作也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一位长期参加“支左”的 同志,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们都是握枪杆子的,我们对干地方工作和群众组织都 是很陌生的。尽管我们也曾进行拥政爱民工作,但在整体上,军与民是过着两种 生活。“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声令下,我们都投入了“支左”。我们既缺乏地 方工作经验,也不了解“支左”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实际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 一件件都迫使我们这些新的当权者来表态。盲人骑马,不能不犯错误啊。支一派, 压一派,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纠纷和对立,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有些支 左人员作风霸道,骄气傲气十足,有的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在革命的口号下, “瞎指挥”,干了不少傻事、错事,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损害了革命军人的 形象和荣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啊! 1984年5 月18日,《解放军报》在评论员文章《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文, 引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问题的评价, 同时也引用邓小平同志对“三支两军”的全面的评价。邓小平说: “对‘三支两军’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 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 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很多坏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 评论员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 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战。‘文化大革命’的各派都是 错误的。因此,‘三支两军’中的‘支左’是支派,不管支那一派都是错误的。” 草木皆兵 1967年6 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5 ·16兵团”张建旗等人,同北京外国语 学院“6 ·16兵团”刘令凯等,联合起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 兵5 ·16兵团”。 这个人数不多的反革命组织,总是在夜深入静之时,四处活动,张贴攻击诬 陷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小字报。例如,《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 》、《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 等。有的还把周恩来与“王明路线”、“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进行批 判。 这些错误活动,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8 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 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6个院校的红卫兵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是炮打 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 声明表示要与“5 ·16兵团”战斗到底。 8 月26日,首都和全国各地来京的一千多个红卫兵代表,在北京钢铁学院召 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 ·16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 1967年9 月1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 青、张春桥等人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5 ·16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5 ·16”,同志们要提 高警惕。 9 月5 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的红卫兵代表。江青说:要拥护人民解 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揭露“5 ·16 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1967年9 月8 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毛 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 “5 ·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文章说:“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 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 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 5 ·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份材料称,为动员宣传好《评陶铸的两本书》,9 月7 日凌晨一时,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专门会议上,陈伯达、江青、姚文元、戚本 禹等连续发表讲话。 戚本禹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是中央的重要战斗步骤。” 江青说:“这篇文章是个典型炮弹! 发出去以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 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要批判极‘左’,要批 判极右。” 姚文元说:“这篇文章是从批陶铸到批‘5 ·16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 ‘5 ·16’是陶铸极‘左’的发展。”他要求各新闻单位,20日以后要大讲特讲 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大讲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大批判的高潮 中过国庆节。 江青的“9 ·5 讲话”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向“5 ·16”发起总攻的信 号弹。9 月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9 ·5 讲 话”。一时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纷纷举行集会和座谈会,讨论揭发所谓“5 ·16” 的罪行。 9 月1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党委及 对外文委等代表,有一篇长篇谈话。他严厉批评姚登山:“我看你有些昏昏然, 你干扰了外交部的行动,你到处做报告”,“我那天病又犯了,连我的医生都看 不过,要造你的反,你就坐在那儿看我,对我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周恩来在谈到“5 ·16”问题时说,姚文元文章说的很清楚,“5 ·16”是 个反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接着,他又说:没有什么了 不起,没有多少人,它就是那些不准确的、错误的、不存在的关系。“5 ·16” 说它有八个方面军是吓人的……它没这么多人,只是少数的小头头。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指出:第一,“5 ·16”不要扩大化,不要到处 去抓“5 ·16”。……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不要给人戴“5 ·16”的帽子。群 众是受蒙蔽的么! 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5 ·16”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别 的单位不要干涉,不要去管他…… 周恩来在讲话中,清醒的估计了形势,正确的指出了方针。但是却遭到中央 文革的抵制和反对。 1970年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 ·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中央随即成立“5 ·16”专案领导小组,在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统一部署 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查“5 ·16”运动,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 “5 ·16”分子,致使清查“5 ·16”集团的斗争,演变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组织 的大混战,加剧了两派群众尖锐对立的派性斗争。 在此以前,1970年1 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教育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 …”这是继1967年1 月13日《公安六条》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肃反。《公安六条 》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 命行为。” 2 月5 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 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 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运动。 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的《决定》,凡是有“三指向”言行的都定为“反革命”, 定为“5 ·16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 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把在“三忠于”、 “四无限”现代迷信里,说过错话,写过错字的人,都打成“现行反革命”、 “5 ·16分子”,闹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尽管毛泽东强调: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但是由于清查工作是在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运动一开始, 两派之间就相互你揪我、我揪你,相互攻击,相互指责对方为“5 ·16分子”, 把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有些单位重复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号 召“坦白交待”、“个别突破”,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群众,在全国性的两派 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里,受到残酷的迫害。 在“全面内战”里,几乎人人都遭受整的“洗礼”。著名作家夏衍在“文革” 中一直被“整”,但他处之泰然,并且对“人整人”的“混战”,以诗为乐曰: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 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短诗,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年2 月至11月间,十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 “反革命分子”184 万名,逮捕2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许多是冤假 错案。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另据1981年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 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 万多人。 “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 案,竟达24.9 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 万以上。江苏南京市是100 多万人口的城市,抓“5 ·16”扩大化,竟抓了27万人。扬子江机械厂6000职工, 有2000人被当作“5 ·16”分子抓了起来,占了三分之一。被抓的人,没一个说 得出“5 ·16”是干什么的。许多机关干部连家属在内,都因涉及“5 ·16”问 题,实行“连根拔”,强制到农村落户。 对清查“5 ·16”分子,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内,根据她个人的见 闻,曾有以下记述: “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 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个‘5 ·16’坦白大会。 1966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5 ·16’,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 ‘组织关系’和二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 这个单位“下干校1700人。已经揪出‘5 ·16’竟达到400 多人。军宣队还在大 会上动员,不能对揪‘5 ·16’抱有右倾思想! ” 作家冯骥才在一篇《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的真实故事里,详细记述了云 南某城市发生的事。 有一天,两派进行大联合谈判。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刊有毛主席照片的 《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方发现了,立刻把这个头头戴上侮辱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罪名,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 还有一次,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公安局来查,认定 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动标语。于是就在市委大院抓了一个八岁 的女孩。孩子的爸爸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参加了一派。他们用各种办法 吓唬女孩,要她承认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可是女孩死也不承认,后来,他们把小 女孩弄到市委大院批斗,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 ××! ” 他们威胁女孩说,要枪毙她。“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 ” 可是女孩摇摇头,硬是不承认。 于是,就把女孩带到刑场上,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猛然一阵枪 响,女孩旁边的犯人,全都栽倒了。那个陪绑的八岁女孩,没有死,吓得昏倒在 地! 人人过关 伴随着“清查5 ·16”,北京、上海等许多单位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 更广泛的范围内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 最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问题的是江青。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 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整 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 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上海市马上响应江 青的号召,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借用整党和反“右”倾的名义,采取各种方法, 从机关干部和群众组织中揪出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 以及“漏网右派”、“假党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 1968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里指出,要 “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 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根据这个批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内查外调”。对被造反派怀 疑的一切干部和职工,都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国家为此投入巨大的 资金和运输力量。成千上万的外调人员,为了微不足道的“疑点”,不远万里, 爬山涉水,所获甚微。有不少外调人员借机会“公费旅行”,游山玩水。外调的 所谓“特务”、“假党员”者,最终“查无其事”。 至于“内查”,更是花样百出。“群众路线”,变成了“群众专政”。在 “一切经过群众”的口号下,非党员可以审查党员,普通机关人员可以审查党的 高级干部。有的机关则搞什么“自报公议”,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会上汇报 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然后群起分析、批判、质疑,“从鸡蛋里挑骨头”,闹出 许多笑话。 一位在苏北战场七战七捷战斗中负伤的老干部,伸出他断掉半截的手臂,沉 痛的告诉笔者说:涟水战斗中,我担任主攻的营教导员,胳膊被敌人打断。造反 派审查我,竟质问说,你既然受了重伤,怎么还能活着下来? 我含着眼泪回答, 我是被战友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呵! 而造反派则怀疑我是逃跑的,为这件事,审 查我两个月…… 为在全国建立新秩序,在“全国一片红”和“斗、批、改”的活动中,广泛 开展了“清队”运动。1968年5 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 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给毛泽东。这个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 笔者注 :“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 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是在中 央警卫团(8341 部队) 军宣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江青控制的“点”,因此, 毛泽东特别重视。 5 月19日,毛泽东在这个《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 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根据这个批示,5 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经验》,要求全国 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经验》材料介绍说,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 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 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 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 留情。 在“毫不留情”的打击下,大搞逼供信,用所谓“攻心”战术,制造许多错 案。材料介绍说,一个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女工,“跳楼摔死了”。“当然,反 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经验》转发以后,全国许多地区开展“清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当作 “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局长以上 的高级干部,受到立案审查的约占75%左右。许多努力工作的好干部,被诬陷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审查时,滥用专政手 段,大搞逼供信,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连受审人员的家属、亲友也受到 株连,祸及群众达一亿人。 闻名中外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为报效祖国从香港 归国的乒乓球健将,荣获过世界冠军。他们在“清队运动”中都被怀疑是“特务”, 遭到游斗、毒打,相继在1968年4 、5 、6 月自杀。世界冠军容国团在遗书上写 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 命。” 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一些党的忠诚儿女,为捍卫真理,以自己年 轻的生命和鲜血,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共和国的枪口下! 他们之中,有人民英雄张志新! 他们之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遇罗克! 他们之中,有多次上书毛主席,在狱中写下许多读书笔记的忻元华! 这里,简略记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年轻姑娘丁祖晓的被杀。 1969年,林彪、江青集团强行推动的“三忠于”造神活动,遍布偏远的湘西 农村。那时,家家升起“忠”字旗,户户挂起“忠”字匾,村村建起“忠”字碑。 过去村里安放神龛的地方,现在一律变成了“语录台”。许多地方还把“三忠于” 的“早请示”、“晚汇报”等五项“宗教”仪式,称为“五个第一”,每天上班 前,下班前,吃饭前,睡觉前,要求早晚必做。伴随着这些“宗教”仪式,出现 了大批冤案。 回乡高中知识青年丁祖晓发现,有些不识字的老实农民,因为背语录漏字掉 字,说错一句话,喊错一句口号,就要挨批挨斗,或者游乡戴高帽。对这些愚昧 的做法,她想不通。于是,她向姐姐丁祖霞谈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对“忠” 的看法,写信给自治州委的机关报《团结报》。得不到答复,她又把信改写成七 张传单,在 1969 年4 月21日“九大”闭幕前夕,在大庸县城散发了。传单像一 颗炸弹,震撼了县城。 忠诚、正直的丁祖晓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 媚而做的? 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费工,而且是一种毫无作用的, 多余的,甚至是害人的一种形式。”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把饭菜盛齐摆上,做了五个 第一再吃,……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罗一层。这是当前中国 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并非民心、民意。” 这封闪耀着正义光芒的信和传单,倾注着她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对人民 的热爱。但是传单却变成了罪证。7 月5 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了。不久。她姐姐 也被投入监狱。 1970年5 月3 日,她在最后一场审讯时慷慨陈词: “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 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 1970年5 月8 日,24岁的丁祖晓,为捍卫真理,血洒鹭湾的沙滩上!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的姑娘! -------- 梦远书城